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股疗亲”与20世纪中国学术

    传统的力量之强大甚至疯狂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而感情、感性的力量也往往可以战胜理性和科学。很多时候，人们明知不对或不可能但还是会去做，虽然后人可以指责他们是愚昧或者迷信。促使这些做出“割股疗亲”行为者之最真实的动机，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亲人的爱，尽管这“爱”已经变形，但真正的爱——是不需要理由更不需要借口的。

    割股疗亲，作为一种极端彰显孝心的方式，曾经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并受到褒赞。

    所谓“割股”，一般被认为是割取大腿部的肉。从割股实际情况来看，不单是割股，还有割臂、割肝、割胸肉、割乳、割腕等情形，这些都算是广义的“割股”。而“疗亲”就是用这割下来的肉来治疗亲人的疾病。“割股”行为见之文字最早在先秦时代，《庄子·盗跖篇》记介之推割股以止晋文公之饥：“介之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其后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更多，后来伴随着佛教传入，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有关佛教信徒舍身供养的传说。因佛教经典多有割股故事，所以有学者认为佛教有关传说是割股疗亲的一个来源。

    那么，“割股”何以能够“疗亲”，其医学根据是什么？一般认为与唐代人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有关。南宋张杲《医说》云：“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相效割股”。《新唐书·孝友列传》也称：“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父母疾，多割股肉而进”。然而其真正的理论源头，既与佛教有关，更与中医本草体系中“以人为药”的传统有关。所谓以人为药，即将人体的某一部分或分泌物、排泄物或病理产物，以及与人有关的衣服和器物等直接或加工后作为药物服用。如战国时代的《五十二病方》，其中就收录人发、乳汁、头脂（人泥）、女子月事布、死人头、小童溺等人体药和人事药共计17种。之前收录于本草书籍中的人体药和人事药，大多为不伤人命之物，至陈藏器撰《本草拾遗》，才将人血、人肉、人胆等作为药物，则这些药物的获得已经和提供者之性命安危有关。正因如此，毅然“割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性命以医治父母等长辈疾病，才更彰显其至孝品德而被不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极度病态偏激行为，成为考验晚辈子女是否“孝顺”的标志和名副其实的道德绑架了。

    虽然“割股疗亲”明显属于愚昧之举，然而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却并不因朝代更替和时代变迁而衰落，直到民国年间还时有发生，甚至一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也加入到割股疗亲的行列中。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述就曾为母割股疗疾，张之洞之妹张采也曾割臂医母，就连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也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母割臂疗疾，说起来他可是先留学日本又留学德国，对西方文化了解极深，又是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似乎不该如此的罢。其实这并非仅有个案，甚至青年时期的蔡元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因母亲患病割股：“母病，躬侍汤药，曾刲臂和药以进。”在政治人物方面，例如曹汝霖——就是五四运动时被学生烧了住宅的那位，就曾“割股疗亲”，他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我想古时候有割股疗亲之事，或许神灵感召，存万一之望，遂于雪夜，中庭焚香跪祷，愿割股以疗祖母，祈神灵默佑，用利剪将左臂割肉一片，和粥以进……”。当然，最有名的当属袁世凯儿媳为其割股疗亲。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说袁世凯“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了碗内一小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了开去。有人说，大哥曾在这个时候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从袁静雪的回忆来看，尽管袁世凯对于儿媳的表现孝道并不认可，但在袁世凯时期，割股疗亲在中国社会确实还相当盛行。而历代北洋政府包括袁世凯在内，对于这种行为，态度也不明朗。当时的中央政府虽下达了禁止褒扬割股疗亲行为的政令，一再指示要地方各级部门执行，但地方政府不仅未能严格执行，更不能制止民间的割股疗亲行为。所以直到1943年，不少地方仍有褒扬该行为之举。总之，民国时对割股疗亲者的褒扬集中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已基本不再褒扬该行为，但地方政府或传统乡绅仍有奖励行为。至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如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写有《中国女人割股考》和《中国男人割股考》二文，对中国古代的割股现象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将男女割股疗亲行为进行对比研究的角度很有新意。此外台湾当代有位学者叫邱仲麟，其博士论文就专门研究割股疗亲，题目为《不孝之孝──隋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考察》。至于大陆学术界，自然也有人研究，不过单篇文章多而综合性著述少，专题性综合研究近年来值得一提的有田甜的硕士论文《中国近代割股疗亲行为研究》。

    那么。“割股疗亲”行为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两位有名人物，都曾和这“割股疗亲”有直接关系，并最终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进程。这两位就是被梁漱溟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和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儿子罗福苌（字君楚）。

