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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5月起，吴义勤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2013年，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曾谈到:“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对文学馆敬畏之心始终没变，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处理各种繁杂事务，我始终禀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为‘文学’添光增彩。”五年后的吴义勤虽然职务有所变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但他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没变，热爱之情没变。
谈苏童，未见面时猜他一定“仙风道骨”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做起文学评论的？
吴义勤：在大学读研究生时。1980年代的扬州师范学院（1990年代后才更名为扬州大学）中文系有很好的学术氛围，词曲学大师任中敏（半塘）以及曾华鹏、顾黄初、李廷先、叶橹、李关元等都是知名教授。曾华鹏是中文系主任，贾植芳先生的学生，他的现代文学课极受欢迎，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药》等小说，每一篇作品，他都可以讲几个半天，非中文系的同学也都跑去听课，台前窗后挤满了人。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对曾华鹏先生可谓无限崇拜。而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那时很有优越感和自豪感。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对文学、对学术都充满了敬畏与狂热。这种氛围，激发和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情与兴趣。1988年大学毕业，自然而然地就报考了曾华鹏教授的研究生。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在《艺术百家》发表了一篇评扬剧《皮五辣子》的评论，这是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又写了一篇评论苏童小说的文章，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选择苏童？
吴义勤：从1985年开始，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就开始风靡文学界。我大概也算是先锋文学的第一批粉丝，对先锋作家的追踪阅读堪称疯狂。尤其是苏童、余华的崛起，让我眼前一亮，而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我文学阅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我的审美趣味天然地更亲近苏童、余华所代表的先锋小说。我对苏童的小说确实很着迷，只要他有新的作品，总是第一时间追着读。作为一名学生，我还曾经像现在年轻人追星一样跑到南京，去《钟山》编辑部追过苏童。
中华读书报：对苏童是什么印象？你们谈了些什么？
吴义勤：在1980年代，作为读者，很少有机会看到作家本人，作家对读者来说始终有一种神秘感，这使得我们对作家有非常真切的崇拜，并在心中不自觉地将作家崇高化、理想化。读苏童的小说时，我的想象里他一定是仙风道骨、风流倜傥的。一看到他本人，老实说，有点吃惊，发现他长得很敦实甚至有点粗犷，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空灵。但稍微放松了点，觉得这个更真实的人才是有可能跟我们发生现实关系的人。当时苏童正和王干下围棋，也没心思搭理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讲两句。我想他们两个当时肯定烦死我了，你知道两个全心全意下棋的人是最不愿被人打扰的。具体讲了什么现在也记不清了，跟所有追星族一样，跟偶像见过了、说过话了就心满意足了。
中华读书报：去见苏童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准备讨论吗？
吴义勤：完全是凭冲动去南京的，并没有刻意的准备什么问题。但那时，我特别喜欢他的“枫杨树系列”小说，他把人物、故事、地域、文化、风景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受当时的文学史教育，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社会学思维的影响，我那时坚定地认为“枫杨树”乡村一定是实有其地的，因此很想到枫杨树实地感受一下。但苏童告诉我“枫杨树”乡村是子虚乌有的，是他编的，他一句话就把我关于枫杨树的想象和渴望消解掉了。
中华读书报：认识苏童前后，写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会有不同的心态吗？
吴义勤：见与不见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见苏童之前读了他很多作品，已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和印象。
中华读书报：苏童看到您的评论文章会和您有交流吗？
吴义勤：我们有时通信，有时也通通电话，但苏童从来不会对别人的文章观点发表意见。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苏童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这还不是低调不低调的问题，也不是对批评家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一个观点的平等与民主的问题，是作家在自己作品发表后的话语权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他确实是我见过的最不自恋的作家。现在自恋过头的作家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苏童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是值得欣赏的，作家相较于读者和批评者并没有优先的话语权，放手，有时恰恰是对自己作品的最大爱护。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评价苏童？
