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特·戈蒂埃的“中国梦”

    朱迪特·戈蒂埃是一位法国女作家，善于描述东方风情，生时自诩为“转世中国公主”，死后埋骨布列塔尼海岸的清凉界，离迪纳尔市去无多路。美人琼蕊黄土，跟她义结金兰的原安南阮朝咸宜帝阮福明壮其生平奇节，为志其墓而铭之曰：“日来天”。阮福明受汉文化熏陶，用了三个简洁的文言汉字，法文意译为“天降光明”。另外，逝者还留有一幅手书真迹，是她生前亲笔抄写的汉语“孔子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以及她直译的法文，下署她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俞第德”，既同她的少女芳名“Judith”谐音，又显示其“进德修业”的志向。她深知“仁德”是中国东方儒学谥法的核心范畴、秉德处世的律条、发潜德之幽光的人品高标。

    两年前，《欧洲时报》载文追溯法国汉学之源，提及在18世纪将中国清朝张匀的小说《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译成法语（LesDeuxCousines）的黄嘉略（Arcade Ho⁃angh）。然而，这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19世纪浪漫派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的长女朱迪特·戈蒂埃。此女崇仰中国，对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无可否认的贡献，炎黄子孙应永远铭记在心。值此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我们该对一位崇敬中华文明的杰出法兰西女子表示深切的感激。

    一

    追溯到19世纪，中国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61年，山西秀才、参与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丁敦龄流亡法国寻求避难。这样，朱迪特得以师从丁敦龄学习汉语，成了六角国最早期的汉学家。丁敦龄于1831年6月22日生在山西平阳一个传统中医之家，18岁考上秀才，接着跟随一个法国耶稣会士皈依天主教，受洗取教名“保罗-约翰·巴蒂斯特·玛丽”。翌年，他在澳门娶方阿玲为妻，女方亦为教徒。接着，丁敦龄给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传教士约瑟夫-玛丽·加莱（中文名“范尚人”）当助手，与之签约编一部汉法辞典。为此，他于1861年8月抵达巴黎，住在卡莱的居所。不料，一年后那个耶稣会士不幸病逝，丁敦龄流落街头，在圣拉萨尔港堤岸漂泊，生计无着。一天，他在巴黎拉丁区流浪，遇到了东方学者查理-克莱芒·卡诺。卡诺是泰奥菲尔·戈蒂埃的挚友，遂将丁敦龄引见给这位高蹈派大诗人，跟东道一家共进晚餐。戈蒂埃是个“中国迷”，对中国诗歌兴趣浓厚，与中国秀才相见甚欢。朱迪特在她的回忆录《第二串项链》里追述了这次相遇：

    这个人身材相当矮小，相貌奇特。他眼角上斜，戴一顶旧宽边高帽，直耷拉到耳朵，看上去十分有趣……他是由澳门主教加莱带到法国来的。加莱聘他编辑一部汉法辞典。可是，主教死了，人们只能将他送回中国去。这之前，他一直住在主教家里，大概从不出门，几乎连一点儿法语都不懂，也没有任何社会联系。诺诺（查理-克莱芒·卡诺）碰见他时，伊正赶去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家。儒莲给他点儿活干，可一直不及时付微薄的报酬。贫困中，他遇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女方可怜他，渐渐心生爱恋，拟嫁给他。孰料，这个帮他的女子最后去世，让可怜的流亡者坠入了悲惨境地。

    据朱迪特撰述，她父亲对一个从遥远东方国度来的落拓文士深表同情，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为丁敦龄购买船票，让他从海路返归故国。丁敦龄虽然对东道主的慷慨之举心怀感激，但本人有难言之隐。事实上，他如果返回中国，会因与太平天国有牵连遭清廷逮捕，故而无法承受戈蒂埃的支助。朱迪特这样解释丁敦龄的反应：“他原先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谋反，打仗时中了竹炮，一个臂膀被炸掉一块肉，受了重伤。”朱迪特的说法看来确有依据。先前雇用他的耶稣会士约瑟夫-玛丽·加莱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著作，题为《中国的暴动，从起事到南京陷落》。况且，在丁敦龄影响下，朱迪特·戈蒂埃自己也写了一本不同凡响的书：《太平天国天王传奇》。

