不应被遗忘的“台事”记述

    中国台湾与祖国大陆自古有历史文化渊源。清代，台湾在移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中，各地、各宗族之间时有冲突，到了清代后期，日本殖民主义者野心勃勃，更在台湾制造了许多变乱。王韬的《台事纪闻》（又名《辛未壬申间日本扰乱台湾事实》）依据其在主编香港《循环日报》的见闻著成，记述了清同治13年（1874年）日本侵台的前因、经过、中日交涉、结局等，对日本侵略者的卑鄙行径和残酷暴行作出了深刻揭露，对清政府的委曲求全进行鞭挞，是关于日本侵台事件的第一份记述。《近代史资料》第9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根据叶恭绰抄本刊出。原为王韬写给李盛铎（木斋）的政论，王韬文集中未见著录。一个多世纪来学术界对此也罕有研究。

    在《台事纪闻》中，王韬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事件：清同治十年十一月琉球船只因为遭遇飓风，在海上漂流，溺毙三人。船只漂至台湾岛南岸牡丹社地区。原住民发现后，夺他们的衣服，杀四十五人，仅有十二人逃脱。日本当局借这个事件兴师问罪，美国、英国则从自身利益考虑，打算保持中立。日本悍然出兵，登陆台湾，而原住民据险力拒，经不住日军连续进攻，伤亡惨重，继而转入游击战。对此，国际议论一片哗然。

    中国有关政府立即向日方发出照会，所持观点坚定而又鲜明：

    “从道至台，浙闽总督亦即移书诘问。其略曰：台湾全岛，隶我中国版图，凡二百年于兹矣。虽岛民不知沐浴文明，涵濡德化，或不守政府法令，然在我所管辖之地，则我子民也。且以万国公法论，人民物业在我所辖之地者，悉当从我国法治之。盖以各国皆有主宰事务之权，假令或有误失，原与它国无关……乃贵国忽遣问罪之师，妄侵彼岛，不独坏公法，且悖盟约。况琉球本我属国，漂民遇害，可命在台官吏，明正其罪，在我国义无庸辞，又何必重烦足下哉！”

    在以外交途径交涉的同时，清廷也派遣军舰和士兵前往台湾海峡。“由是两国几有交兵之势。日本政府遽下令其国中，征兵设备，遣人于英国，更买铁甲战舰。我国亦布告其事于遐迩，佣英法人建电线，筑炮台，向普国购新制洋枪三万杆，益严备御。”

    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欧美人士，纷纷在报章发表评论，无不判定中国为是、日本为非，中国为直、日本为曲。德国、法国、俄国、西班牙等国政府向日本发出质问，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禁止本国商民参与侵台。但是也有借此衅隙，企图谋取奇利的。特别是在台湾已经获取商业利益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日本则四处购买军火，导致枪械火药的价格上涨了三倍。不少人自愿投笔从戎，枕戈习武。一些年少浮躁之流，甚至提出请愿，试图举兵直捣中国京师，一时甚嚣尘上。

    《台事纪闻》在客观叙述的过程中，采取新闻手法，列举大量事实，刻划诸多细节。比起枯燥的政府文书来，自然读起来生动形象得多。

    最后，这个差点酿成中日两国战争的事件，是通过双方谈判议和解决的。当时，日本使节大久保利称台湾番地非中国管辖，其实是为了索取高额赔款。但由于中国方面的坚持，他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于是大久保利以离开北京回国作威胁。李鸿章闻讯后，不为之所动，写信给总理衙门，坚持定见，拒绝赔款。他的态度跟美国公使艾忻敏明确表示支持有关。事实上，艾忻敏既公开承认台湾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反对日本方面再起战端，同时也隐藏着美国的战略意图。

    然而，总理衙门在获悉大久保利通将要离京的消息之后，惟恐谈判破裂，请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作为调停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恰恰各有各的想法，彼此是相对立的。威妥玛抓住机会，竭力劝说总理衙门，听从大久保利通的要求。几乎在这同时，美国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原本要求中国赔款，但是为了和英国争夺调停权，转而要求中国拒绝赔款。

    美国人的快速变脸，并没有影响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成功。从当时局势看，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几乎同时出现边疆危机，清政府正顾此失彼。而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自身实力不充足，也难以得到列强的支持。在威妥玛的“调停”下，大清政府接受日本方面的要求。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人与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达成了和议。

    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条约列明三项条款。根据协议，中国方以抚恤难民、购买日军在台所建房屋的名义，支付给日本方五十万两白银，作为日本从台湾退军的条件。

    一场弥漫硝烟的台岛战争，以中方赔款宣告结束。在这场“征台之役”中，中国台湾原住民的骁勇善战，给日本人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象。这是日本人和中国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次交锋。显然，以先进的兵器武装的新式日本军队，在装备落后却熟悉地形的台湾原住民面前，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从本质上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任何侵略者都是难以逃脱失败命运的。然而，由于“北京专条”的不少表述很模糊，并不谴责日本军队入侵台湾，这为日本日后更肆无忌惮入侵中国埋下了祸根，也助长了列强的侵华野心。

    王韬在《台事纪闻》的结尾处，写下洋洋千言的评论，慨然道：

    “日人征番之役，其轻我中国甚矣，曾不知台湾乃我版图，生番乃我赤子，乃真悍然兴师，假我之道，驻我之境，戳我之民。自泰西诸国处此，兵端可以立见，而当路者犹思羁縻之术进，委曲迁就，卒至于酬饷五十万金。夫区区金钱固不足惜，然其如国体何？日人于此盖已窥我之微矣。此所以翦灭琉球，曾不旋踵也。议者皆谓兵锋一交，必至于两国暴骨，而糜费饷需，当不知几万万金，幸如天之福，讲好撤师,烽燧不至照于郊原，尸骸不至填于沟壑，两国往来，仍如畴昔，是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呜呼，曾不知征番者，灭琉球之见端也，灭琉球者，将来并高丽、侵中国之渐也！”

    王韬尖锐地指出，清政府应对台事之策的失误，在于“惜乎我之未知日情也”。他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帑藏空虚，纸币日贱，国内因废藩置县和“治内派”与“征蕃派”的矛盾斗争，出现政局动荡，国际上又面临英美的中立和异议的压力，驻台日兵不及我方五分之一，因此清政府应当坚决以武力驱逐日兵，而日本败退之后想要扩大战争，“岂一朝夕事，而我已早有所备矣”，且“将见师熠于外，民变于内，日将自救之不暇，而何暇谋人？”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王韬对于日本入侵台湾的政治意图看得非常透彻，且颇有先见之明。“征番者，灭琉球之见端也，灭琉球者，将来并高丽、侵中国之渐也。”

    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侵台事件”已成为历史，我们阅读王韬的醒世之篇《台事纪闻》，是为了让中日两国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加强合作，追求共赢，而对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推行“文化台独”，这也是警示之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渊源联系，任何时候都不容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