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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特别指出，新时代中国的一切发展都是高质量的发展，要告别数量扩张性的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对于我们出版也是一样。经过十多年改革、发展，出版已经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全方位的变化，但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创新不足，质量不高，效益下滑，融合不深，政策性突破不多。那么，出版如何实现创新？
第一，围绕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创新。党的十九大把文化的地位提高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地位，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国际经验。世界上曾经出现的七个强国，都是因为文化上先导性的复兴，而引领了世界的价值观。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要实现创造性地转换，创新性地发展。五千年积累的文化资源很丰富，但要活起来，成为当地文化建设的一种力量。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这是长时间的出版创新内容。
三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四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五是围绕民生方面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学前儿童阅读的问题，是出版重要的空间，是创新的一个方向。
六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出版要在这方面创新。这个工程是将来理论建设最重大的工程，中央谋划已久，中国特色经济学、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现已进入到深入研究的阶段。
七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党的大学习、大教育，今年、明年还要持续开展。为全党大学习准备学习材料，这都是出版要创新的地方。
八是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国民教育和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国民教育，是指学校的系统教育，还有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这方面有大的创新空间。
九是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的魅力和时代的风采。最近连续看到一些文章，有一篇是《别相信法国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了解的有关中国的知识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马克龙访问中国，他们就坚决反对。总书记接待了特朗普，介绍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三千年的文字历史。特朗普说，埃及有八千年，比你们早得多。这是两回事，我们说的是国家的文明的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他说的是出土文物文明。出土的文物文明，中国也有八千年、九千年的，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连这样一些关键性人物居然都不知道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历史，出版大有创新性发展的余地。
十是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出版应提供这样的教育资源。
十一是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培养科学文化素质。现在的学术完全陷入西方人的框框里面，他说陷阱，你就跟着说陷阱，他说这个规律，你就说那个规律，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大力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很快就要提上日程。
十二是生产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十三是总书记提出的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提供的精神食粮。
十四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十五是跨文化传播。
第二，围绕国家的文化工程创新。一是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作为保障人民公共文化权益的重要工程，国家将不断深化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二是不断加强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提升传播的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三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程。四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出版业产业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按照经济新体系的要求，我们的产业体系还很不完备，还要进一步加强完善。
五是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公平、公正、竞争、开放的文化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线上、线下有差别，城市、乡村有差别。
六是创新文化的生产经营机制。七是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对于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建设，对于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产品的供应，在政策方面会进一步突出出来。
八是培育文化的新业态、新形态、新产品。变的是载体、形态，而内容创造依旧是核心。
九是国际传播力的建设，要把讲好中国的故事作为创新的重要方向。下一步，中国的出版业能不能推出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是我始终期望的目标。
十是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我们的文化不能停留在复制原来的作品，包括历史题材，要随着时代的进步来进步，挖掘对时代有影响的因素。
这些都是国家要实施的重要文化工程，出版业要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己的发展。
第三是围绕难题来搞创新。一是深化改革的问题。
要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在企业改革上下功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把企业打造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型国企目前进行混改，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管理层全员持股，打造利益共同体。现在出版单位人才流失，流向了新媒体、新业态。什么原因？就是他本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另外一个就是人才机制，我们通过改革，要形成能够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还有出版企业的分配制度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激励能干事的人，留住有能力的人。
二是推动融合发展。
目前的出版业态在不断变化，不断形成新的出版业态，融合发展是唯一的出路。传统出版业有内容资源，有长期的内容加工、编辑的优势；新载体有传播的优势，有技术的优势，有平台的优势，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融合在一起，打造新优势。当然还有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改革不到位，融合发展就落空了。国有、民营、传统、现代、印刷、数字出版，是不同的类型，目前是分门别类的管理，没有打通的通道。
三是加强技术创新。
随着传播技术的变动，出版技术也在不断创新，比如听书，比如数字出版。
四是高水平的内容创新。
这是一个难关，我们每年在世界上要推出几本能够有影响力的书，这才能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要体现科学的真理，要有人类的情怀，要有道德的高度，要有文明进步的趋势。
最后一点是市场的问题。很多同志讲市场的挑战比较严峻，但我现在的想法是开拓市场的空间很大，比如说，中国现在人均年阅读才五本书，跟以色列、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这些国家比，还不到1/3。中国一个人每年增加一本的阅读量，市场就大得很。还要进一步开拓市场，改革供给侧，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精神产品。当前要注重的是城市里面的细分市场，比如学术界、大学生、少年儿童、家庭妇女、职业女性、高层次人才的阅读等，要找准对象。中国的市场很大，找准定位，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效应。
其次是要开拓农村市场，农村依然存在着买书难的问题。前几年我在一个地方调查，一个家长走了170多公里的路去给孩子买一本书。所以要把农村的市场搞好，特别是依托农家书屋把农村的出版物供应搞好。
还有一个是国际市场。凭借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中国的产品所到之处，必然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更大的市场是知识服务的市场。出版社拥有的知识、文化资源怎么通过新的渠道、媒体推送给社会？出版社拥有自己原创的独特资源。这几年，人民出版社在利用资源方面做得很好，为党员学习提供资料包，使优质资源、内容产品充分发挥作用，不要出了一本书就结束了。现在世界上的评级机构，都是出版社、杂志社办的。当然有些办得很有影响力了，然后被大公司收购了。因为出版社掌握信息和资源，完全可以搞评价系统。
在这方面，既是发展出版业，也是为国家进入全球竞争做准备。如果我们中国出现几十个逐渐有权威性的评级机构，就不是请国外机构来评级了。我看到的一个教育的例子就很好，教育评价原来一直是英国、美国来发布，后来我们上海搞了教育评价发布，现在我们上海高教的评价体系已经是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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