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大交换”与作为“前世界史”的蒙古史

    作为“前世界史”的蒙古史

    近年来蒙古史的研究趋势之一就是将蒙古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考察，将蒙古史视为“前世界史”的“世界史”，利用多语种史料，以蒙古为代表的游牧文明与以波斯、中国为代表的定居文明的交流为切入点展开研究，认为蒙古征服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重构了欧亚大陆的存在，现今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形势大部分是由蒙古的遗产所奠定的。最近出版的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中译本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佼佼者。

    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游牧民的世界史》《蒙古颠覆世界史》以及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等等都有类似的观点。这类书籍刚读起来确实非常吸引人。无论什么时代，新奇的观点都会吸引大量的读者。更重要的是，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蒙古-世界史叙事模式是对欧洲世界史叙述模式的反应，是亚洲学者重建自己话语体系的尝试。

    蒙古史素以难治著称，仅仅是基本史料就包括汉文、畏兀儿文、波斯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藏文、俄文、日文等等众多的文字；蒙古帝国地域又相当广阔，涉及到的文化包括汉、草原游牧、波斯、伊斯兰、藏传佛教等等多种文化，需要深厚的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功底，对于任何一名学者来说，都是难以完全掌握的。这就导致了这类著作往往陷入泛泛而谈的误区，仅仅是非常概括地论述自己的观点，缺少在相关领域有力的证明，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而相关的深度研究，往往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或者组成论文集，如张志强主编的《重新讲述蒙元史》。这就使得在蒙古史研究领域缺少一本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论著。可以说，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一书中译本的出版给广大中国读者带来了福音。梅天穆以生动活泼的文笔深入浅出的讲述了世界史中的蒙古与蒙古对世界史的影响，优秀的翻译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不仅专业学者可以参阅，一般读者也可以从其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导言部分是作者所总结的关于“蒙古世界帝国”概念的学术史与相关史料总述。作者从波伊勒的《蒙古世界帝国》一直梳理到大卫·摩根的《蒙古人》，可以说是关于英文世界相关研究目前为止最好、最全面的学术史总结。尤其重要的是，作者用很大的精力介绍了爱尔森（ThomasAllsen）的研究。但是作者对日语、汉语学界研究状况没有涉及，令人遗憾。之后，梅天穆讨论了蒙古草原与蒙古帝国之间的联系，对相关概念，如“东亚”“内亚”“中央欧亚”等进行了阐释。作者严格定义什么是蒙古的影响，也就是“成吉思大交换”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力图避免因过多阐释所谓的间接影响而失于空泛。总的来说，这部分优秀的学术史总结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指南来使用。

    正文第一部分讲述蒙古帝国的兴起与灭亡。其中前两章叙述帝国的形成与解体中规中矩，与一般的蒙古帝国通史性著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以介绍学界通说为主。第三章对蒙古灭亡后继承蒙古领土的国家进行介绍，尤其关注这些国家中“蒙古遗产”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如联姻、宗教、构造血缘等等方式来确认自己与黄金家族之间的联系从而确立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各个地区共同的“蒙古征服”经历使之成为了“蒙古世界帝国”认同的一部分，蒙古不仅仅没有被视为来自遥远东方的野蛮人，而是被视为一种统治象征。正如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所论述的，自从蒙古帝国之后，所有的“汗”都一定来自黄金家族。这种象征在近现代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且不论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蒙古人”，成吉思汗更是被确立为蒙古国、内蒙古甚至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的祖先，也成为近代蒙古族凝聚的最重要象征。

    “成吉思大交换”

    第二部分作者着重阐释了“成吉思大交换”的概念，认为蒙古人主要在贸易、战争、行政、宗教、疾病、人口、文化交流等七个方面开启了“前世界史”的全球化时代。

    首先，在贸易方面，蒙古人对贸易相当欢迎，这也是草原游牧帝国的共同特征之一。成吉思汗、窝阔台以及四大汗国统治者对贸易的重视与慷慨，以及草原上商业、手工业中心的建立，尤其是完善的驿站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使得13、14世纪的长途贸易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草原无疑成为了未来大航海时代的“大海”，蒙古人的“哥伦布”“麦哲伦”们沿着一个个驿站发现着“新大陆”，传递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与货物，哈拉和林、大都、蔑剌哈等城市成为了真正的国际都市。因贸易致富的蒙古也成为后来欧洲“大航海”的目的地，对蒙古的想象以及因为蒙古帝国崩溃造成的商路阻绝成为欧洲航海的重要的原因。