    马一浮（1883-1967）是浙江绍兴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常年隐居于杭州西子湖畔的蒋庄，即今天的花港观鱼公园内。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却被谢绝。不然的话，人们就该称赞蔡元培求贤若渴方面的又一功绩了。马一浮1949年后曾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赶出蒋庄，后因病去世，终年84岁。

    俗语说从小看老，一个人的命运从其童年经历即可预知。也许此话不能全信，但至少对马一浮而言十分准确。马一浮自小聪慧过人，据说10岁时母亲想测试一下他的才学，就随手指园中菊花，命其做诗，并限用“麻”字韵。这马一浮不慌不忙，当即口占一首：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据说他母亲听后十分惊喜，但更有担忧：“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果然，她这句断言竟然成为马一浮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

    说起来马一浮算得上是少年得志，15岁参加县试即名列榜首，而同场应试的鲁迅才得了第137名，周作人只得了第484名。我对马一浮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考试如此厉害——虽然这科举考试也许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但能够战胜周氏兄弟还是值得一提。也是因为马一浮这次高中头名，乡贤汤寿潜（民国浙江省首任都督）爱才心切，竟把女儿许配给他。然而少年得志的马一浮却很早就经历人间悲苦，先是幼年丧母，然后两位姐姐相继离世，父亲不久也撒手人寰，最后连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也凄惨死去。未及弱冠的马一浮，在目睹如此多的死亡之后，终于逃离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家来到上海，先游历欧美，又东渡日本，算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但马一浮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血液中，而不断目睹的亲人死亡更是在马一浮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其中对他刺激最大者，当属其二姐的割股疗亲行为。

    当时马一浮的父亲久病不愈，无奈之下有人提出：“血肉最补形气，不妨一试。”父亲患病，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马一浮为尽人子之孝理应割股疗亲。不过因为他是家中独苗，他二姐为保护弟弟，就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代替。马一浮二姐自幼性格刚烈，就在父亲患病之前两年的一个秋夜，只有她一人在家，有盗贼持刀入户抢劫。他二姐见状大呼：“把刀给我，我自杀，不用你动手！”见她如此刚烈，盗贼竟然被吓跑了。此外，在这之前母亲患病时，马一浮的二姐就曾割股疗亲，所以这一次她还是会挺身而出。她这样说道:“弟弟是马氏门中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然后她毅然从臂上割肉一块，据说对延缓其父病情起了一点作用。但马一浮二姐却因此患病不起，不久即去世。而马一浮之父最终还是医治无效，很快也离开人世。父亲和姐姐的先后去世给马一浮巨大的震撼与打击，他知道这一切都因他而起，他们的死亡自己多少有些责任，特别是二姐实际上就是为他而死。悲痛中的马一浮，写下了这样的诗来哀悼二姐：

    庭闱酷疾困经年，疴痛相依倍惨然。语塞可怜通象译，医难无计祷神仙。金刀剜臂痕犹在，脯奠陈筵殡已迁。老泪何堪拼一恸，昨宵曾自问床前。

    正是有着这样的人生经历，马一浮之后虽然有一段留学海外的经历，和鲁迅一样有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国抱负，有过立志学习西方文化以报效祖国的理想，但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家人的死亡，已经给他内心造成永久的伤痕。如此他回国后很快又远离俗世，抗战之前一直是常住西湖之滨，过着隐居生活。但抗战的爆发，使得他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关联。当时马一浮不想离开浙江，直到日军占领杭州后，他才希望远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避难又可讲学的地方。1938年初马一浮写信给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又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一直在浙大讲学，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当时《学衡》的代表人物梅光迪正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对于聘请马一浮讲学的情况在书信日记中有生动详尽的记录。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至于为何同意出山讲学，马一浮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讲学视为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他在讲学时以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鼓励学生，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书信中也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时候，有一壶茶必须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还专门为他准备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想想今天讲座时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手机铃声吧！）。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不过在我看来，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入迷，恐怕已经是难以预料的事情。而且假如马一浮先生仍然健在，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大概也只有唏嘘不止吧。

    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就对儒家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马一浮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者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婉，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全部《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很高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很多人都经历过亲人的死亡，但如马一浮这样的经历应该很少。当目睹一个又一个亲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作为苟活者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更何况马一浮是如此敏感和早熟者。理解了马一浮的这些切身经历，才可能理解其一生言行，理解他为何总是以避世姿态对待世俗，理解他为何在妻子去世后拒绝再婚，也才可以理解他为何选择隐居生活。如今，马一浮更多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书法家、诗人的身份而为世人所知，但谁又能说，如果马一浮不是经历了那样痛苦的人生经历，如果他没有亲眼目睹二姐代他割股疗亲的惨烈情景，他是否会在学术上走向另一条道路？或者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别一种贡献？

