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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31日凌晨，轻纱似的细雨笼罩长沙。88岁的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安详地沉入永远的梦乡。
1950年，30岁的彭燕郊先生由北京南下长沙，再也没有离开湖南。他的58载湖湘春秋，被炽热而纯粹的、宗教殉道般的诗歌激情与信仰浸透着，支撑着，并未随着诗人的离去而枯萎。
2000年冬天，我有幸与彭燕郊先生结缘，和这位大隐于市的大诗人毗邻而居，窥见他最后生命时光里的吉光片羽：长沙东风路湖南省博物馆，一棵大樟树下的小屋里，一位愿为诗为艺术牺牲一切的平凡圣者，点燃最后一盏心灯……
微雪中的岳麓书院，初闻彭燕郊
2000年元旦，我去岳麓书院采访研究员、诗人江堤，完成一个关于千禧年与千年书院的报道，说着说着，江堤提到彭燕郊这个名字：“你一定要去采访他。”
江堤告之，我的报社同事龚旭东是研究彭燕郊的专家。过几天，我就请旭东兄带我去找彭燕郊先生。原来，我家离先生的住处差不多只隔了一条马路。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大门，左拐上一个斜坡，在一棵大樟树下再左拐数米，迈过几步小台阶，就能望见诗人的家门。
小屋给我留下最深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简陋朴素。特别是里面的小书房，灰暗、阴冷，水泥的地面，满屋子都是书柜，满柜子都是书。因为书太多太重，一些书柜的木板子甚至被压弯。书柜的模样大小也各异，有的柜子腿瘸了，用几块砖头垫起来……
显然，80岁的彭先生并不在意。他面容清瘦，神情舒展，坐在一把深褐色的旧沙发上，微微昂着头，带着似乎要倾听这个世界秘语的神情，笑起来则像个天真的大孩子。谈到岳麓书院在新千年如何发展，他的思维敏捷而开放，谈锋颇健：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任何一个时代代表的都是一种学术品位很高的精英文化、严肃文化。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中，我们不能关在小圈子里孤立地自我欣赏而漠视大众的文化需求，也不能被大众文化牵着走，应警惕大众文化的利益指向。我希望书院能保持一种精英性、纯正性，又能实事求是地利用千年论坛、读书会、座谈会等多种开放交流渠道，将严肃的文化普及宣扬。”
近20年里，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中国文化大舞台如快速翻转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其核心之一不就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彼此博弈所发生的种种纠缠、争斗与交融吗？回头来看，彭燕郊的这一段话真可谓站得高看得远，更难得的是他的“辩证法”，他强调的“实事求是”，对于当下在文化复兴的高歌猛进中暴露的种种弊病，依然是一剂良药。
遗憾的是，那时的我只是传声筒般记录，并没有更敏锐地意识到彭燕郊先生的文学价值、生命价值。
那一天占据我脑海的，是诧异甚至不平：一位资历很深、全国闻名的大诗人，竟住得这么寒酸……
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旭东兄又去了小屋，并带上了一位摄影记者，准备为彭燕郊先生拍一组照片，做一个专访。
彭先生特意换上了一件细条纹的浅灰色西装，刮了脸，下巴上还不小心刮破了一点皮。那天天气很好，小屋温暖而灿烂，与第一次的印象大不一样。阳光从门前的窗口照进来，照见坐在窗前一张小书桌前的彭燕郊，清瘦却很精神的脸亮堂堂的。
那天，我们还翻拍了挂在小屋墙上醒目位置的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彭燕郊穿着白衬衣和笔挺的西裤，披一件开衫，和一头短发的夫人张兰馨并肩站在一处山岗上眺望远方。风吹得彭先生的头发调皮地向上扬起来……
那是1950年刚到长沙的彭燕郊夫妇留下的合影。历经多年的流浪奔波后终能安居长沙，这对年轻夫妇的黄金岁月刚刚开始。
彭燕郊十多岁就离开家乡福建莆田。他参加过新四军，辗转于桂林、重庆等地，在严酷与苦难中，淬炼成颇有影响的“七月派”诗人。1949年，彭燕郊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担任了《光明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编。