    泰奥菲尔·戈蒂埃看到丁敦龄胳膊上中炮弹造成的疮疤，只得作罢，改为按东方习俗，留他在家当“清客”，让他住在垄尚街角一间小屋里过活。这样，中国秀才在戈蒂埃处当起家庭教师，给戈氏两个女儿——朱迪特和艾丝黛尔教授汉语，进而让两位少女领略中国古典诗歌之美。大女儿朱迪特更驰情感往，积累了关于中华文明的广博知识，受到一个东方国家古老文明的吸引而开拓心胸，搜神拈异。雷米·古赫蒙在回忆朱迪特·戈蒂埃生平时写道：“她不仅能读中文，而且会说会写，灵巧地运用中国的传统毛笔，描出古怪的象意文字。中国给了她诸多乐趣。”

    在《第二串项链》里，朱迪特还详细记载了她在中国秀才指导下学习中文的整个过程。一天，她把丁敦龄介绍给大仲马，提出让丁翻译仲马氏的名著《三个火枪手》。她对自己这位中文教师有深深的尊敬，结下真诚的友谊，说：“他不在时，我们总是挂念着他。”至于丁敦龄，他于1875年6月25日向法国公众表示：“我离开中国，已经逝去十四个年头。我踏上你们祖先的土地，遇到了泰奥菲尔·戈蒂埃。他胸怀宽广，非常仁慈，向我敞开了自己家庭的大门而收留了我。对我来说，他是天界的东道，放出仁爱之光。他现在告别了本世纪，愿他入土为安。”

    泰奥菲尔·戈蒂埃1872年去世后，丁敦龄一直是朱迪特的亲密朋友。后来，双方不幸发生误会，产生了一场争执，丁敦龄不得不辞去了家教之职。离开戈家后，丁敦龄娶卡罗丽娜-朱莉·列日瓦为妻别居。法国妻子控告丁敦龄犯重婚罪，巴黎警方查实丁敦龄在中国确有妻子，依法将他下狱。对此，丁敦龄在巴黎向报界发表公开信说：“整整两个月，我被剥夺了自由。在牢房里，我写了一本书，向你们描述我祖国的风俗习惯。中国对你们来说远若星辰，我是那边山西省一个穷秀才，在这里狱中撰写了一个故事。你们读了或许会感到有趣，悠然以想。”丁敦龄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题为《小拖鞋》，全是作者自己的一番经历。中国秀才的案件在巴黎报界广为报道，最后被宣判无罪。丁敦龄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生活，并于1886年去世，葬在巴黎北郊的圣多昂墓地。尽管师生二人失和，朱迪特·戈蒂埃还是为她的老师操办了合乎礼仪的后事。

    二

    应该承认，丁敦龄在培养朱迪特中华文化素养上的贡献是不会澌灭，更不容人歪曲的。1864年1月，朱迪特在法国《艺术家》杂志上发表了她最初翻译成法文的中国诗歌。1867年，她22岁上出版《白玉诗书》，辑合了百余篇中国唐宋诗词，其中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和李清照的作品，首次让法国公众接触到了他们不曾了解的新颖诗歌类别。

    朱迪特文学翻译的特点是，她不求形似，而自由发挥想象，欲尽神似，表露诗文中所云之妙。她译李白《清平调》里“一枝红艳露凝香”，诚可为一例；法译文还原为：“枝繁花茂，在朝露的滋润下，益发清香沁人心扉”。在《白玉诗书》序言里，译者赞美中国是“一个为诗人建立庙宇的崇高之地”，指出：“在俄耳甫斯之前12个世纪，先于大卫、荷马1500年，中国诗人就以诗琴伴奏歌吟。这在全世界仅有，他们至今几乎还是用同样的旋律在咏唱……”这部诗集旋即转译成丹麦文、俄文、葡萄牙文、英文和德文，作为“主导动机”给欧洲浪漫派音乐大师马勒的《大地之歌》灌输进神秘的灵感。在她写的一部《奇异族类》散文集中，朱迪特还强调：“中华帝国是诗人的天堂，诗作堪称‘天赐’。”

