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师如择父

    上个星期六（1月20日）上午，经过多日忙碌奔波，终于可以在长春老家安静几天，便想着整理一下去年发表的作品。我先把《死亡是一种能力》在博客上贴出来，正在做最后的编辑，看到刘钢师兄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我们的导师金吾伦先生在两个小时前去世了。我马上联系我们的师妹吴奇。这些年她与金老师一家走动最多，照顾最多。我作为师兄，发自内心地感谢吴奇和她的先生方刚，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在替我们尽弟子之责。电话接通时，吴奇已经赶到朝阳医院。师母说，一切从简。电话中，得知金老师是在家中离世，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一

 

    回忆起来，我第一次拜见金老师应该是在1997年的冬天，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说来不短，但与同龄人相比，与金老师的交往算是晚的。很多同行都是学生时代就耳闻金老师的大名，目睹金老师的风采。而我则是在工作十年之后才成为金老师的博士。

 

    在我的不长不短的人生中，或者是由于亚文化冲突，或者是由于不通世故，或者是由于心理故障，我常常遭受黑色幽默的打击。当时我连续两年考博北大科社中心，成绩过了，榜都落了。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我最初所热衷的专业其实是文学和艺术。在调研了连续几年的博士考题之后，我发现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这个专业，是我最容易考的。除了英语，几乎不用复习。我搬来了将近二十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合订本，精读加泛读，迅速熟悉了这个领域，也为我在自发状态下的思考确定了位置。对这个专业产生了路径依赖，决定再考一次。董光璧先生，我的学术引路人，给我介绍了金吾伦和陈久金两位先生。

 

    第一次拜访金老师，是在他的家里，印象里满屋子书，灯光灰暗，我们在书的缝隙里相对而坐。我的主要意图，是向老师讲述我个人不断拐弯的经历，讲述我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考博，以及前两年的考博经历。

 

    我那时受了一点儿自由主义的毒害，听闻美国大学里，导师与学生都是直呼其名，学生说到自己的导师，会说Iworkwithsomeone，介词是with，不是under。两者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指导的关系。作为一个自高自傲自卑自怯的人，我向往这样的关系。武侠小说里常写，师父选徒弟，徒弟也选师父。所以投考之前，一定要先见师父，看是否投缘。

 

    我曾经对人文学术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想象，觉得京城的学术圣殿里面坐着的，都是自带光环的大学者，学问高深，道德高尚。回想第二次考博，如果事先能够与临时被指派的导师沟通，可能是另一个结果。

 

    面试中，某位老师问了一个很常规的问题，为什么要考科哲。我便讲了我对这个专业的长久向往。比如早在吉大物理系读书时，就自费订阅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表明我对作为哲学的物理学比物理学本身更感兴趣。似乎也讲到我在南大物理系思考科学与人类幸福的关系，并且得出了一个反科学的结论——两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甚至可能正好相反——这成为我厌学物理，以至于最终决定退学的重要原因。我把自己讲得兴奋起来，顺口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退学之前，我有一个转学哲学的可能性。当时南大天文学系陆埮教授在哲学系与一位教授联合带研究生，研究对称性问题。而我对这个问题恰好有兴趣，有能力。陆老师在与我谈过之后，同意我转到他的门下，介绍我找这位教授再谈。不料这位教授说：“你们学物理的，物理学不好，就转到我们哲学系来，把我们哲学系当什么了！”这话让我诧异，其一，一位老师，面对一位前来求教求助的学生，没有给出一个正当的拒绝理由——他完全可以敷衍我，比如说，你的哲学基础不够，不能要你；又或者说，如果你有意学哲学，还需要作哪些哪些努力，读哪些哪些书……而这个理由实在太可笑了，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老师；其二，一位哲学教授，如此爱面子，这人的哲学境界，也未免太差了点儿。哲学不该是爱智之学吗？既然如此，转不成也好。虽然错过了陆埮先生，有所遗憾。但此事对我并不是一个打击，而是一个笑话。

 

    我天真地认为，大多数人应该与我有同样的想法，尤其是学哲学的。我讲了这个十年前的笑话，以明我向哲之心。不料话未落地，几位考官的表情就变了。

 

    最后，各位考官不留后路地给我面试不及格！笑话变成了黑色幽默。

 

    这段历史要不要跟金老师讲，我有些犹豫。很多朋友劝我，还是不要说了吧，也不算光彩。不过，最终，我还是执拗地决定，不回避，不遮掩，如果金老师也有同样的反应，就不考了。

 

    北大面试的时候说到此事，是话赶话，并非有意为之。但是见金老师，则是刻意要把丑话说在前面。金老师的反应很让我意外而欣慰，他有些激动，还有些气愤，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物理学不好，不等于哲学学不好嘛！再说你又不是学不好，你是不想学了嘛。”

