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三十四年后福柯代表作终于出齐
法国大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去世三十四年后，其代表作和生前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性史》的第四卷终于出版。这是2018年法国思想界、出版界发生的第一起大事件。2月8日，《性史·第四卷：肉体的告解》由加利马尔出版社发行，全书厚达四百四十八页，五十二岁的法国哲学家、福柯研究专家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弗雷德里克·格罗担任了此卷编辑。
（详见4版）
费正清与中国鸦片战争研究
费正清为何对于鸦片战争研究如此感兴趣，我们在他专为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撰写的前言中可以找到答案。他认为：“1842年英国与满清签订的南京条约，预示着一个不平等条约的世纪来临。它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中西关系的时代。1842年到1942年这个世纪，是中国人民的近代史时期。奇怪的是，它只受到少数中西方学者的认真研究。”“鸦片贸易是19世纪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迟早都应该分析其原因、活动和影响。它同中外关系的各个方面——商业、政治和文化关系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具体情节迟早也应该通这个时期所有其他方面一样考订出来，并把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
（详见5版）
吴义勤：作家和评论家之间最好是一种“工作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总共30年，我们命名了多少现代文学的大师？当代文学已经70年了，我们给后代什么也不能留下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经典，自己时代的大师。这么说的前提，就是要克服关于经典认识的误区，打破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的神话。我们要明确，“经典和大师”都是不可测量的象征性的说法，文学经典不是十全十美、至高无上的神话，文学大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和英雄，而是普通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当代文学我们也应有这样的作家。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大师？大师本来应该是用来对于高尚的精神活动表达敬意的称谓，但今天大师反而世俗化了，社会上做碗的、做茶壶的大师满天飞，文学反而没有了大师，这不正常。另外，好像人活着就不可能成为大师，只有去世了才可被追认为大师，这似乎也不正常。
（详见9版）
“割股疗亲”与20世纪中国学术
虽然“割股疗亲”明显属于愚昧之举，然而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却并不因朝代更替和时代变迁而衰落，直到民国年间还时有发生，甚至一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也加入到割股疗亲的行列中。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述就曾为母割股疗疾，张之洞之妹张采也曾割臂医母，就连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也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母割臂疗疾，说起来他可是先留学日本又留学德国，对西方文化了解极深，又是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似乎不该如此的罢。其实这并非仅有个案，甚至青年时期的蔡元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因母亲患病割股：“母病，躬侍汤药，曾刲臂和药以进。”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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