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笔记》：一部表述四川古今文化的非虚构散文集

    具有博雅治学志趣的蒋蓝的书写模式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有异趣同旨之妙。他常年奔走于山河大地，用“文学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观风察俗、辨名析物。

    2016年夏天，在四川省图书馆报告厅参加作家蒋蓝的新书《豹典》分享会，听他滔滔不绝地展开关于中西动物诗学的比较论述，顿感耳目一新。除了佩服他的口才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从他的演讲中感到这是一位兼具学养和反思意识的作家。

    之后的一年来，我陆陆续续地几乎把蒋蓝的作品读了个遍。蒋蓝早年写诗，近二十年专攻散文——或称“非虚构写作”。我比较喜欢从“非虚构”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品，不是因为这个词时髦，也不仅是因为他自己也认同这个概念并阐释了“非虚构”的“五大特征”，而是因为这个词契合他写作的特点：秉持现代价值立场构造语词秩序来烛照现实。以否定式来构词的“非虚构”表达了“虚构性”和“并非虚构”的相反相成。在蒋蓝这里，介入重大现实和营造文学幻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证明并充实了“非虚构”的汉语意涵。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的全部作品仿佛一个察看、探究万物与众生的系统工程，每一部作品如同钻石的一个切面一样，折射了整体的光芒。

    《蜀地笔记》是一部表述四川古今文化的非虚构散文的结集，与另一部《成都笔记》构成姊妹篇。标题有意沿袭前人，含蓄而有古意。——据蒋蓝考察，当代尚未有人使用这个具有突出标记性的短语来作为书名。“笔记”指的是活跃在汉语传统的一类实用性文体。据考，其名始于六朝，其作为独立之文体则兴于宋，是文人在“正统文章”之外，用以记录野史稗闻、学术杂考、日常随感的闲散“小”文。这类文体在古代是与“正经”“正统”“正史”一类公共写作相对的“私人写作”，虽为知识阶层的日常阅读对象，却因其随意性、繁杂性而长期被视为边缘文体。不过，由于现代社会对市民社会的重视和对个人价值的强调，反映了个人经验和多元价值观的笔记体获得了正当性，成为现代散文写作的主要形式。在我看来，宋人的随笔杂记表现出来的广博学识和游戏精神，与蒋蓝的气质和志趣十分相符。作为一名对汉语写作的历史传统情有独钟的作家，蒋蓝写下大量谈风俗、记风物、谈诗论艺的“笔记体”，体现出如宋人一般将“文以载道”和“以文为戏”相协调的文化态度。到目前为止，他直接用“笔记”命名的作品就有三部：《极端动物笔记》《极端植物笔记》《极端人物笔记》。另有一部荣获成都文学院优秀作品特等奖的《豹典》，虽用代表公文体制和法则的“典”来命名，其中的文章也是长短不一的笔记体。这些文集各有一个宽泛的主题，文章的组合却是去中心的。具体行文由诸多知识和掌故构成，以诗性联想织成串线，读起来趣味横生。

    就《蜀地笔记》而言，“笔记”与“蜀地”相连，还昭示了一个地方性的书写传统。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与地方意识很早就辩证地统一在文化观念里。所谓“地方”以及“蜀地”之“地”，固有“一方水土”之地理范围之意，也有相对于“中央”的“四方”之意。各地的文化多样性历来受到权力中心的关注。《礼记·王制篇》阐述了自然地理的差异对各地文化的影响；《史记》的“列传”承续《礼记·王制篇》以方位视角来区分各地人群文化的地方观，形塑了汉代及其后的一整套史家的地方书写传统。就地方的角度而言，中国现存第一部、体例最完整的《华阳国志》，恰为记叙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方志。其中除了关注西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外，尤可注意者是还记载了许多官方史书阙如的地方传说。之后，自宋、明、清，至民国，四川的方志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他关于蜀地的诗文篇章更是数不胜数。如此数量众多的地方书写，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以来蜀人的文化自觉，也形塑了外人和蜀人对于“蜀地”的认知观念。

