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秀诗”的存在与研究

    “闺秀诗”词条，不见纸质的《现代汉语词典》（1973初版和2002增补版）《辞源》（1986）及《辞海》（2003）等经典词典；也不见随时都处在变化的网络，如中国的“百度”“搜狗”和海外的“维基百科”“谷歌”等。但是，“闺秀诗”的存在，却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引起关注。尽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没有谈及到李清照的词，但在《人间词话》里写得清楚：“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亦即词人所长也”。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看来，“长于妇人之手”是一评判词真情与否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认为王氏所说有其理由，那么女性诗歌的品质与风格，除了有别于男性之外，一定有它的长处。在此之前的南宋，如朱熹这样以理学为生命的人，也由衷地说出“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如果不从女权主义理论及角度来认知，诗的优莠，当然不是以性别来定的，也不是非要分出一个性别来，而是作为一种品质、一种风格或作为一种文学门类，“闺秀诗”及“闺秀诗研究”是存在的。譬如1926年初版1934年再版的苕溪生编辑的《闺秀诗话》，既是一部集清末民初闺秀诗的集子，也是一部闺秀诗研究的筚路蓝缕之著。

    也许后世，凡写凡议闺秀诗的，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那就是李清照。李清照的词大都是婉约中的婉约（清人王士禛说易安之词为“婉约之宗”），但是，李诗则与所谓“香奁体”及后来命名的“闺秀诗”判若两人。如众所周知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再譬如“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等。仅从字面和诗意，谁会认为它是写“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同一诗人所写，而且是女诗人？同样在这方面，明末柳如是的一些诗，陈寅恪就指出过“‘流风殊放诞，被教异婵娟’一联，谓河东君所受之教育及其行动，颇有异于士大夫家闺秀者”（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三联书店，2000）。两宋后的“闺秀诗”，从性别到旨义趣味，显然是以李清照作为楷模的。因此，后人鉴赏和评批闺秀诗及闺秀诗的优莠，总喜欢以李清照作比。《闺秀诗话》也如是。在谈及李纫兰的“偶听弓弦惊寤寐，久疏笺字报平安。筝无急性宁辞鼓，琴有哀音未忍弹”（《闺秀诗话》，苕溪生编著，上海新民书局，1934年，本文所引，未另注明处，均出自这版本）。《闺秀诗话》点评李纫兰所著《生香馆集》“逼真漱玉”，又评点此诗“不脱不粘、幽怨之思，溢于言表”。苕溪生还进一步评论道，此诗是“真名作”。此诗是否是名作，当然不是苕溪生一人而论。不过，这首闺秀诗，还真有些别的趣味。除了“幽怨之思”外，这诗有一种无奈之下洗炼的沉净。无奈之下的沉净，正是《漱玉集》的精髓。以李清照词作为“闺秀诗”的圭臬，大约七八不离十。但仅此，也许就会忽视闺秀诗里的“闺”的旨向。

    李清昭与赵明诚，是夫唱妇随，或妇唱夫伴的天作佳偶，令绝大多数女性望尘不能及。因此，“闺”中所思所写，可能才是“闺秀诗”的正脉。《闺秀诗话》注意到了这一点。“自怜新髻好，对镜久夷犹。回身瞥见郎，含羞整搔头。花间并郎行，低说夜来话。蝴蝶学娇痴，飞来傍裙带。羡杀叶底花，色娇香不漏。安得郎如叶，长期玉肌覆”。一年轻女子，初会男儿，情窦初开，叶也好，花也罢，纷纷扬扬，都成了这一年轻女子初恋的见证。苕溪生点评此诗“清艳特绝”。其实，这诗即有“和羞走”的影子，又有“争渡争渡”的姿态。同时还有柳如是的“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和“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不过，这诗毕竟不是李清照的也不是柳如是的。这诗比李清照和柳如是的词，多了些脂粉气。或许，脂粉气是“闺秀诗”的一个重要标识。所以，苕溪生用“性耽兰蕙”这一表示女性“兰心蕙质”的常用语，来表示对“闺秀诗”的评价和肯定。