    在《白玉诗书》初版，朱迪特署名“俞第德”，将之题赠给了维克多·雨果。1868年开始，她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帝龙》，于1869年在巴黎勒麦尔书局全文出版。在这部剑侠录里，她塑造了一个名叫“大江”的反清复明英雄人物。雨果读了这部小说后，专门给作者写信说：“您的文笔有力而优雅！远赴中国，几乎就如同奔月。您让我们进行一次星球旅行。我们欣然跟随，心醉神迷，而您却展翅，流星般飞逝进深蓝的梦境，令我万分钦羡。”雨果还给朱迪特写了两首献诗，直呼其名：“朱迪特，咱俩命运紧紧相连，同舟与共。”

    泰奥菲尔·戈蒂埃深爱其女，坦言：“我们都是才能贫乏的人，而她确是个天才。”父亲称女儿为“我最后的希望”，寄希望于她，以实现自己的“东方梦”。为此，他给女儿起了个笔名：“朱迪特·瓦尔德”。朱迪特的第一部小说《帝龙》署的就是这个笔名。可以说，她就是写武侠小说的“东方司各特”。跟沃尔特·司各特一样，朱迪特善于运用异域的历史环境，在其中铺展故事情节。区别在于，苏格兰作家赞扬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朱迪特则耽奇考异，侧重梦幻的东方社会风情。读朱迪特·戈蒂埃的随笔《奇异族类》，可以想见她关于中国知识的广度和她所感受到的神秘，简直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坊间传说，“一个人若有龙体的神态，他有朝一日定会当皇帝”。据此，朱迪特在其小说里塑造了“大江”这个游侠，描绘他有胆量挑战清朝皇帝康熙的君权。她笔下的康熙帝正是伏尔泰剧本《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朱迪特赞扬反叛者大江的人格。尽管康熙皇帝表现得宽容，赦免战败者，但大江誓与事业共存亡，选择了英勇就义。大江的恋人姚梦丽也为他殉情。还有另一反叛者柯棣卿，是个浪漫气度十足的诗人，挥笔如同舞剑，视死如归。他在受刑之前用反叛者的鲜血写下一首激情洋溢的恋歌，献给他心爱的女子。像泰奥菲尔·戈蒂埃这样一个西土浪漫派大诗人，竟有如此这般性任豪侠激于义、磊落傲岸之女，能发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见于后世，历史上实为鲜见。

    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朱迪特·戈蒂埃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像《帝龙》这样一个东方故事，主线简洁，叙次转折生动，颇似中国民俗小说“话本”。散文体里夹带诗歌，每一章回都由一节韵诗引出，议论尤为精辟。朱迪特确信，在中国诗歌是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这部小说于1868年首先在《自由报》上连载，受到当时社会的一致好评。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评论道：“我应该说，朱迪特的第一部小说是一部真正的诗篇。整个书由金丝编织而成，显示一种清晰透彻的风格。”

    三

    在太平天国流亡者丁敦龄卓有成效的教授下，朱迪特·戈蒂埃成了一个“转世的中国公主”，并以此自诩，在法国文学史上留名。她一生写了许多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譬如，《奇异族类》和《中国》两本著作是对“中华帝国”细致入微的观察，让法国公众豁目，发现一个丰富的古老文明，纠正了孟德斯鸠和让-雅克·卢梭对中国所持的偏见和妄言。十分明显，她确是从中国古老文明中汲取灵感，从事文学创作的。在小说《帝龙》之后，她于1893年又发表一部集异的东方故事汇《东方之花》，授梓巴黎“阿尔芒·高兰书局”。