    当然，西湖之滨也非世外桃源，在十年文革中，马一浮不可能安居晚年，在遭受迫害之后，马一浮写下了这样的绝笔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于悲凉之中蕴含乐观，其境界之阔大深沉，令人唏嘘不止。

    相对于马一浮，知道罗君楚的读者可能少一些。不过，如果我要说此人的才学与陈寅恪相仿，多次得到王国维的极力赞美，甚至把他视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未来和希望所在，是否就觉得此人值得关注了呢？

    罗福苌，字君楚，系著名学者罗振玉三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生于上海。自幼聪慧过人，弱冠即通欧州各国语文，后追随父亲治学，也曾从日本学者学习梵文，并精通西夏文字及突厥、回鹘、叙利亚诸文字。在当时，罗君楚是第一个精通西夏文字的学者，也是第一个研读梵文并精通的学者，并撰写有《西夏国书略说》等专著。假以时日，其学术成就当不下于其父罗振玉。可惜天妒英才，体弱多病，1921年九月因病去世，年仅26岁。王国维对他的学问极其欣赏，经常与他讨论学问，还在书信中多次讨论他的病情，可谓关怀备至。如1921年6月14日，王国维在写给长子王潜明的信中说：“君楚热本已减退，近日又有时稍高，康科又谓非肠窒扶斯，故已许稍食蛋黄等矣。此次病中却不出，前信所言乃闻之哈园者，不确也。渠谓家中不念其病而戒其不出，意甚不平。后此，君羽有信可以慰之。”四天后王国维在写给王潜明的信中又说：“君楚之病，前日康科另约一医看之，亦不知其为何病，惟热已退，但有时或作，故仅与以葡萄酒等，未曾与药。盖其心中亦多不宁，精神上事医生不能知，亦不能治也。”罗君楚去世后没过多久，其妻子因忧伤过度也郁郁而终。为此王国维先后作《罗君楚传》和《罗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铭》以记其事，对罗福苌的特殊关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后一文中，王国维亲自记下了罗君楚妻子为丈夫“割股疗亲”的情景：“君楚博究方言，溺苦旧籍，劝学几死，贞疾弥年。孺人服劝无方，积忧成痗。辛酉之冬，遽同危惙，犹刲臂肉以疗天。”对于罗君楚及妻子的先后去世，亲眼目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这对王国维而言早已不是第一次。和马一浮类似的是，王国维也是很早就经历了亲人的死亡，他年仅四岁母亲就去世，之后也是在短短数年间经历了多位亲人的死亡，这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887到1910年，其祖父、父亲、妻子和女儿先后去世，一个是在1921到1926年，王国维竟然有八位亲人去世，他所体验的死亡意识之强烈，大概也只有马一浮可以相比。

    正因如此，王国维才对罗君楚夫妻的去世不胜悲伤，同时也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所受到的影响而深感惋惜。因为在当时像罗君楚那样“既博通远西诸国文字”，又能“治东方诸国古文字学”的人才确实太少。而且王国维认为，就算“异日有继君楚之业者，如君楚之高才力学，又岂易得也！”事实上对于罗君楚的去世，当时不少学者都深为痛惜，如大学者沈曾植得知罗君楚因病去世后，在和王国维提及时竟然潸然泪下。如今看来，罗君楚的过早去世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确实是一大损失，诚如王国维所言：“然则君楚之死，其为学术之不幸何如也！”更让人叹息的是，罗君楚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而这女儿也在他们夫妻去世后夭折。为此罗振玉做主，把罗君楚弟弟的一个男孩“命为之后”，才算是没有断了香火。

    无独有偶，罗振玉的长孙、毕业于西式医专的罗承祖，可能是受罗君楚妻汪孺人的影响，在罗振玉病危的时候，也曾有“割股疗亲”的行为：“大叔在卫生间里自己用刀片在肱二头肌上割下一块儿肉，放在瓦片上焙干，磨成肉粉兑了黄酒给老太爷喝，希望自己的孝行能救活老太爷。可惜，并没能让老太爷起死回生。”看来，很多时候，传统的力量之强大甚至疯狂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而感情、感性的力量也往往可以战胜理性和科学。很多时候，人们明知不对或不可能但还是会去做，虽然后人可以指责他们是愚昧或者迷信，但我深信，促使这些做出“割股疗亲”行为者之最真实的动机，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亲人的爱，尽管这“爱”已经变形，但真正的爱——是不需要理由更不需要借口的。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