    于清末民初发展很快的“闺秀诗”，仅有“兰心蕙质”是远远不够的。“闺”是“内室”，而且是女性的“内室”；“闺秀”的约定俗成是“富贵人家的女子”，大约指未出嫁的“富贵人家的女子”。这有可能表示，这样的女子“大门不出”，“小门（“闺”也作“小门”解）不迈”，于诗来讲，这样的诗大约为门里所作。譬如“兰帏寂寂锁重门，一枕南柯倩女魂。芳草池塘云暗淡，梨花院落月黄昏。覆蕉神逐帘前鹿，化蝶痕迷柳外村。却怪卖花声唤起，海棠无语晕春翠。杨花满径不开帘，云鬓横钗到黑甜。罗账摇残红烛影，梅妆睡损翠眉尖。……”；譬如“梳成云鬓插花初，低唤双鬟略倩扶。生小天然原爱好，不因人见着工夫”等。由于这些诗“况乎深闺弱质”，苕溪生独辟蹊径地以“只求性情”选闺秀诗。再就是，在理教盛行的宋，像李清照这样的诗人，哪里是“大门不出小门不迈”的女性。事实上，女性的解放，并非近现代才开始的。宋时的李清照便是榜样，到了《牡丹亭》《金瓶梅》等明季中后期，女性的解放，远远超出“理学家”的预料和束缚。即便清初禁止了《金瓶梅》，但很快却出了《红楼梦》。可见女性的“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闺秀诗话》的编著者苕溪生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

    苕溪生编著的这部《闺秀诗话》，除了选诗的范围和视野，不局限于“闺”中，只要是女性所做的诗，哪怕与“闺”中无关。重要的一点，走出“闺”中，是《闺秀诗话》辑诗的一个特点。“闲步小桥东，黄莺处处逢。梨花风雨后，人在绿杨中”。苕溪生点评为“风韵独绝”。此诗的风韵显然来自“闺”外的生活与情景，而断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门里之作。再如辑录的一首题为《三峡观瀑》“奇峰秀削插当面，晓起凌虚天一线。轰轰震谷雷乍鸣，重岩陡转飞白练。如烟如雪势奔腾，大珠小珠满地溅。碧潭千尺窈而深，声滴铜壶漏传箭。……”这哪里是闺中女子所做？全然是一七尺须眉的“铜琵琶，铁绰板”！《闺秀诗话》的编著者苕溪生，显然是一得近代新文化之风的人。除了选诗辑诗的倾向性外，《闺秀诗话》特别选了一些反礼教的“闺秀诗”。

    《闺秀诗话》载一江宁大族女子淑卿，父母钟近，韵秀无伦、工诗善画，因此择婿严苛。后父亡，母迫于媒妁，将女嫁一不务正业者。女子苦不堪言，便一诗寄母：“齿指题诗寄老亲，洞房辜负十年春。卣江不是无门弟，错认荆溪薄悻人”。对此诗，苕溪生评点。“婚姻良否，不特关系一人之幸福。种类之消长，国家之盛衰，胥有预焉。当未开化之世，时受专制，往往有巧妻拙夫之痛”，并进一步指出，“一夫一妻之制为文明国所法定，亦为人类之正轨”。这些话今天看来已属常识，但此书出版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刚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里挣脱出来，所有的思想、意思、器物和事件，都可能带有旧时的印迹（而且有的根深蒂固）。事实上，编辑“闺秀诗”本身就是对男权社会的反动。说不定，它就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先声。再加上编著者的这些点评，可谓惊世骇俗。再譬如录有一首为娼门女子从良但受人欺侮而鸣不平的诗：“歌舞当年第一流，洗脂今日别青楼。便随南岳夫人去，不为苏州刺史留。琼馆月明箫风下，绮窗云散镜鸾收。却嫌痴绝浔阳妇，嫁得商人已白头”。这首五十六字的律诗，可抵一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可见《闺秀诗话》价值取向和美学诉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也有许多遗憾的事。譬如“闺秀诗”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显然与“闺秀诗”的存在不相吻合。据《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记有，自汉魏六朝以来妇女著述者4000余人,著录诗文集800余种,明清以降，女性诗人3750多人，占古代女性作家90%以上。《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王志英主编，凤凰出版社，2010）的编辑出版，应算得上是近三十年闺秀诗收集整理的集大成者。《丛刊》共集正书14部，附录6件（本文提及的《闺秀诗话》，作为《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中的三部《闺秀诗话》中最晚近的一部录入）。但与庞杂的“闺秀诗”相比，显然捉襟见肘。特别在闺秀诗的研究方面，可能更薄弱一些。譬如《丛刊》的主编王志英在点评这部《闺秀诗话》时的“此诗话的礼教观与女性观颇为中庸”一说，就值得商榷；再譬如这则小文文前所说的，通行的词典和无所不在的网络，连“闺秀诗”的正规词条都没有。或再譬如苕溪生的《闺秀诗话》的再版、校注等好像都没有。本文谈及的《闺秀诗话》的意义与趣味，尽管已经有了专门的著作（如陈洪飞的《苕溪生〈闺秀诗话〉研究》），但依然，不像我们熟悉古典诗词那样。对于“闺秀诗”，大众依然是陌生的。事实上，闺秀诗也理应为灿烂无比的古典诗词的一个部分。随着时代变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与个案存在，闺秀诗已经不再出现和生产。从这一角度看，闺秀诗的研究，似乎就变得来如考古般的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