为什么要离开热闹的北京来湖南呢？多年后，接受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易彬的采访时，彭燕郊说：“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北京太上层了，太高了，离生活太远了。北京到处都是名人，全国性的、国际性的活动非常多。当然，我在那里玩下去也可以，我买了很多书，很多唱片，我在北京是如鱼得水。有买不完的书，买不完的唱片，光明日报对面就是长安大街，梅兰芳他们都在那里演戏，京戏我也喜欢看，那个好玩极了。但是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我在北京住下去，我会变成一个大玩家。我还是想创作，写诗，搞我的艺术。”（《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我不能不探索》）
1950年5月，一心想着要“搞艺术”的彭燕郊，接受湖南大学中文系谭丕谟、杨荣国的邀请南下长沙，成为湖南大学深受学生喜爱的“王牌教授”。
这张一直挂在小屋墙上的照片，留下的就是岳麓山上彭燕郊夫妇最珍贵的瞬间。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生活一如岳麓山上红艳艳的秋之浆果，有着历经风霜之后的甜美。
“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非常温暖，也最感人”
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上的湖南省博物馆，“后樟树”下的小屋，是彭燕郊在湖南的最后一处住所。
颇有意味的是，从岳麓山脚下一直到湖南省博物馆，彭燕郊走到哪里，就会把诗歌和美带到哪里。似乎他的家有一种神奇的文化魔力，吸引着那些热爱诗，或者做着不一样的梦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哪怕“文革”中他被下放到街道工厂劳动，他的家也成了秘密的私家课堂。他曾偷偷地辅导一位初中没毕业却喜欢读书的名叫万里的孩子，教他掌握了从初中到大学的几乎全部课程知识，直到他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史论文。“文革”后，万里破格成为一所大学的老师，又调到湖南省社科院，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学者。
1979年3月，重获自由的彭燕郊赴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将收藏的图书都搬到了湘大，“每天晚饭后，少则五六位，多到十一二位，都喜欢到我这里来，来得早些，就一起到屋后的北山散步，来得晚些，就聊天直到要就寝时才告辞。”（《在湘大的日子》）
北山，是我熟悉的一座小山坡。我曾在湘大求学四年，只是入校时彭燕郊先生已退休定居长沙，我无缘亲睹当年先生的风采。在“文革”刚刚过去的一种普遍强烈的文化饥渴中，先生是怎样热切地吸引着一批批年轻大学生从他那里汲取甘甜的文化清泉。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一个井喷期，《小泽征尔》《陈爱莲》等一批经典作品就产生于此时。先生曾谈到当年教学与创作的情景：
“改革开放后，一下子接触到东山魁夷、小泽征尔、陈爱莲，那种心态真是兴奋……我上课的时候讲这些东西，同学们一个个都跳起来了，羡慕得不了得。我讲，陈爱莲，男演员把她托起来，像托一根稻草一样，轻得不得了。同学们听了都在底下叫。那个时候，觉得一个人这样活下去还是值得的。那时想把这种心情传达给别人，所以写了。”（《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我不能不探索》）
在北山脚下教诗写诗的同时，彭燕郊还以极高的热情，主动倡议并参与策划主编《诗苑译林》丛书。1983年，《诗苑译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2年，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冰心、郑振铎、施蛰存等大批翻译名家齐聚丛书之中，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
从岳麓山下到北山脚下，那些当年和彭燕郊一起散步、聊天，陪着他去各地访友组稿的年轻学生，今天已成为全国诗歌界、新闻出版界等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心目中，彭燕郊是永远的精神导师，是关于诗、关于爱、关于美的启蒙者。常常，我和他们一起去小屋看望先生，听他们回忆当年先生在大阶梯教室上课，窗台外过道里都站满了学生，回忆起先生在课堂上泪光闪闪地朗读波德莱尔的《信天翁》、叶赛宁的《狗之歌》……