吴义勤：我们是不是说了太多的苏童啦？好像成了关于苏童的访谈。但苏童的丰富和深厚绝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如果要说印象，其一，想象力、创造力旺盛，创作极富韧性和弹性，个体审美风格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得完整；其二，众体皆备，是文体大家，短篇、中篇、长篇诸体皆长，是文体平衡的绝顶高手。2000年以后，他的创作有一点变化，前期的“枫杨树系列”“红粉系列”以及《离婚指南》，从容丰腴；后来的《蛇为什么会飞》，正面表现现实，稍有局促之感；《碧奴》是“重述神话系列”的一种，但想象单一了些。《妻妾成群》《河岸》《黄雀记》等小说把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人心和人性深远而沧桑的呈现、挖掘延伸到了整个历史、民族、文化层面，充分展现了个体生命与文化生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谈评论，并非只有批评才算是有个性和锋芒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怎样才是健康的？
吴义勤：作家和评论家应该是两个平行的文学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关系。在文学的轨道上，互相张望，互相尊重0。我不认为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有人所说的“皮和毛”的关系，或“鸡与蛋”的关系，但也不认为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就或是亲昵的“闺密”关系或是紧张的敌对关系，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是文学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让我来描述二者的关系，我觉得“工作关系”才是最好的定位。当然，作家和批评家如何对话确实是一个难题。我觉得，不突破文学的边界是对话最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批评家对作家批判和赞美就不会世俗化和庸俗化，就能够在文学世界里剑拔弩张，在生活世界里相敬如宾，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常见的因为一部作品的评价而彼此妖魔化对方的情况了。实际上任何对他们的批判都不会伤害他们的地位和形象，被批评不但不是价值的减损反而是价值的增加，反而增加了社会和读者看待他们的眼光和角度，也增加了他们看待自身的角度。
中华读书报：大家普遍觉得，只有敢于批评的文章才更有力量。
吴义勤：我也认同敢于批评的文章更有力量，我自己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只可惜自己写不了这样的文章。批评名家名作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不能只有批评的姿态。我的研究生有的也追求写这样的批评文章，往往把名作家骂得一文不值。其实，批评的力量不是说你的情绪或姿态有多强悍，嗓门有多大，调门有多高，关键是要看你有没有说服力，有没有本领让读的人服气。我个人最喜爱王彬彬和李建军这两位评论家，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王彬彬和李建军的，他们的学养，他们的阅读量，他们的才情都不是一般人可企及的。他们以自己多年的文学研究和广博学识积累为基础，以自己的思想、能力和功力为基础，他们不是一天就能成为王彬彬和李建军的，他们到达罗马的路上也付出了不知多少汗水。正因为他们能从文本出发把作家作品读透、吃透，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知识和学养的高度，他们对作家作品的批判，才让人读了没话说，不能不服。
现在有些后学者，特别是青年学生邯郸学步，步子还没走稳，就想跑，只有姿态、情绪而没有学理。有的批评文章，谈到作家的不足和局限就咬牙切齿，像面对阶级敌人或审判罪犯，好像作家罪恶滔天、罪大恶极。他们可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作家有不足、局限恰是正常的，有局限和不足才真实。如果批评一个作家的局限，我们能换一种方式，不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而是和风细雨、娓娓道来地指出问题，这样的批判也许反而会更有力量。说到底，学会“说理”是至关重要的，越是尖锐的批评，越需要解决怎么说理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章总是比较体贴作家。这是否与您比较温和的性格有关？
吴义勤：作家写一部作品点灯熬油，写出来肯定希望作品的价值得到认可和肯定。每个人的写作水平有高低，低是一种不足，但不是罪过。我曾经多次去贾平凹的家里，每次看他书桌前几纸篓用秃了的废笔，我就很感动和感慨。这个时候，我会不去计较他的作品究竟好不好，他对文学本身的狂热追求和热爱就令我尊敬。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绝对不忍心去贬低他的这种劳动本身的。这也许就是我性格的局限，面对文学我总是“心很软”。我总是愿意去发现和寻找一部作品打动我、感染我的地方。所以，我看作品确实不是着眼于缺点和不足。
中华读书报：这种与人为善的心态，会不会使文章缺少个性和锋芒？
吴义勤：也许吧。我的性格确实比较柔软，与人打交道总是怕伤了别人，就像小时候小朋友间打架总怕把别人打伤了，其实自己并没有伤了别人的力量。但我想与人为善，相信别人的善意，相信作家创作的好的出发点，与文章的个性和锋芒并不矛盾。我觉得，在面对文学批评的时候，社会上是有许多认识误区的。难道只有批评作家作品缺点和局限的文章才有个性和锋芒？为什么对作家作品的正面价值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令人豁然开朗的文章就不是有个性和锋芒呢？我觉得，一篇评论有没有个性和锋芒，关键并不在观点和姿态本身，而在于有没有说服力，有没有对作品和对象进行文本细读，有没有对文本进行分析的耐心和能力。有的时候，要谈出一部作品与别人不同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其实比指出其缺点更难。一个苹果上有疤，每个普通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到和发现，但这个有疤的苹果营养价值在哪里、美在哪里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前些年，我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也收到很多批判贾平凹、莫言等名家的评论文章，但我很困惑，为什么不同的文章指出的问题却都是一样的呢？怎么都是性描写、语言的脏、描写拖沓、趣味不高这些话题呢？看多了，你甚至会怀疑这样文章究竟是深刻、尖锐呢，还是简单、平常、一般？
