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感性现象的美学研究

    对古人审美意识的发掘层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史学科建构以来，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大致遵循着“形而上”“形而下”“形上形下统一”三条路径展开。“形而上”路径注重以文本、思想家为核心来展开相关美学理论、美学思想、美学范畴等的阐释，以总结中国美学智慧的理论形态。“形而下”路径注重以具体的审美活动、审美对象等为核心来提炼出相关审美意识，以呈现中国古人直面审美活动、审美现象的所感所思；“形上形下统一”路径则意图在统摄美学理论与具体审美活动的框架下来实现对中国美学史的综合性描绘与分析。比较而言，第一条路径最为核心，目前取得的成就也最大；第三条路径最为理想，但要真正在研究中落实却十分困难；第二条路径最为基础，而目前尚有进一步推进的研究空间。

    在这种研究格局中，朱志荣教授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主动选择了第二条路径，展开了直面感性现象、提炼审美意识的美学研究工作。在研究动机上，朱志荣自觉地厘定了审美意识与审美思想、审美理论的差异，凸显了审美意识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在他看来，审美意识是感性地存活在脑海中的，美学思想则是通过归纳和分析等诉诸文字表达的系统思想，而美学理论则是通过一整套的范畴、术语、命题等进行论述的系统化的美学主张。因此，审美意识即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又是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基础。相对于系统化的美学思想与美学理论，审美意识更直接、具体、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美感发展史”。比较而言，直面感性对象所提炼的审美意识与具体审美活动之间的契合度是最具“历史真实性”的，是中国美学的源头活水。美学理论则不然，其与具体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之间既可能是契合的也可能是脱节的（或滞后或超前或仅为理想）。这种美学“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多元关系意味着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需要谨慎地处理好美学理论与具体历史审美活动之间的复杂性。这也表明，单纯以美学理论、美学思想替代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存在问题的。

    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不仅仅要叙述美学学说，而且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叙述审美意识，因为正是审美意识为这些美学学说提供了材料，并形成了它们诞生的气氛。”作为国内第一部以“审美意识”为冠名的通史，《中国审美意识通史》的研究目的就是为进一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奠定基础与开掘源泉。站在当代的角度与高度，从源头汲取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精华，从历代的艺术品、器物乃至史料中对日常生活的记载等进行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审美意识的概括和总结，从而推动中国美学的研究，算是《中国审美意识通史》研究者的初心与使命所在吧。万丈高楼平地起，审美意识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地基”。只有夯实了“地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才能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是认识到了审美意识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又是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基础这一研究格局，朱志荣教授选择了作为中国美学史基础部分的审美意识入手主持了这套《中国审美意识通史》的研究工作，可谓颇具学术眼力。这必将对中国美学史的进一步研究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是由朱志荣教授主持，并大量吸收青年学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作为一套厚重的通史类研究著作，青年学者在历史材料的发掘与理论归纳上，都显示了较好的研究热情与学术素养，这使得整套书在学术质量上保持了不错的水准。从整体架构上，该书以时代为纲，以具体门类为目，对中国文化中体现在诸多审美活动领域的审美意识进行了描绘与归纳。整套通史，按学界通行的时代顺序划分为了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卷，然后按照各个时代的重点审美领域进行分门别类，体例清晰并有重点的凸显了各个历史时期具体门类中蕴含的审美意识。如该书对史前与夏商周时期石器、陶器、玉器、岩画、青铜器、文字等的审美意识钩沉，秦汉卷对雕塑、神话意象的阐释，魏晋南北朝卷对清谈现象的考察，隋唐五代卷对舞蹈与建筑的论述，宋元卷对服饰的归纳，明代卷对园林、家具的研究，清代卷对小说的分析等都在一定层面上丰富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内容；从方法论上，该书直面感性对象与历史审美活动，在大量占有具体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审美意识的概括与提炼。每个分卷大体以出土文物、现存艺术作品、器具、具体艺术史料、审美风尚、日常生活等具体鲜活材料为研究对象，贯以考古实证、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感性形式分析、审美心理分析等多元研究方法，并在一种雅俗互动、南北融合、内外交流、艺际互鉴的视野下对各个时代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及其流变进行了阐发；从审美意识特质上，该书较好地把握住了中国审美意识的生命精神。在具体阐释材料对象时，该书以审美意象的解读为核心并抓住了感性、体验性、超越性为一体的这一中国古代审美的生命意识特质，从而在紧扣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下保持应有的学科向度；从内容分布上，该书较好地把握住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审美意识发展的时代精神面貌。如史前阶段的象生造型、夏商周的宗教政治色彩、秦汉的以丽为美、魏晋南北朝的重神、隋唐的气象、宋元的文雅意趣、明的俗变、清的集成等，较好地从宏观上展示了中国审美意识史的阶段性流变。

    当然，要恰当准确地做好哲学思想、美学理论与审美意识之间的互动、互补工作实非易事。毕竟，对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而言，哲学与美学理论对其特征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因而，当《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在直面感性现象，把研究重点置于具体审美意识的发掘上时，其对与哲学、美学理论的相互照应工作就做得还稍欠充分。同时，由于审美意识涉及到的材料十分驳杂，要做到面面俱到几乎不可能，故不同作者在不同阶段的具体重点材料取舍上也难免各有偏好。但瑕不掩瑜，《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在对古人审美意识的发掘层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为下一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