    这样看来，“蜀地”既是一个客观的地理区域，又是由历代书写形塑的表述单位。蒋蓝的“蜀地笔记”参与了这一书写传统。在第一篇可视为全书总纲的《历史谱系中的“巴蜀定律”》一文的第一段，蒋蓝写道：“在国人印象中，巴蜀人多地少，环境挤压出来的精明和强悍，促使巴与蜀成为‘最自以为是’和‘最擅长单打独斗’的代表；自然地理的特殊封闭，又使群山环抱的蜀地与黄河文化隔山而立，且巴地又与婉约的江南文化隔江而望，三足鼎立的巴蜀文化格局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这里总结的“巴蜀特性”是不是客观事实呢？蒋蓝用一个短语“在国人印象中”轻轻一提，点明这种“事实”乃是来自普遍的、同时也略显刻板化的共识观念。他承认这种事实有一定依据，但又强调历史有一定的“变数和常数”。接下来，他讲述了三个“成王败寇”的典故和一个政权强制修正风俗的故事，隐喻关于历史的规律在于人心。

    《蜀地笔记》不是一个蜀人对本地文化之光辉灿烂的证明，也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毋宁说，它把看似具有连续性的“蜀地”视为一个假说，一个待商榷的问题，把前人和他者的言说变为探讨的空间，用自己的观察和书写去挑战主流的观点，以此对有代表性的地方象征进行解码和再次编码。“自适其适”的“笔记”在这里被发扬成为具有独立批判性的写作立场。

    《蜀地笔记》凡四十六篇，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蜀梼杌外传”大致可视为历史记录、历史补遗。“梼杌”据传为古代“嚣凶之恶”，另一说为伐木留下的缠绕年轮的树桩；原为楚国史书名，后有四川新津人唐英拟为书名《蜀梼杌》，比喻为可以警戒后人的历史。蒋蓝选择这个冷僻的词语作为编名，显示了他偏好的另类史观。本编文章涉及自然地理（武担山、巴蜀江河）、地标景观（都江堰）、人工器物（李冰石像、汉碑、雕版印刷的经文）等，均与古史相关。中编“蜀轸流转”由二十六篇风物考辨的文章组成，写的是蜀地传说中或现实里的动物或植物。“蜀轸”是蜀琴的另一种说法，显然蒋蓝用代表蜀地文化的器物之一——古琴来比喻四川的风物。下编“蜀中广记别裁”沿用明代地志《蜀中广记》的名称，“别裁”表明作者新的调查和写作。这部分涉及四川的文化遗产（龚扇、蜀绣）、名胜古迹（飞仙阁、科甲巷、峨眉山、淮盐巷、盐分巷、薛涛墓地、五峰山、陈子昂墓园）和神话传说（盐水女神）。与上编的篇章相比，这部分的历史书写，更多地来自作者自身的采访、调查和经历。

    在我看来，蒋蓝的写作堪称文学人类学式的书写。“文学人类学”是近三十年来由国内一批兼具文学背景和人类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倡导的新兴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在方法上，它主张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来研究文化行为和文化符号；在材料运用上，文学人类学学者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发展至“四重证据法”——利用文字（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口传、出土器物及图像来研究上古文明，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

    具有博雅治学志趣的蒋蓝的书写模式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有异趣同旨之妙。他常年奔走于山河大地，用“文学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观风察俗、辨名析物。他在折叠了历史踪迹的田野现场耐心发掘，体察万物，将史籍里明示的和隐蔽的部分都复原为鲜活的见证，更用从未被展示过的地方性知识来填补人们认知中的空白。例如在四川瓦屋山求证神兽甪端、食盐兽（羚牛），在峨眉山种植桂树，观察髭蟾、峨眉猴、雪精石、雪蚕、枯叶蝶……从数不胜数的地方“冷僻知识”中可见蒋蓝阅读的踪迹，更可见其行走和思考的踪迹。他将有字之书和无言的大地放在一起阅读，获取了新鲜的、永不衰竭的知识动力。他的奔走、他的在场，更使得客观、冷静的知识生动起来，与感性的现实交织成为相互指涉的语义之网。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性的探究在蒋蓝这里非但没有减损文学性，反而生长出一种独特的根植于绵密事理之上的磅礴诗意。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成都武担山石头记》一文。这篇文章引用古人和今人（包括“洋人”）的史记和见闻，考辨古蜀开明王设立的武担山及山上的石镜传说。然而在考证过程中，他不断抛出对材料的分析、联想，从该传说系列引申出关于权力、爱情、死亡与永生的讨论。在这里，蒋蓝让“历史”承担了文学的功能：传说或真假难辨，但与武担山相关石头、石镜在汉语书写传统中真实地延续这一“事实”，传达着人们的某种永恒的和危险的渴望。所以蒋蓝的诗性是这样出场的：让历史叙事各就各位之后，他的隐喻和象征从罅隙喷涌而出，从而又引震了更多的幽暗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