    在战争方面，弓骑兵、消灭有生力量、高机动性的包围战、火力打击与支援是最具有特色的蒙古战争方式。这些战术直接影响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战术，两者出现了趋同的情况，但是蒙古式的作战方式仍然得到了保留（作者修正了他在《蒙古战争艺术》一书中的部分观点）。十字军以及位于中东的战争也大量吸收了蒙古人的技战术与作战设备。战争技术不会因为文化、宗教等原因受到抵制，因其最为实用。蒙古对火药的运用使得火药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其意义更不必多说。继承朮赤汗国的俄罗斯在后来发展的纵深作战的理论、富勒等人的闪击战理论、古德里安的战争观都是对蒙古战争艺术的继承，纳粹德国的闪击战可以说是在20世纪上半叶蒙古作战的翻版。这部分是作者《蒙古战争艺术》一书的摘要。不过，作者似乎忽视了蒙古人对战争技术的吸收与发展。蒙古从中国、波斯吸收了大量的攻城技术部队，大幅更新了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这些使得蒙古人的战争艺术达到了游牧民族的巅峰。这种作战方式一直到火器与海军的大量使用才完全退出世界舞台。

    在行政管理方面，作者认为蒙古倾向于通过当地的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通过监督官，如达鲁花赤、巴斯哈进行监督。蒙古帝国在征服地区倾向于通过税收进行管理。蒙古上层通过忽里勒台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协商，做出政治决定，这种方式也被四大汗国继承。这一部分实际上是这本书最为薄弱的部分，作者本人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只能够进行概况式的梳理。确实，从行政制度上来说，蒙古人对各种各样的行政体制十分包容，这使得蒙古的遗产在制度方面并不明显。作者认为蒙古式管理的灵活性使之能够适应文化与地域的差别。这种行政管理方式的确是蒙古帝国的特色之一，但是这种“贴标签”式的研究往往会将问题简化，同时又容易忽略历史的丰富细节。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如此大的帝国能够同时包容这么多的行政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蒙古帝国各地区的行政管理的“本土化资源”也是成就蒙古帝国的一个因素。另外就笔者理解，对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也许从人事方面入手会有新的收获。在蒙古帝国崩溃后，行政制度的转变恐怕是最慢的，尤其是其中的大量行政工作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同时替换的，短期内重构一个新的行政制度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行政制度正是通过人来得以继承，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也同样可以理解蒙古式行政管理的包容性。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过程中，早期合并的部落，如蔑儿乞、塔塔儿，他们的贵族被彻底消灭，因为他们会切实危害到成吉思汗的统治地位，同时这些部落也在短时间内被同化；而对于征服地区来说，无论从人口还是行政人员的培养上来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另外，作者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畏兀儿人。他们是较早附属蒙古的定居民，蒙古也吸收了畏兀儿文字创造了回鹘体蒙古文，畏兀儿人分布在蒙古帝国各处，形成一个国际文官系统，他们对蒙古帝国巨大的影响却没有被提及，实属憾事。

    在宗教方面，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作者指出蒙古帝国的贡献之一就是将这种宗教宽容带到了帝国的征服地区。基督教因为自认为高于任何其他的族群、文化、宗教而失去了影响蒙古人最好的时机，尽管聂斯托里派在蒙古上层有一定的传播。伊斯兰教在中亚、中东的传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今日世界众多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蒙古上层最早的穆斯林是朮赤之子别儿哥，随之，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开始逐渐流行开来。在伊利汗国也有同样的趋势，但是在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与札撒之间的冲突，这实际上涉及到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成吉思汗所代表的黄金家族还是伊斯兰教的安拉的问题。在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虽然伊斯兰教占据优势，但是仍然保持着对其他宗教的宽容，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倾向于向城市居民传播，而对其他地区传播不力。除此之外，蒙古征服也带来了伊斯兰教城市地位的变化，巴格达降级为一个省级商业城市；开罗与德里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中新的文化和宗教中心；麦加与麦地那依旧是朝圣的中心。理解中亚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理解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梅天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简短但充实的伊斯兰化的历史。佛教因为忽必烈的重视而对东亚地区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向西发展影响到伊利汗国。成吉思汗系诸王成为了藏传佛教最大的施主。佛教的千禧年信仰直接影响到了元朝末年的白莲教起义。在东亚地区，忽必烈对禅宗、密宗佛教都有同样的支持，但是试图整合佛教的努力却失败了。在结论部分，作者讨论了蒙古人从萨满教信仰发展出来的“腾格里主义”（Tenggerism），蒙古人自认为自己是奉天命征服世界，其他宗教的神不过是同一个“天”，因此便没有理由去迫害其他宗教，也自然没有改宗的动力。宗教在蒙古帝国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确立了蒙古人的“蒙古性”，出现了自己作为“蒙古人”的身份认同，皈依伊斯兰教与佛教是因为这些宗教具有包容性，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例如饮用“忽迷思”）。作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但是仍然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作者似乎对佛教的了解有限。在东亚地区，佛教的转轮王、弥勒信仰被后来的蒙古人所继承，成为明清时期蒙古草原汗权的来源。俺答汗时期出现的《白史》，记录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政教二元体制，直接与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相比附，两人成为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转世，甚至“达赖喇嘛”的名号也来自蒙古，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与蒙古之间的影响。这种政教关系也被清王朝继承，清朝的皇帝既是转轮王再世也是藏传佛教的大施主，这种统治方式也被应用到了对西藏的管理，金瓶挚签就是明证。元代对关公的崇拜与形象塑造则对中国的民间文化产生了影响，关公成为武圣的象征，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而这种文化随着元曲在民众中传播，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的秘密会社甚至近代的义和团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这一点亦可视为蒙古帝国在东亚的遗产。在这方面，各国学者包括欧美新清史学者有很多讨论，作者没有提及确实遗憾。