 

    所谓知遇之恩，不过如此吧！

 

    当时金吾伦老师是与刘吉老师合作带博士，所以我还需要面见刘老师。刘老师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大领导，我硬着头皮，走钢丝一般，再次讲了这段往事。我与刘老师见面不多，每次见面，都颇觉受益。有几次，我在心情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见他，他一番话下来，总能给我力量。刘老师心胸宽，看得远，对我厚爱有加，期待颇多。刘老师口才好，金句迭出，让我回味良久。记得那一次刘老师说：“我们要对自己有判断！”

 

    同样，陈久金先生也是很慈祥地倾听了我的故事，一笑了之。

 

    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在中国的语境下，导师和博士很像古时的师徒关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择师不可不慎。我常常会遇到一些朋友，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师承。而我则永远可以坦然地自豪地宣布，我是董光璧、刘吉、金吾伦、陈久金几位先生的学生。

 

    他们是我的榜样。我自己有了学生之后，也常常会从反面想。所谓教学相长，作用力等于反作力，好学生就像鞭子一样，赶着老师向前走。每当有学生提出让我意外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难住的问题，都会让我心生欢喜。我希望如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好的老师，让我的学生为我自豪。

 

    二

 

    1998年夏天，我同时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两边的导师都为了录取我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尤其是刘吉老师，听闻他为我多方奔走，让我心生惭愧，不知何以为报。我面临着特别艰难的选择，放弃任何一方，我都会心有不甘，心有不安。最后，我发现了一个制度上的可能性，同时在两边就读。我首先咨询董先生的意见，他表示赞成。我又打电话给金老师，提出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过分的要求。没有想到，金老师非常兴奋，他说：“太好了，我支持你！”陈老师的态度有所保留，向我指出攻博的艰难，让我有心理准备，最后也表示同意。

 

    就这样，我1998年的9月初，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在中科院和社科院报到，成了两院博士（生）。

 

    读博的第一年，最多时要在北京城里五个地点上课：花家地社科院研究生院、建国门哲学所、玉泉路中科院研究生院、朝内小街科学史所，外加在北大选修了二外。金老师没有给我安排具体任务，他有时开会，会叫我去听。每次我去，他都会非常自豪地向其他学者介绍：“这是我的学生，他是双博士！他在中科院也读了一个博士。”他讲得特别起劲儿，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也有点儿担心。事后我悄悄地跟他说，这事儿不能公开，万一有人起了什么念头，弄不好要退掉一个。他连连称是，不过还是忍不住，常常会跟人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是双博士！”

 

    事后知道，没过多久，两面的领导都知道了这件事儿，不过没人介意，我也得以在2001年和2002年先后获得了社科院和中科院的博士学位。

 

    金老师对我可谓宠爱有加。我那时觉得，我的老师们都是大学者，工作繁忙，轻易不敢打扰他们，所以常常是金老师给我打电话。

 

    有一次，1999年，他给我打电话，特别高兴，说：“田松啊，你看到《新华文摘》了没有啊，有你的文章啊！不错啊！”我马上去找当期的《新华文摘》，发现我的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被全文转载了。他给我电话，是专门告诉我这个消息。

 

    还有一次，2001年，金老师给我电话，说：“田松啊，你看到报纸了吗？新华社消息，提到你了。”当时杨虚杰组织了一次关于科学精神的研讨会，邀请了很多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前辈，记得于光远先生坐着轮椅到会，金老师和董老师也都去了。新华社记者在发会议消息时，引用了我的观点，并且似乎只提到了我的名字。金老师特别为我高兴，他完全不介意他自己也在场，并且他的发言没有被引用。

 

    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并不是每位老师都有这样的胸怀。我想，如果我与我的学生同时参会，而学生的发言比我更有影响，我能否像金老师这样发自内心地为学生高兴呢？

 

    在金老师门下，我享有非常充分的自由。金老师是国内最早关注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学者之一，也在这个领域承担了一些课题。他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我认真写了书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其实，这是我为金老师写的唯一一篇书评。作为曾经的专栏书评人，很觉对不起老师。不过，金老师既没有要求我跟着他做课题，也没有约束我的学位论文选题。在我提出作惠勒研究之后，他马上就应允了。我曾以为，博士都是这样的。现在我自己也成了博导，对学界算是略知一二，才知道我们这样的师生关系是多么特殊而可贵。

 

    三

 

    我是在入学之后才逐渐了解金老师的。首先知道的，是他曾在文革期间住过十年秦城。这两天，看到了李惠国老师的回忆，了解稍多细节。1967年4月-9月，金老师被北京市革委会秘书长周景芳从哲学所拉出去当了几个月秘书。1968年4月，新婚不久的金老师被“破格”投进秦城，一关十年。在第五年头上，狱方送来离婚协议书，金老师签字同意。金老师心胸开阔，性格好，如果换一个人，怕不能活着出来。

