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当自树其帜

    文章学问要能够自立于世并传之后世，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道理。先秦散文、两汉辞赋、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一不是如此。在这方面，最忌讳的便是类同抄袭、亦步亦趋。当然，标新立异者中也有些作品由于根基不牢、内涵浅薄而迅速遭到淘汰；但无新意的作品肯定会被淘汰则是铁律。

    郑板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与江昱、江恂书》中说：“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他批评当时工商发达的扬州文化界有商业化不良倾向，文人写作看着商界大佬的脸色和喜好行事，丧失了士品士气。

    我们今日讲文化作品的效益，一定要社会效益在前，经济效益在后，次序不能颠倒。经济效益对于作品的传播是必要的，但必须先有社会效益，即能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满足社会对真善美的需求，方能有长远的经济效益，仅靠商家炒作，必然是迅兴速灭。而作品社会效益的取得，只能是作者在深入生活、继承深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独立开拓的结果。板桥当然不会知道，21世纪的中国画界，会出现另一种方式的商业化倾向，一些书画家为市场求利欲望所驱使，放弃了追求美的纯洁性，一味地致力于赚钱。

    《光明日报》2017年9月22日刊载署名杨宇全的《书画不可“贪大求长”》，文中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书画界出现了一种‘贪大求长’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书画家的作品尺幅越搞越大，只要一下笔，动輒四尺、六尺、八尺整纸，有的书画家似嫌不过瘾，乃致出现了丈二匹、丈八匹甚至更大的尺幅。”作者分析其原因，指出：“首先是‘以尺论价’的书画市场规则使然。许多书画家为迎合市场，唯‘平方尺’马首是瞻，不在笔墨、内涵、格调上下功夫，而是专注于投市场之所好，为了捞实惠、博眼球，只管赚个盆满钵满而一味追风求大。”“其次，眼下风起云涌的各种大展大赛也是一个重要诱因。”“于是一批批为展览而创作的巨幅作品便充斥着艺术创作领域”。作者说：“翻开一部中国书画史，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小尺幅”，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羲之《兰亭序》。当然也有一些因社会特定需要而制作的巨幅作品，如蒋兆和《流民图》、徐悲鸿《愚公移山》、董希文《开国大典》等，艺术成就很高，却都不是为了以尺幅赚钱。如板桥当年指明的那样，“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艺术家决不能自甘堕落。

    他在五十七八岁所撰《板桥自叙》述说生平：自己青年时，“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又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板桥辄呵恶之，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他绝不仿古，而要作出与时代步伐相称的作品，为此先要“赴古人之奥区”，然后“自畅其性情才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何做呢？需要下大功夫，“求精求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务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力所及了。板桥之“怪”正是怪在个性极强，创获超出同时代，故其诗文书画能传之久远。《自叙》说：“所刻《诗抄》《词抄》《道情十首》《与舍弟书十六通》行于世。善书法，自号‘六分半书’。又以馀闲作为兰竹。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然板桥从不借诸人以为名。”这是实情，毫无虚夸。他列出自己得意的能流行社会的作品，并知道上层富贵人家、名士官员和佛道大德皆争相收藏自己的作品，这全是靠自己才分和努力得来的，而不是靠显要人物的提携，所以才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当然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板桥十分坦诚，多处承认自己罢官后的较为富裕的生活是依靠卖画和书法的收入，并且自定“润格”（卖价），这很正当。其书画收入，并无发大财致大富念头，恰是为了支持书画创作，并把省下来的钱，资助乡里亲友和贫困者。

    板桥未曾预料，在他去世后二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是收藏家寻觅的珍宝，而且价格昂贵，可见他的作品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姑且不论板桥的书画，就是他的“判牍”也成了收藏家的香饽饽。所谓“判牍”是县官结案时写在状纸上的判词。郑板桥为潍县县令时，清政爱民，美誉遍域，他留下的任何手迹皆为后人珍藏，以资纪念。陈介祺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嗜好收藏文物，1878年他得到板桥判牍，写下跋语：“板桥先生以文章之秀发于政事，吾邑贤令尹也。片纸只字，人皆珍之。四方亦于潍求之，遂日以少矣。此批牍十一幅，亦将入历以余所知附题数语。田间归来，视卅季肯或少亲切耳。陈介祺光绪戊寅九月十二日。”当代收藏家李一氓获板桥判牍，加盖篆文印章，其题跋曰：“一派自然，显得极为秀雅，又常带挺拔之意。其大堪欣赏之处，似乎超过了一般以‘六分半’名的郑书。”后来他将包括判牍在内的一批文物，捐给了四川博物舘。（以上见彭代群《“牍”一无二的传奇身世》，光明日报，2017年9月12日）

    在诸多传世之作中，自树其帜的方向和深度又有不同，因而社会作用便有差异。他在《与江昱、江恂书中》，借用佛家话语而言道：“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为。《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匡、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读书深，养气足，恢恢游刃有馀地矣。六朝靡丽，徐、庾、江、鲍、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断黄须，翻空二酉，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文人不应为作文而作文，不宜趋此浮华风气，只有“圣贤精义，先辈文章，万世不祧也。”他表示：“贤昆玉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燮虽不肖，亦将戴军劳帽，穿勇志背心，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之下，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板桥在这里点明了文章“自树其帜”的内在精义是必须有益于天地万物发育流行和经世济用之业，在这个大方向之下来进取创新，这便是大乘法。而那些如六朝靡丽雕琢之文，专在文字形式上下功夫，虽然华艳无比，却无益于国计民生，乃是偏离了自树其帜的正道，不值得提倡。可知板桥是颇重内容而轻形式化的，他是韩愈古文运动的忠实继承者，在文字表达上只求理明词畅，反对以艰深文其浅陋。他的作品，文字上皆通达畅快，其中有一部分非常通俗，直接是为了民间艺人说唱以觉人觉世之用，例如《道情十首》乃是说唱文学之范本，百姓都能听得明白，他以此而自豪。这就是板桥文学的民间性，也是文章自树其帜的一种方式，更是他得到百姓喜爱、其作品在社会上下层都流传不息的重要原因。他难道不是当代艺术家们应当认真学习的榜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