中华读书报：能否以具体作家为例，谈谈您的评论方式？比如苏童。
吴义勤：我确实写关于苏童的评论文章比较多。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等作品，我都写过评论。我的评论方式用一句话说就是跟踪阅读、跟踪评论，用研究现代作家的方式研究当代作家。作家论和作品论的是我主要的评论方式。写作家论之前，我追求读完一个作家已有的全部作品。写作品论，我一般要求将一部作品读三遍。第一遍阅读，边读边在书上记下最初的印象和感受，做很多注解。我特别珍惜对一部作品的第一印象，总希望把那些印象保留得越久越好；第二遍阅读，对某些感受做再进一步的思考，同时构思文章；第三遍在动笔前再进行一次阅读，验证自己关于作品的思考和观点。另一方面，我的评论不追求先验的理论框架，完全是就作品论作品，阐释和感受往往大于理论的总结与升华。因此，我自知自己的评论是比较浅显的，缺少理论深度和高度，也几乎不引用理论，不够“高大上”，但好的方面是紧贴作品发声，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进入与理解。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发表后有不同的意见，《当代作家评论》组织评论文章，我写了一篇。我的文章就是对《米》本身情节和人物的细致梳理和阐释，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但确实是对小说的细读。
谈经典，应该有我们时代的大师和经典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论断，在文学界有些不同看法。
吴义勤：这个话题我说得太多，也听到很多不同意见和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该不该经典化，文学界一直有争论。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上可以说存在很多误区。在整个文学界，轻视当代文学的观点很有市场，这其实可以理解：一是当代文学没法和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比；二是当代文学没法和大师云集的中国现代文学比；三是当代文学更无法和作为模本和学习对象的外国文学比。在这“三座大山”面前，当代文学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我认为，即使如此，当代文学也不应自卑，仍有着经典化的必要和理由。
中国现代文学总共30年，我们命名了多少现代文学的大师？当代文学已经70年了，我们给后代什么也不能留下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经典，自己时代的大师。这么说的前提，就是要克服关于经典认识的误区，打破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的神话。我们要明确，“经典和大师”都是不可测量的象征性的说法，文学经典不是十全十美、至高无上的神话，文学大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和英雄，而是普通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当代文学我们也应有这样的作家。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大师？大师本来应该是用来对于高尚的精神活动表达敬意的称谓，但今天大师反而世俗化了，社会上做碗的、做茶壶的大师满天飞，文学反而没有了大师，这不正常。另外，好像人活着就不可能成为大师，只有去世了才可被追认为大师，这似乎也不正常。
所以说，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袪魅，把“经典”和“大师”这两个词变成日常化生活化的词。当下整个社会是一个阅读危机的时代，如果我们再不经典化，当代文学只能自生自灭。我们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工作，应该让当代读者喜欢当代文学，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又一个否定当代文学的理由，让他们逃离文学。
中华读书报：一般认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和筛选的。
吴义勤：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交给时间。但时间是万能的吗？面对时间，我们自己的承担和责任又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时间也不过是一种托词，一个借口。时间是一条不能割断的河流，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同样重要的，现在的时间也是时间，不能把一切都推给未来。
事实上，当代人对当代经典的评判与发言权显然比后代更为重要。当代经典首先是为当代人创造的。当代读者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处理的生活与经验，如果当代人不读当代作品，如果当代人不承认、不珍惜、不发现、不确立自己时代的经典，当代人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呢？难道要等到多年后，90年后、00后或者更晚的时代的读者以考古的方式来挖掘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来论证我们写作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文学经典的相对性有充分的认识。经典的筛选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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