    在疾病传播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作者在医疗史方面的一个探索。医疗史是最近几年历史学界的新兴学科，强调不同时代、文化对身体、疾病的认知以及疾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作者以黑死病的传播为切入点，认为蒙古的征服直接导致了黑死病在西欧的传播。我们熟悉的薄伽丘的《十日谈》的背景正是黑死病。非常有意思的是，文艺复兴前三杰生存的年代恰巧是这个时代，这不禁令人思考黑死病所带来的后果。作者认为黑死病来源于蒙古人，在卡法的“细菌战”开始传播黑死病，一直到整个欧洲都陷入到了黑死病的漩涡之中。黑死病流行的直接后果就是消灭了大量人口，不仅导致蒙古帝国的控制力衰弱，更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得欧洲大学只能更多地招收本地学生，作为欧洲通用语的拉丁语的重要程度因此下降，为后来民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语言基础。缜密的神学教育因此也为更具有包容性的哲学教育所代替。因为肆虐的疾病，神职人员大量减少，严格的宗教仪式无法得到遵守。总而言之，黑死病不仅仅动摇着蒙古人的统治基础，更动摇了欧洲的教会统治，世俗世界终于摆脱教会的沉重枷锁。

    在人口方面，蒙古人向征服地区扩散，征服地区能够为蒙古人服役的人口，如牧民、手工业者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在草原上，蒙古式的组织方式代替了原有游牧部落组成，形成了与蒙古崛起前完全不同的新部落，这些新部落永远改变了未来草原的政治局面。手工业者、艺人等随着蒙古的扩张从世界各地来到草原，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交流。另一方面，随着蒙古的扩张，引起了突厥人的移民潮，大大加快了中央欧亚的突厥化进程，使得后来大量的突厥国家得以建立，也使得德里为了应对蒙古的威胁转变为一个强国；钦察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的奴隶贸易支撑了马穆鲁克王朝。这些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系列突厥王国的建立，乃至奥斯曼帝国的建立。

    在文化交流方面，作者主要总结了伊斯兰天文学的传播、各体系医学的交融、史学的交流、地理学与地图学的发展、女性地位的变化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王权与正统概念在蒙古帝国的传播，蒙古意识形态作为蒙古帝国的精神遗产被各地所继承。黄金家族也被神化，成为政治角力中的重要政治资源。除此之外，艺术也发生了大融合，饮食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交流。瓷器、印刷术的交流更是欧洲未来发展的动力之一。作者在此部分的研究让笔者想到了薛爱华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仔细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心得，但是只能点到为止。文化交流是历史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经常有精彩的研究面世，作者给我们展示了这个方向的研究现状与未来，笔者相信未来能够有更多相关研究面世。

    总体上来说，梅天穆这本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扛鼎之作。但也不得不说，这本书在不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在第二部分的核心讨论中虽然在一些方面试图做深入的探讨，但是限于蒙古史涉及到庞大复杂的史料与复杂知识，使得很多问题仅仅是介绍了一些研究成果，而不是进行深入研究。当然，关于蒙古-世界史这种巨大的课题很难用一本不到三百页的著作去说明清楚。梅天穆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能够洞察到未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与破题之处，本书实际上已经对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方面进行了指导，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尤其重大。以现今学术发展之快，也许不久的将来，各国蒙古史学者以各自擅长的史料写作，以英语为共同的学术语言进行交流，也许会写成一本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蒙古-世界史，以丰富的史料与敏锐的观察展示一部真正的世界史中的蒙古与蒙古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