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从此失我师——悲悼红柯先生
在红柯师的创作思维里，想象并不仅仅是停留于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体现于：为两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物，发现或者建立一种联系。创造新形象，是每个小说家都具备的本事，而为不相关的事物创造联系，是绝大部分小说家偶尔才具备的能力。然而这却是红柯师的基本武功，可惜没有论者能够将这一点辨认出来。红柯师逝世后，贾平凹先生这样评价他的文学成就：“他是中国文坛少有的将西部民族意识、现代手法和浪漫气质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从长安到西域这条丝路古道上的一个个现代神话，为中国西部文学的开拓和构建树立了里程碑。”李敬泽先生说：“作为一名作家，红柯对中国西部的热爱，对西部的文学表现成就，在国内是罕有匹敌的。他是一位眼光超前、视野极其博大壮阔的一流作家，他的意义远远未被充分发掘。”
（详见3版）
高银，最有希望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人，完了
一个月来，最有希望为韩国赢得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章的人成了众多受害者声讨的对象，终于，劣迹曝光，姓名示众，一世英名，尽毁于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前夜。84岁的高银是韩国头号诗人，多年位居诺贝尔奖候选名单的最前列。如今放眼世界，他成了文坛“#我也”运动中最大的一位落马者。高银原计划本月中旬再次访问诺贝尔奖的大本营瑞典，到于默奥、马尔默和斯德哥尔摩三地活动，却在两周前突然取消行程。根据于默奥文学节2月20日发布的声明，高老先生系以健康原因爽约。高银多年来肩负着国家的厚望，如今成了劣迹艺术家，一场轰轰烈烈的、旨在全面肃清高银文学遗产的社会运动已经展开。群情激奋之下，国家也不得不与他划清界限。
（详见4版）
赵家璧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30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比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上？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在良友图书公司和它的年轻编辑赵家璧的“神通广大”上。问题在于这项共同的事业并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广告目的要求撰写的“编选感想”中，郁达夫和郑伯奇仍然继续打着关于“伟大作品”的笔战，周作人则皮里阳秋地捎带了几句左翼文人对小品文的批评：“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但种种分歧又不妨碍他们为编选“大系”走到一起来，这意味着分歧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更高准则的制约。赵家璧在为“大系”写的出版“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
（详见13版）
作为儒家的杜甫
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艺概》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经常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
（详见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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