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我吃亏在英文比中文好

    朱虹，天津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教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1992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外国语言文学客座教授。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外文所工作人员、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及学术委员、外国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外文所研究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卷，合作)、《狄更斯小说艺术》，评论集《英美文学散论》，译著小说集《中国西部小说选》(中译英)，主编《外国妇女文学辞典》等。

 

    她一脸认真地问我：你确定是找我？好多人叫朱虹呢！她又接着说，我担心会白白浪费你的时间。

 

    朱虹，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也是把我国当代文学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女翻译家。

 

    她说，她只是发挥工匠精神，对外作了一些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与爱好。“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是有影响的，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只不过，这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至于我个人，我还是会沿着自己的路，一个人慢慢腾腾、一点一滴地做下去。”

 

    2018年1月，八十五岁的翻译家朱虹首次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为了译作《温暖的荆棘》（中英双语版，作者毕淑敏）的出版。此前，她从来没为某本书的发布参加过这么热闹的场合，更不用提上网、微信或微博等新媒体了。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

 

    朱虹：我已经奔九十了，不怎么考虑生死的问题，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旅行，翻译，一会儿去美国，一会儿去养老院，忙起来照样开夜车。不为活着而活着，不为年龄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很幸福的是，英文是我的娱乐，也是我的饭碗。我虽然有很多病，肾啊子宫啊很多地方都动过手术，膝盖是假的，还有癌症，但我都活过来了，活得还很开心。癌症手术住院两周我就出院了，装作啥事儿没有，朋友们都不知道。

 

    中华读书报：您国内国外地跑，应该是很新潮吧？新媒体的运用是否都了解？

 

    朱虹：女儿送给我手机、pad，我总是弄坏了或丢了，我的手机常常不打开。我就是不喜欢，所以学不会，于是不上网不看微信。

 

    别人在网上知道什么事，我不羡慕。人家又上网又玩手机，好像这个人很现代，但是我觉得，网络里乱七八糟，不能吸引我。人们问我你为什么不上网不微信、批评我落后，我就“恶毒”地说，我不感兴趣谁跟谁上床，把人家气得要命，再也不理我了。我就是觉得，自个儿穿件新衣服、吃顿饭也发照片来，让人烦。

 

    我喜欢思想集中。我也花时间在娱乐上.我的娱乐就是看书。有些书就是娱乐的书，幽默的，破案的，还有卞之琳推荐过的书，过去想看没时间看的书，排着队等着我，我的生活很丰富，一点儿都不感觉空虚。我这样过得很好，没有失去朋友，也没有失业。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翻译的？

 

    朱虹：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翻译。大二上朱光潜先生的课，他一周布置中译英，下一周布置英译中，然后把同学们的作业拿到堂上讲各种译法的优劣，等于是让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学习。不知现在大学的翻译课还有没有这么教的。这是我最用心的一门课。

 

    直到现在，朱先生的一些教导我还记忆犹新。我们译过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报道，标题是《与冰的斗争》。我套用了司坦贝克的小说《OfMiceandMen》(人鼠之间)的标题，译成《OfIceandMen》，自己觉得这样译下来英文比较顺。朱先生却指出，在这个具体情况下“OfIceandMen”不能表达“斗争”的意味，因此，尽管表面上贴切，实际上还是不达意。但他又肯定了我的设想，肯定了我对英语的敏感。我后来做翻译，没有什么理论，只是记住了朱先生的教诲，力求“达意”，同时也喜欢琢磨英语的“顺”，视为一种乐趣。

 

    中华读书报：您当时的理想是做翻译吗？

 

    朱虹：我毕业的时候填志愿表，第一个志愿就是到外文出版社做翻译，但是没有如愿，被分配到研究所，中译英的志趣就搁下来了。

 

    中华读书报：您去研究所，当时情况如何？

 