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振声所说：“彭燕郊对后辈特别的亲近。他的家里像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样，后辈包括年轻的学者川流不息。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非常温暖，也最感人。不带任何世俗功利，就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一种人格的吸引，一种相互的打开、照亮、提升。”
湖南省博物馆大樟树下的小屋，是彭燕郊一生创作诗、传播美的最后驿站，也被视为长沙最重要的人文地标。
三月，最后的告别
2008年年初的冬天，特别漫长而严寒。我决定离开长沙北上。春节过后，我带了一束鲜花，去小屋看彭燕郊夫妇。彭先生说，去北京看看也是好的，还说起了当年去潘家坪淘旧书，去长安大街听京戏……
没有想到，这竟是见先生的最后一面。
在北京三月的满城飞絮中，我似乎患上了思乡病。有一天半夜，我竟然被一阵从来没有过的剧痛痛醒，它潮水般涌来，又潮水般退去。第二天，我接到旭东兄的电话，听见素来语调安稳的他带着哭腔告之彭先生凌晨离去。赶回长沙，拐上那个长坡，看到大樟树的那一刻；走进小屋，在黄菊、百合等鲜花簇拥的先生遗像前跪拜的那一刻，我止不住我的泪。
2008年4月2日上午9时，长长的送别车队缓缓地穿过长沙城区。看着窗外一路上洁白的玉兰、高高的梧桐疾迅闪过，我想起第一次和彭先生在小屋谈到千年书院时，他告诉我说前几天他才陪一个北方来的老朋友，坐公共汽车去了书院。我后来才知道，先生常常坐公交车去长沙的旧街老巷淘书、淘唱片，公交车是他穿过这座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
2009年春天，我从北京回到长沙，第一件事就是去大樟树下的小屋。门前还是熟悉的铁树、月季，进门还是窗前那张铺着浅碎花布的小书桌，黑白照片也挂在墙上……
可是，木沙发上那个总是昂着头笑着倾听的老人，永远地沉落在时光的深处了。
“我现在一点一点地更懂得他。我得为他做些事。”那一次，张兰馨女士含泪对我说。年过八旬的她，一个人坚守着小屋，学会了用电脑打印文章，和女儿一起将彭燕郊未录入诗文集的部分手稿整理编辑，于2010年3月彭燕郊去世两周年之际，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彭燕郊纪念文丛》。
那两年里，张兰馨女士和旭东兄曾交给我一些彭燕郊的诗文稿来录入打印。我第一次读到先生的手稿，薄薄的格子纸，浅蓝色的笔迹，有的看得出是复写的诗稿。在夜晚的灯下，我抄录这些诗稿，总想起小屋里那张并不高的小书桌，高大的诗人要低着腰背，一笔一划地写下这些飞扬的诗句……
“你留给我们是丰富，是永久，是无穷的启迪……”
我常想，彭燕郊先生的58年湖湘岁月，对于湖南诗歌意味着什么呢？湖南是有着深厚诗歌底蕴的热土，屈原行吟湘楚大地，开创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有着大学教授、诗人、出版家、民间文学研究者多重身份的彭燕郊先生，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诗歌种子，美的种子，将如何影响汉语诗歌的未来风景呢？
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我常想起的是2006年的端午节。那一年报社准备举办一场纪念屈原的活动，邀请他作为嘉宾参加。86岁的彭先生竟连夜创作了献辞《永远忘不了你——端午遥寄屈子》，打算要在活动现场吟诵。但因创作过度劳累，他没能去现场，托人将这篇散文诗稿交给了旭东兄：
“……你把自己融进江水，让自己化作江水，成为江水的一部分。你完成了回到母亲怀抱的心愿……你有大欢喜，你用大欢喜克服大悲痛。你知道吗？你留给我们是丰富，是永久，是无穷的启迪……”
是怎样高昂的创作激情，促发一位86岁的老人连夜创作出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或许那个夜晚，果真有诗神的护佑吧。而彭燕郊先生留给这片土地的，也“是丰富，是永久，是无穷的启迪。”
我愿长沙城里，那座已经消失在推土机扬起的灰尘中的小屋，是载着先生划向故乡的船和桨，也是一条闪耀着先生不灭心灯的月亮河，飘荡着永恒的诗歌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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