 

    秦城十年，对金老师的身体一定有很大的伤害。至少在五六年前，金老师就已经有了记忆力模糊的症状。听闻他有一次去清华讲课，在校园里转了很久，找不到教室，只好打车回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单独出行。200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访学，2007年回国，这事儿给他的印象应该很深。我给他打电话，他的第一句往往是：“田松，你在美国呐！”或者是：“田松，你从美国回来了！”这两句话说了很多年，后来我就直接说：“金老师，我已经回来好几年了！”但是每次电话，金老师的第一句话，常常还是后面这句。

 

    金老师和师母都喜欢我拍的照片。前些年金老师换房子，乔迁新居，我把我拍的风景照放大装框，制作了十几幅，送给他作装饰。再一次我去他家时，看到这些照片挂满了他家的客厅和过道，仿佛给我办影展。

 

    2016年11月6日，刘钢师兄出面张罗，吴奇师妹出资，为金老师张罗了一次八十寿宴；2017年1月8日，北理工喻佑斌老师为金老师张罗了一次学术纪念会。两次活动，我都给他和师母拍了不少照片。此后师母跟我要了几次照片，我总是说，过几天，过几天。数码时代，整理照片是个大工程，我常常要拖延很久，才能下定决心，拿出一个大块时间，归档几张卡的照片。

 

    2017年8月14日，我专程去看望他。在前一天，我专门用半天时间，把前两次活动的照片做了两个文件夹，拷贝到一个U盘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金老师。

 

    那一次，金老师的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好，我们聊得非常愉快。说到我的《警惕科学》，他照例跟我开玩笑：“我还在认真学习！”当时这本书的“完整版”已经到了印厂，不过还没有拿到样书。临行前，我把U盘里的照片拷贝在金老师的电脑里，又给他和师母专门拍了一些照片，在他的书房里，在我的摄影作品前面。这些照片，他再也没有看到。我原本是想今年春节期间给他送去的。后来的情况是听吴奇师妹说的。吴奇说，去年10月的时候，金老师的记忆力忽然恶化。她说：“金老师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还记得你，拿照片问他，他就指着你的照片说，这是田松，他一直记得你。”

 

    2017年12月，金老师又做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从颈动脉切一个口，伸进去，全麻。师妹说，手术前虽然记忆力不好，但是吃饭走路都正常。手术之后，他的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师妹说着，在脖子上比了一下，让我瞬间感觉到疼痛。

 

    四

 

    入门不久，就知道了金老师的外号：老顽童和金妖。老顽童这外号应该是借用了金庸人物，不过我并未核实。作为弟子，我当然不敢如此称呼老师。但是眼见很多同龄学者，甚至比我年纪更小的同行，与金老师不分大小地开玩笑，知道老顽童的名号并非虚妄。

 

    我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科学的很多看法，在他那一代学者看来，未免过于激烈、激进，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大逆不道。不过金老师对我，从来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有时会说：“田松啊，你这个观念我不同意。”但是他愿意倾听我进一步的陈述，以及对他的反驳，再与我讨论。他高兴我有新的想法，尽管可能会不同意。但从来没有居高临下，以老师的权威迫使我接受什么，更没有指令我写什么，不写什么。

 

    作为弟子，我并未直接继承金老师的学术衣钵。但是他的工作，对我有非常多、非常深的影响。

 

    金吾伦老师原是学化学出身。早期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学者大多有理工科背景，一直到我一代。金老师这一代学者有一些共性。学术刚起步，就遇到文革，耽误了十年；文革后，中国学术全面与西方世界接轨，开始学术转型。自然辩证法这个专业来自恩格斯的同名著作，很多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阐释经典，把《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各门自然科学学科中去。文革后，自然辩证法在西方世界一时找不到接轨的对象。1980年代初期，范岱年先生把他领导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界定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此后，自然辩证法专业逐渐转型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金老师那一代学者的一大贡献是，对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及相关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为后辈学人提供了基本文献，也影响了中国科学哲学早期的学术走向。我最早接触的金老师的书，是他在1980年代与人合作翻译的卡尔·萨根《布鲁卡的脑》。我买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认识他。

 

    金老师的重要译著是他与胡新和老师合作翻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80年代后期出版，是这部经典的第二个中译本。金老师在美国访问时，还曾受邀到托马斯·库恩的家中，与他见面。这是科学哲学专业的必读书，每位本专业的新生都被要求精读此书。这个译本不断再版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胡新和老师已经先于金老师在2013年5月英年离世。这个译本再也无法由他们本人修订了。

 