    朱虹：社科院那时刚成立，叫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有一个英美研究室。大学时我学习英语专业，卞之琳是我的老师，毕业后我去了研究所，卞之琳是我的领导。在社科院一呆就是四十年，我的生活圈子非常窄。

 

    中华读书报：也很单纯。

 

    朱虹：他们管我叫“大头”，就是没心没肺。但是我觉得特别幸福，我认识很多人，也许爱好音乐，但是做的是另外一种工作，生活和爱好是分裂的，我是统一的。

 

    中华读书报：卞先生对您是否特别关照？

 

    朱虹：1953年分到研究所时我才20岁，只会英文，中文不好很自卑。我到了研究所，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美国的进步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我写了一篇报告，从写作上批判法斯特怎么次。当时卞先生说，你这篇文章没法发表。别人都吹捧，你说得一钱不值。我说那就不发表。没想到三年之后，法斯特发表声明退党，卞先生高兴了，就拿了我的破稿子对编辑说，我的学生三年前就批判这个作家。当时我在乡下参加劳动锻炼，卞先生就按编辑的要求，自己动手增加了政治批判的内容，后来发表了。人们开玩笑，说我是“三年早知道”。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重拾翻译的？

 

    朱虹：20世纪80年代，有两种现象特别触目。其一是国内各大小出版社对外国文艺和通俗作品的大量译介，其二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可是在国外鲜为人知。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西方的出版商还不肯在中国文学上投资。

 

    于是我有一种冲动，想做点中译英的尝试，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实现四十年前未了的夙愿，但从哪里入手还是个问题。这时，我恰好得到哈佛大学英文系的邀请。他们有一个“美国文学——国际展望”项目，专请美国以外的学者赴美举行讲座。我的题目《美国文学在中国》其实是个“幌子”，我主要是借那次机会讲了一点我对当代中国小说的心得。为了帮助听众的理解，我译了贾平凹的《人极》和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复印了在会场上散发。会后有听众感叹说，没想到中国现在的小说这么有意思，真应该在美国出版。

 

    我受到启发，在取得了原作者的同意后，译了八个短篇，其中包括王蒙、王家达、朱小平、唐栋、贾平凹、张贤亮的作品，凑成了一部《中国西部小说选》，1988年在巴兰坦（兰登书屋的分社）出版了。这是我第一次出版中译英的译。

 

    中华读书报：出版后有何反响吗？

 

    朱虹：《中国西部小说选》出版后反映较好，英国买了版权，改了封面，用《苦水泉》的标题重新出版。第二年我到了英国后有人送了我一本，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后来这本小书又被转译成印尼文，在雅加达出版。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中华读书报：在选择作家上，您的个人观点和标准是什么？

 

    朱虹：我翻译外文，没想过要出版，只是好玩。我追求既忠实中文，又要让译文像英文。作品翻译成英文，“中国味”应该传达，但不能让中国的句式渗透到翻译中。一定要避免中国式的句型，要用英语思维。

 

    中华读书报：如何才能培养英语思维？

 

    朱虹：多读，就有很多现成的短句在脑子里。不要现翻译。外国人在中国生活长了，也能随口说出顺口溜。有的电台、电视台主持人一开口，不看就听得出是中国人说的英文。他们说的是英文，调是中国的调。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很多翻译工作，都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从兴趣着手。我想这应该是翻译的最高境界。

 

    朱虹：我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小时候上学，家长不希望我接受日本人的管教，就送我到天主教住宿学校，学校也很严厉。不像现在从ABC开始教，又不允许说英语之外的语言。我后来总结，教会学校的特点是让你用英文思维。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谈谈您在中译英方面有何体会吗？

 

    朱虹：翻译完了之后，我总觉得可以改，正儿八经的修改至少要三次。

 

