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孟子》首章鼓与呼

    轴心时期中华元典的开篇讲什么、如何讲，总是能让后经学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2002—2017年，我做《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编辑，先后编过王瑞来、郭美华、柯小刚、朱承等学者专论《论语》首章的文章。2017年3月，李若晖教授来中山大学讲学，送了他研究《老子》第1章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老子集注汇考》第1卷，像一块大砖头，洋洋洒洒数十万言。

    现在写这篇小文，猛然想起：谁为《孟子》首章写过长篇大论呢？登录CNKI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孟子”“首章”检索，仅有一篇；以篇名“孟子”“何必曰利”检索，仅有三篇。大致就是这四篇。我研究孟子这么多年，写过《〈孟子〉末章与儒家道统论》一文，但没有写过《孟子》首章的文章，真是对不起孟老夫子！

    通常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史记·六国年表》魏惠王（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5年）条：“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也就是说，公元前335年见梁惠王，孟子时年38岁（虚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孟子》首章只有152字（不计标点符号），“何以利吾国”是第42—46字。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读《孟子》，只读首章，而且读了不到五十个字就“废书而叹”，原因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根子就在“利诚乱之始”，所以要“绝惠王利端”。

    《孟子》首章究竟讲了什么呢？有两段话可谓点睛之笔。一段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卷1认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另一段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黄宗羲（1610—1695）的《孟子师说》卷1认为“七篇以此为头脑”：“正言仁义功用，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遗亲后君，便非仁义，不是言仁义未尝不利。”《孟子》首章既有一章之大指，更是七篇之头脑，我们能说它不重要吗？！

    1181年春二月，朱熹请他的老对手陆九渊（1139—1193）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了孔子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据《陆九渊集》卷23、36记载，这次讲学不仅让听众“莫不悚然动心”“至有流涕者”，就连朱熹也“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足见十分成功。据《陆九渊集》卷36记载，朱熹觉得陆九渊讲的这段话最能打动人心：“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读书人的一生全耗在为做官而读书、因升官而发财的事上，所有读书人的一生都耗在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事上，这种情形可怕吗？我挚信当时的听众是觉得可怕的，否则他们不会胆战心惊、泪流满面。

    陆九渊听从朱熹的建议，事后写成《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收录最令朱熹感动的那段话，但写道：“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志、习、喻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陆九渊还写过《君子喻于义》一文，其中有言：“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自声色货利至于名位禄秩，苟有可致者，莫不营营而图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于义得乎？”既然“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即是《孟子》首章说的“何以利吾身”“何以利吾家”，那么，陆九渊把义利之辨讲得铭感五内、感慨万端，何尝不是孟子的思想力量使然？人们常说陆王心学是孟子之学，这个例证显然不可忽视。

    以上这些思想史考察，旨在说明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同时是《孟子》首章毋庸置疑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梁惠王有过影响吗？翻开《中国历史纪年表》，梁惠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19年，但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35年属于前一阶段，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19年属于后一阶段（称作“后元”）。换句话说，梁惠王在位五十多年，公元前335年具有分界岭的重大意义。梁惠王究竟在位多少年，孟子究竟何时最初见梁惠王，实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这里不做繁琐考据，只是借重《史记·六国年表》《中国历史纪年表》的一家之言，试图追问：公元前335年这个辞旧迎新的分界岭，跟孟子见梁惠王有关吗？

    梁惠王曾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1·5）据《孟子集注》卷1，公元前340年“齐击魏，破其军，虏太子申”。这件事让梁惠王深以为耻。一心想让别人臣服，国运却是江河日下，怎么办？《史记·魏世家》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如此说来，梁惠王把公元前335年当作悔过自新的关节点对待，多多少少是与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1·1）有点关系的。

    孟子见梁惠王，效果何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是说当时的效果不好。历史的效果如何呢？2018年春季学期，我给中山大学哲学系2015级本科生上《孟子》课。讲完首章，又提到孟子说的一段话：“人不足与適（引者按：此字音谪，不能简化为‘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7·20）何谓最大的君心之非？就是不明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利双成的义利之辨。所以，《孟子》首章讲义利之辨，即便没有革除梁惠王的君心之非，但足以震动千百载以下所有的执牛耳者。正如崔述（1740—1816）的《孟子事实录》卷上“孟子救时之旨”条所说：“孟子先义后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先义后利既是义利之辨的重中之重，又是格君心之非的不二法门。正因此故，我们要郑重其事地为《孟子》首章鼓与呼，期待它执一御众、引领全书，敞开并激活孟子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一旦抓住先义后利，我们读整部《孟子》，譬如涉及梁惠王的六章（1·1—1·5，14·1），就会高屋建瓴、纲举目张、触类旁通。

    这里以1·2为例。梁惠王问道：大雁天上飞，麋鹿地上跑，“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举了文王、夏桀的例子，义正辞严地指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义利之辨哪里抽象呢？与民偕乐，先义后利就能落到实处；不与民偕乐，就会民怨沸腾、鱼死网破，再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你能有福享受吗？

    像《孟子》这类大经典，往往有一些貌似不经意的安排。《孟子》有三万四五千字（不计标点符号），我曾发现“救”字只出现九次（1·7，2·11，2·12，6·5，8·29，8·29，8·29，9·7，11·18），还专门写过《孟子与“救”的哲学》一文。无独有偶，又发现“梁惠王”也是出现九次：《梁惠王上》前五章，各一次；篇名“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各一次；14·1，两次。同是九次，假如这个意象即是救梁惠王，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九”“救”“久”谐音，难道救梁惠王这类人注定是永远难以完成的历史宿命？

    有此疑惑，请让我们从《孟子》的首章径直翻到末章，并牢牢记住：开门见山讲义利之辨，一锤定音讲道统之传，首尾呼应，贞下起元，正是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孟老夫子的苦心孤诣。

    （作者系中国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