    董光璧先生对我说过多次，金老师是真正的哲学家。这是因为，他的工作不仅仅有对经典的阐释和译介，还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有他个人的理论创见。金老师作为哲学家的创见，主要体现在《生成哲学》之中。这个小书很薄，但是有真知灼见。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春雨润物、潜移默化的。

 

    所谓生成，是与构成相对应的。构成论是说，世界是由已经存在的事物构成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一切变化，都是已经存在的基本原素的重新组合。所以这个世界，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这种构成论，既是本体论也是认识论，是西方思想的基本观念，也是我们当下的缺省配置。但是构成论并非是唯一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就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金老师主张生成论，认为世界并非是由原本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会生成全新的东西的。金老师把生成的机制表述为“生成子”，并模仿麦克斯韦妖的说法，称之为“生成妖”，被其他人称为“金妖”。

 

    我在读博士期间，曾经照葫芦画瓢地从构成与生成的视角，对历史和科学进行过比较，并发表过文章，但并未深入研究。2008年，在对营养学的批判中，一个新的靶子逐渐明晰起来，后来我把它表述为包括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三个层面的机械自然观。事后回想，我才意识到，其中有生成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机械自然观无疑是构成论的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是比科学主义藏得更深的缺省配置。对机械自然观的批判，是我现在批判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之一。

 

    五

 

    金老师的遗体告别时间被确定在星期一（1月22日）上午九点半。我马上改签机票，于星期天夜里返回北京。

 

    星期六去世，星期一告别，只有两天时间。数字时代的死亡文化就是这么仓促。

 

    金老师的弟子们决定集体送一个花圈。刘钢师兄给我一项任务，写一幅挽联。写挽联需要古文功底，并非我所擅长。但是师兄坚持，我推辞不成，还是拟了一个。

 

    面对现实世界，思考真的问题，生成一家之言，以金妖传世

 

    保持开放心态，宽容异己之言，哺育奇葩桃李，惟顽童永生

 

    我想表达两个意思。上联说金老师的学术，他关注现实世界，思考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不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即使是文本中的问题，也是与现实相关联的。下联说金老师的治学及教学态度。

 

    金老师的学生不算多，硕士博士加起来，不过十余人，师门联络并不紧密。去年金老八十寿宴，是弟子们聚得最多的一次。大家分布在不同领域，有相当多我都不认识。在这幅挽联中，“奇葩”一词我用的是它的本意。然而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下，这个词多有贬义，用于嘲讽。我愿意自认奇葩，其他同门未必。星期天上午，我把这个挽联发到群里，请大家帮助找一个能替代“奇葩”，又能表现弟子们的多元性和奇特性的词。有人建议万芳（恰好是金老师一位硕士的名字），也有说多元、多彩、四方、四海。让我意外的是，刘钢师兄觉得“奇葩”很好。最后，就决定保持不变。

 

    星期日夜里，我从长春飞回北京。落地时，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空气很冷，零下十几度。睡了几个小时，早早起来，前往朝阳医院，与金老师作最后的告别。

 

    朝阳医院的告别室位于医院东北角的一排平房之中。我到的时候，吴奇师妹和刘钢师兄早早到了。那天前来告别的弟子还有谢爱华一家，从天津赶来的郭元林。身在济南的刘杰师兄临时有要事不能前来，嘱我代为致意。

 

    网络时代，消息迅速传开。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表达悼念之情，很多挽联在群间传播，以个人的名义，以机构的名义。原来的通知说，大家把各自的挽联统一转给喻佑斌，由他转给哲学所，再由哲学所统一书写。但是实际上，所有挽联都没有书写。所有花圈都是同样的格式，一面条幅写着金吾伦先生千古，另一面条幅写着名字，不同的名字挤在一个条幅上，每个花圈上都挂着三四条写着名字条幅。即使这样，哲学所前一天也忙到深夜。时间紧，人手紧，一切都很匆忙。匆忙到整个告别仪式，没有家属致辞，没有原单位负责人致辞，没有学界代表致辞，自然也没有弟子致辞。

 

    告别仪式由朝阳医院的工作人员主持，机械、程式、高效。工业文明的死亡文化，工业化、商业化、职业化，如利刃，直接切断阴阳两界的关联，来不及反应。弟子们原想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告别老师。但是等到来宾进屋之后，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站在一起。来宾被安排四人一组，鞠躬，告别，慰问家属，离开告别室。我们的愿望无法实现。只有刘钢师兄带着我和吴奇、方刚，四人坚持排在一组，鞠躬，告别。经过金老师的时候，刘钢师兄停下来，用手在金老师的额头贴了一下，仿佛要试试温度。之后，我们站在家属行列的末尾，守到最后。

 

    一代哲人，匆匆离去。

 

    进入2018年，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已经走了一位梁存秀先生。金吾伦先生是第二位。就在这两天，西方哲学汪子嵩先生也去了。

 

    告别金老师这一天，北京的早晨非常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