    所谓“东方学”的概念，系在1840年由法兰西学院确认，在19世纪后半叶扩展到远东，尤其是中国。在这一历史环境里，朱迪特终生怀着“中国情结”，挥笔让法国读者心驰东方。在《东方之花》的《祭扇》一篇中，她步伏尔泰后尘，像伏氏从《今古奇观》里取材写《查狄格，或者命运》那样，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今古奇观》系由殷弘绪神父译成法文，刊载在杜赫德神父编纂的《中国通志》上。伏尔泰选取其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依照庄子的道家观点，嘲笑社会世风日下。然而，朱迪特不赞成庄子的“卫道”立场，反其道而行之，仍采用黑色幽默手法，但改变了庄子之妻田氏“不贞之妇”的运命。她描写此妇丧亡后变成一只“自由之鸟”，声言庄子并未能得道，让鸟儿代表田氏的精神，发出揶揄贤哲庄子的尖叫声：

    哈！哈！愚蠢的哲学家，你表面上志得意满，可内心被绝望攫获。你以为将一只漂亮的蜂鸟关进笼里，鸟儿就会相信那就是她的全部宇宙，唯有你的灰胡子最秀美。

    愚蠢！愚蠢！你想收紧她的双翼，却向她展示出青春和爱的天空。哈！哈！你的欢乐鸟飞走了。愚蠢的哲学家，你现在该哭泣了！在空笼子边上哭泣吧！

    这无疑是对孔夫子主张女子“嫁从夫”的尖刻批判。朱迪特还指责孔子编《诗经》时，从中剔除了所有表达妇女争自由的情歌，不愧为一位先期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这个“转世中国公主”倒也难脱西方女子的气质。她与高蹈派诗人卡杜勒·孟戴斯的婚姻很不幸。对方是个“堕落天使”，邪恶地背叛了她。朱迪特对爱情绝望，重获独立之身，一心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

    朱迪特·戈蒂埃其他描述东方风物的作品，如《篡夺者》《爱的郡主》《伊斯坎德尔》《白鸽》《冷酷的爱》《征服天堂》等，均让法国人在“东方梦”里倘佯。此外，她还跟约瑟夫·盖达合写了以中国为主题的剧作《巴里尼德》，特别是跟志趣相同的彼埃尔·洛蒂一起编《天之娇女》和《卖笑妇》，搬上巴黎舞台，久演不衰。朱迪特意在突出西方一个恒久的主题，即爱情与荣誉的两难。在《天之娇女》序言里，她明确说道：“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必须知道三百年以来，这个国度有一个深深的创伤，至今未愈。被称为‘鞑靼人’的满族入侵，取代原先的明朝，建立了清朝。但汉族人始终怀旧，志在鼎革，一心要反清复明。因而，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之中，怒火始终潜伏在地面下，有朝一日在某一个省份突然中烧，熄灭后又会在另一个省里复燃。”

    《天之娇女》是一出悲剧，作者臆想出清朝皇帝光绪跟一个明朝皇后的恋情。事实上，她将洪秀全与明朝皇帝相混淆，而且光绪帝处于摄政母后的严密监视之下，也不可能同他的精神恋人私会。这出戏的结局是传统性的：女主人公为其宗族的荣誉牺牲爱情，选择了自戕。像作者的《帝龙》以及其他历史小说一样，《天之娇女》是一首赞美崇高的颂歌。剧本原准备由萨拉·贝纳尔演出，但遭到这位著名的悲剧女演员婉拒，未能遂作者心愿。

