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雷达先生

    雷达先生辞世，中国文学界，尤其是文学批评界，倒了一座山。

    还在念大学时，就知道有个雷达，老师说，这人是中国文学的“雷达”。是指他的敏锐和确当。而他自己，曾多次在口头上和文字里，说他不喜欢雷达这笔名，说这名字给人工具化的印象，仿佛在窥探什么。读雷老师的文章，更能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从未把文学批评当成工具，而是当成信念。他的批评是水性的，阔大、渊深、充满质感，其筋骨和稳固的精神内核，是在浩瀚和圆润中成就的，是以理服人，是山一般自然的挺立。他创造了那么多新概念，确立了那么多新观念，但在他的文字里，却见不到诘屈聱牙的术语。他对文学现象的侦察，始于嗅觉，成于内化，文学的精进和丧失，他几乎都有第一时间的陈述，他把自己的欣喜和忧虑，第一时间捧给文学界，捧给读者。“雷达”，这个他不喜欢的笔名，却赋予了他一种使命，数十年来，即使晚年身体不好，也没丢掉这个使命。

    后来有幸和雷达老师认识。跟他认识，自然是因为文学。十多年前，我发表了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中篇小说《大嫂谣》《我们的路》《奸细》等一批作品，雷老师倾心鼓励，说“罗伟章是近年来活跃的同辈当中，分量最重、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就在那段时间，他来四川，我和一个同事请他吃早点，成都的小笼包子，点多了，没吃完，雷老师说：“伟章打包。”因我还要去办事，不好打包，他马上说：“你忘本了。”他是从我的作品里，读出了生活的艰辛。他这话我至今记得，是因为我感觉到，一个人，包括一个作家，忘本是容易的，别的人忘本也就罢了，作家忘本却是致命的，那种创作的原动力，就可能不复存在，而没有这东西，作家很难保持精神的强度。

    两年过后，《饥饿百年》出单行本，新浪网找我去作个对谈，主持人是雷达老师。开言我表达自己的心情，说“雷老师德高望重”，听了这话，他不高兴了，这样说他，仿佛他只剩了德和望，而他一直在中国文学的现场，不仅在现场，还在前哨。由此我明白，雷达老师是多么珍惜“雷达”之名。一个名字就是一种命运，他多么珍惜自己的命运。虽不高兴，却不影响他对《饥饿百年》的喜爱；他的喜爱和评价，始终鼓舞着我。他说：“我现在经常有一个感想，就是那种非常扎实，非常致密，非常独特，非常不可替代的小说越来越少了。罗伟章这个作品恰恰做到了这些。罗伟章想要表达的，不仅是生理上的饥饿，也是情感和思想上的饥饿。他的这部书，使我的心在一些夜晚突然沉重起来，坚硬起来、疼痛起来，又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种秉烛夜读的神圣境界，流淌的是一股股青春的血液，激情、颤抖、愤怒，内心中深埋的良知和正义感，突然像乍起的狂风。他的这部小说多么让人感动，我兴奋而且感佩的是，世界上还有这样鲜活和洗炼的文字，还有这样狂跳的心脏，还有这样不屈的道义。”这些话，不管我能不能承担，但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珍惜。

    2015年，我发表了《声音史》，在评论这部小说时，雷老师再次提到《饥饿百年》，说“除了后半部稍弱，整体上是很精湛的”。对《声音史》，他认为是一部“卓特之作”，是“罕见的佳构”，是“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且认为，“我们看《声音史》，不宜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它写了空壳化的乡村如何凋蔽，它的立意其实要深广得多”。他对《声音史》缺点的指证：声音还没有完全化入情节，没有完全起到“因之而起，因之而没，因之再起的与人物命运融合为一的妙用”，我也特别认同，特别服气。他完全是说到了点子上。

    平时跟雷老师，并没有特别的交往，去北京开会，倒是常常碰见他，他总是一眼就能认出晚辈，老远就打招呼，而且总是那样亲切。

    他是中国文学界定海神针似的存在。

    而现在，这个人仙逝了。

    2018年的春天，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是很不客气的，春节刚过，就先后传出作家红柯、出版家郏宗培、龚湘海去世的消息，海岛那边，又有李敖、洛夫。其中红柯和龚湘海，是几个月前才一起喝酒的，红柯谈如何锻炼，如何养生，也谈他们老家方言生动的表达力，龚湘海说想出版我一部小说。现在，又是评论家和散文家雷达老师了。

    雷老师一路走好。

    仙逝的各位师友，一路走好。同时，祝愿活着的各位，都保重身体，写出杰作。十余天前，上海作家姚鄂梅，有感于文朋师友一路倒下，发来短信：“老罗，我感觉自己还没长大，收割机就开过来了。”祝愿那收割机不是别人驾驶，是各位自己掌握着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