    在中译英这个行当里，我是迟到者，其中很多奥妙我还要慢慢琢磨。譬如说，我拿到校样，发现译文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了不少。而被删去的多是关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描写和语言，有时是原文不够简练，没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有时是个别地方不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我在澳大利亚时听过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詹纳尔教授关于翻译问题的报告，主要介绍他译《北京人》的经验。张辛欣的《北京人》有不止一个译本，而詹纳尔的译本有大量的剪裁、编辑。我第一次领悟到，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固然必须有中国的特色才能吸引国外的读者，可是另一方面，译品同时也是商品，向国外推荐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您的译作能够得到西方专业人士的认可？

 

    朱虹：我做翻译，纯粹出于兴趣与爱好。一部作品摆在我的面前，我情不自禁地会想到，这句话英文里怎么说？这个腔调、这种气氛怎么表达？比如我译《坚硬的稀粥》也是因为从翻译的角度，这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单是标题就很麻烦，还不要说通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语调。于是我动手试着翻译，标题就想了好几天。

 

    严格说来，也许“粥”译为“congee”最接近原文，西方读者会立刻联想到中国餐馆的“皮蛋瘦肉粥”之类，而我就是要避免这种实感，因为“坚硬的稀粥”不是一个“实”的故事。我最后决定用“porridge”，是觉得它更能表达原作追求的普遍性。至于“坚硬”的译法，我首先排除了“hard”。经过许久跟英文字眼儿的捉迷藏，我抓到了“stubborn”一词，觉得它可以使这“粥”活起来，于是标题就定为《The Stubborn Porridge》。

 

    《坚硬的稀粥》通篇语调的掌握也是个难题。例如，重孙(故事叙述者的儿子)打倒“粥”的歇斯底里的叫嚷，还有“姑爷”动员这一家人参加“民主选举”的滑头演说，都是翻译上的难点，令我想到很多年以前看过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纽约外传》。我采用了不歇气的长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儿去表达原文中的夸张、机巧和那股滑稽模仿的傻劲儿。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坚硬的稀粥》是我翻译出版的几十万字中最吃力的一篇。

 

    中华读书报：这么用心的翻译，读者反馈如何？

 

    朱虹：说来也巧，我的初稿刚完，就有纽约的《巴黎评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从来没有介绍过中国作家，问我除已经出版的译作手头还有没有东西。我说你们早就该介绍中国作家了，就把我刚刚译出的《坚硬的稀粥》给了他们。因为出版周期慢，这篇东西是1992年发表的。

 

    《巴黎评论》引起纽约一家出版社的注意，他们提出要出王蒙的短篇小说选，收入《坚硬的稀粥》再配上其他作品，稿子要的很急。显然，他们想在中国文学翻译这个萌芽的市场里试试水。于是我手忙脚乱地确定选题，组织翻译，1994年，中外译者通力合作赶译的《坚硬的稀粥及其他》在纽约出版。这次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十来篇选题，从翻译的角度看，可以说处处有暗礁。

 

    中华读书报：那您又是怎么回避或处理这些“暗礁”的？

 

    朱虹：我做翻译，没有理论，就是时时感到语言的挑战。我过去研究十九世纪英国小说，阅读量大，一本小说六百页、上千页都是家常便饭，而一位作家有十几部、几十部小说不稀奇。为写一篇评论要看那么多书，当时觉得是个烦恼。现在弄起了翻译，倒觉得语汇库存量总还有点优势吧。但是真正拿起笔来，这种自信很快就打消了。我深感自己语言老化，难以表达当前新的创作流派的艺术风格。于是学口语，从电视、电影、小说里学，从生活中学。跟朋友们聊天，我常常不顾礼貌，打断人家的话：“等等，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是怎么说的？”赶快拿出随身的小本子来记，要是忘了带本子，就写在手心或手背上。但是，说到底，语言这东西还在于用。我的小本子已攒了好几册，但是我记下的成语、俚语，能随时派上用场的不多。我想唯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接着做翻译，在使用中学。

 

    中华读书报：您最新完成的译作是《温暖的荆棘》。

 