    除了《天之娇女》，朱迪特·戈蒂埃跟彼埃尔·洛蒂还一同编排了《卖笑妇》，貌似一出日本戏，实际是按中国元朝无名氏的剧作《货郎旦》改编而成的。朱迪特分析中国戏剧的美学，被《货郎旦》的情节拉动心弦，将之移植排演到日本社会环境里，叙述一段儿子为其父复仇的故事。剧中最为动人的，是一个艺伎的炽烈情感。她虽处于堕落境地，但一切行为都朝着一个目标：跟心上人一起生活。然而，在一个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里，像该艺伎这等弱女子，如何能够圆梦！无疑，朱迪特是在追求绝对爱情的梦想，一种天真的乌托邦。由此也可以看出她的女权主义倾向。尽管如此，《卖笑妇》在巴黎演出数周，其东方情调曾引起全城观众的共鸣。

    追溯前尘，朱迪特给后世留下了一整套充满东方情调的作品。她不仅扩大了六角国对中国的视野，而且目光波及暹罗、印度、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波斯。1862年，她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受到日本氛围的感染，闻到神奇的樱花香，据之写出了《篡夺者，或曰太阳姊姊》。到1900年，她接着又发表《爱的郡主》，描绘中世纪日本的形影。朱迪特进入日本的诗宇，歌唱鸟儿、树的枝叶，凝眸怅望，甚至一眨眼的瞬间，由之达观而发旷怀。譬如：一朵花？不，那是一只蝴蝶。谅不殊斯，从而白花飞蝶，达到心灵的永恒。她进而翻译日本诗歌，合辑为《蜻蜓诗草》，可被视为《白玉诗书》的姊妹篇。

    在朱迪特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她特殊“东方情结”的尚有根据“香妃”轶事写的《一个天子的宠妃》、波斯英雄史诗《伊斯坎德尔》、描写法国在17世纪远征印度的《征服天堂》、《孟加拉女王》、《一只白象的故事》、《山中老者》和《布提法赫之妻》。一个个东方世界之属的异域奇人奇情跃然纸上，皆幽奇生光。高蹈派诗人泰奥菲尔·邦维尔指出：“在我们法兰西曾有过非常高贵的女性。然而，我想其中无人能够超过《伊斯坎德尔》的作者。她有跟《珐琅和雕玉》歌者同样的天赋。跟其父一样，她具有奥林匹亚之美，诗的灵魂，想象和精神的辉光。”雷米·德·古赫蒙钦羡朱迪特的文学生涯，认为：“朱迪特是当世最优秀、最富有法兰西气质的作家。她文笔自然流畅，淳朴而又深含韵味，有着女性细腻的质感，言所欲言，让人浮想联翩，沉浸于无言的梦境”。

    四

    1917年一个风暴肆虐的严寒冬日，朱迪特·戈蒂埃停止了呼吸。她的朋友、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一直守在病榻。拉威尔似乎应该为朱迪特谱一支“安魂曲”。可是这个西方女子竟然去迎接东方的晨曦。岂不是一种令许多人不解的悖论！

    2011年，法国纪念了泰奥菲尔·戈蒂埃诞辰二百周年。当斯时，人们想到这位大诗人给世界奉献了一个“玉女”，让她为中法文学交流作了杰出的贡献。与维克多·谢阁兰、保罗·克洛岱尔和圣-琼·佩斯三位“中国诗人”相比，前三者均尚逊一筹，而朱迪特·戈蒂埃对中国要真诚得多。

    今天，重新翻阅《白玉诗书》，中国读者自然会联想到《诗经》里的“西方美人”，这个形象会永远铭刻在所有诗歌爱好者的记忆里。维克多·雨果对朱迪特·戈蒂埃这个负奇才抱异质的盈盈金谷女一往情深，曾有诗献给她，曰：

    您像灵慧的维纳斯，出类拔萃的娇娘。步履轻盈曼妙，一似鸟儿展翅飞翔。

    您音容笑貌焕发希望，

    有如天上神女那般爽朗。

    额山高远轩敞，

    湛蓝的双目流露辉光。

    暗影中把人人心扉照亮！

    （本文为作者在巴黎“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国际论坛上的演讲，原稿为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