    朱虹：我最早的想法是选择翻译毕淑敏的一些文章，自费装订成册作为礼物送给在美国的孙女们。因为国内给青少年读的英文书，多是译自外国故事。中国故事翻译的英文和国外的表述有很大区别，不太符合现代英语的阅读风格。比如毕淑敏的《倾听》，一般会译为“注意地听”，我用了莎士比亚的台词，译为“请借给我你的耳朵”。

 

    中华读书报：但有时候您的翻译和中文的标题并不对称。

 

    朱虹：我翻译得比较花哨，借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和名言。有的人不理解，说你翻译成这样的英文，和原文对不上。但我觉得把意思表达出来了，效果好。读者快要睡着了，突然发现这个是莎士比亚的名言，那个是肖伯纳的句子——我运用作家名言，是为了提升品味，为了生动。

 

    中华读书报：您的翻译灵活，不受太多拘束，但是否也会受到一些质疑？过去翻译讲究“信雅达”，您对翻译的理解呢？

 

    朱虹：就像说话，“我爱你”三个字，语调不同，可以是反讽，也可以是恳切、哀求，在不同的情况下，你说出来的那个调，意思完全不一样。我比较注意语调，注意翻译的情绪和倾向。我做翻译没有正儿八经像老师做学术。只要把中国话翻译成英文，表达清楚，语言生动就好。翻译不是抠着中文把英文句子串起来。

 

    中华读书报：中国有哪些文学作品在英美比较有影响？

 

    朱虹：莫言比较有才，有创意，但是在美国，在广大的读者中，他还是小众的。到现在为止，无论作家多么优秀，英文翻译也很好，但可能两个社会文化差别太大，中国没有什么作品在美国特别轰动，都是小众的知识分子、汉学家们在读。

 

    中国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我很注意，《狼图腾》翻译得好，打破不同国家语言的界限，能把原作的味道翻译出来，英文中文都很有份量。

 

    中华读书报：您的判断标准是——？

 

    朱虹：翻译不仅仅是传达一个意思，还有情感倾向、情绪表达。翻译不是数学里二加二等于四，最主要的还是细读中国作品，传达出作品的意韵。

 

    我只是业余翻译，但是我看中文故事的时候，除了看故事，有时候也情不自禁地从翻译的角度看，这个能不能翻译成英文，是不是适合翻译成英文。有的作品本土味太浓了，翻译未必能完全表达出本土味。一是看原文，你对原文有多少理解，二是你还不见得完全表达出这些理解，有可能理解了但没能表达充分，三是你表达出来了，语言还得非常通顺。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翻译生涯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朱虹：《王蒙自传》交稿都四年了，在美国还没出版。我翻译了一半，认识了刘海明，我们就一起翻译，后来碰到一个编辑，他做了一辈子的高级编辑，自己开了一个出版公司，我们就把翻译完的《王蒙自传》拿去了，因为是朋友介绍的，我们没签合同。

 

    这个编辑确实很卓越。我和刘海明反复校对，互相检查，翻来复去都快把原文背下来了，认为没有错了，发给他之后仍然能找出错来，每一个细节都抠，改得非常到位。单是清样我们就看了四五回。这书如果出版，估计挑不出来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但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进入第五个年头了，书还老拖着不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蒙有智慧，有自嘲，有超越，很乐观，很坚强。很多人以为他是官员，其实他是有个性的人。我写不出那样的小说，但可以做翻译，让外国人更多地了解他。翻译他的作品真是要下功夫，《王蒙自传》我与刘海明合作，是我们翻译中下功夫最大、最辛苦的，也是我最得意的翻译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取得这么多成就，有何独到的经验，可否和学界同仁分享一下？

 

    朱虹：没有什么成就，我吃亏在中文不好，我承认我的英文比中文好。他们管我叫“小迷糊”。我安于这个状态，懵懵懂懂地过。我对英文，读的时候能读出味来，我很享受。我想来想去，还是做我喜欢的事，把我喜欢的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

 

    （访谈部分内容取自朱虹公开发表过的回忆文章。全文已经受访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