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吗：小说里的法国大革命

    一

    身处大时代的小说家，有理由相信他们比历史学家更有资格揭橥社会的奥秘，披露时代的真相。因为在小说家看来，他们所讲述的事实，是综合了各种事实后，用“虚构”的手法表现出的“典型”事实，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反观历史学家，即便他们力求客观公正，但限于研究对象的唯一性和不变性，他们所记录的事实不过是特定的和个别的，不足以上升到人性和世界本质这样的层面。所以，在19世纪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看来，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接过历史学家的笔，去创造一个平行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世界。或许正是如此，司汤达将其小说《红与黑》称为“记事”（chronique）——一种原本属于历史学家的文体，声称他要讲述的故事完全基于“真实，严酷的真实”。左拉也希望用一种“科学”的手段去构建他的小说世界，展现一个家族中血缘与环境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精心打造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视作“第二帝国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至于巴尔扎克，更是以历史学家自居，甚至认为还要略胜一筹，因为他不仅是时代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而且还能从纷繁复杂的事件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博采约取，糅合出一个个典型，书写一部为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风俗史”。无怪乎恩格斯盛赞，从老巴尔扎克小说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当然，即便如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所言——“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善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实的历史”，但相信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会模糊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小说家固然心怀历史学家的志向与抱负，但他比历史学家更自由，难免会把更多的个人欲望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历史学家虽然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心怀敬意，但绝不会断然相信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彼得·盖伊在《猛烈的报复：〈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Savage Reprisals:BleakHouse,MadameBovary,Budden-brooks，中译本译为《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中，分析了副标题中所提到的三部以深刻反映现实而著称的小说，认为它们所描述的社会现实，完全不能等同于当时的历史真实。原因在于，三位现实主义大师笔下充斥了太多个人情感、欲望甚至愤懑，他们所描述的现实只能是一幅扭曲和变形的镜像：狄更斯因深陷与出版商的剽窃官司而对英国的司法体制痛恨不已，在《荒凉山庄》中对大法官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福楼拜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和悲观的虚无主义，让他以《包法利夫人》为武器，对布尔乔亚的虚伪和庸俗进行了漫无节制的嘲讽；而托马斯·曼对严苛专断的父亲的失望和对社会不能容忍其同性恋倾向的不满，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为自己的家族和德国中产阶级唱响一曲早衰的挽歌。盖伊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将三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对社会的批判化约为他们对社会的“报复”，虽然有失偏颇和略显牵强，但他警告读者切不可化文学之“幻境”为历史之“真实”，还是值得我们听取的。

    不过，即便如此，文学还是能真实地反映一个社会的舆论气候（climateofopinion）、一个时代的集体心态和掩藏在个体理性之下的无意识。史景迁在那本极具想象力的《王氏之死》中，多次引用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女性的描述，这对于人们了解当时的两性关系、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不无裨益。特别是，在王氏之死的前夜，为了表现王氏在梦境中的所思所想，史景迁从《聊斋志异》中撷取大量文字，加以巧妙地拼接组合，用意识流的手法营造出一种令人难忘的意境，真实地再现了王氏对爱情和生活的渴望、幻想、迷惘与恐惧。史景迁对此这样解释：“我认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连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越过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在去世之前的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或许正是藉由这些虚构的文字，人们才有机会走进王氏的内心深处，记住这个在真实的历史上短暂存在过但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小人物。

    二

    如果说史景迁是借助文学材料重塑历史人物的欲望与心灵，让读者产生共情，进而唤起一种理解历史必不可少的“历史情感”（historicalsensation）的话，那么莫娜·奥祖夫的这本《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显然有着更大的抱负，即用小说来阐释法国大革命后一百年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新旧两个法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此，在《小说鉴史》一书中，奥祖夫选取了19世纪9位作家——从世纪初的斯塔尔夫人到创作生涯横跨两个世纪的法朗士——的13部风格各异的小说，分析其表现的对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看法。

    谈及对这13部小说的选择，奥祖夫承认有其个人偏好，但更看重的是这些小说的一个共性，即都是从家庭生活和私人情感层面去反映大革命的影响及余波。奥祖夫直言，她无意选择与真实历史更加接近的历史小说，因为这些小说对于历史的呈现太过直接，作者的政治意图也太过明显，同时却忽视了普通人在大事件中的境况。相反，只有从那些展现私人生活场景的小说中，才能真正去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冲突之剧烈、和解之艰难，以及历史事件影响的延续性和持久性。

    于是，在巴尔扎克的小说《老姑娘》中，三位求婚者与女主人公萝丝之间复杂的“四角关系”，生动地诠释了新旧体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代表了旧制度的德·瓦卢瓦虽然举止优雅，但却自私自利；象征着大革命的杜·布斯基耶虽然粗俗鲁莽，但却精力充沛；阿塔纳兹对萝丝满腔柔情，但却幼稚懦弱。。杜·布斯基耶虽然征服了萝丝小姐，也为小城阿朗松带来了现代性的喧闹和繁荣，但却是萝丝灾难般婚姻的开始。她失去了对金钱的支配，对雅致生活的掌控，更重要的是，还要忍受杜·布斯基耶的性无能——暗示着革命的软弱无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或者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在《老姑娘》的续篇《古物陈列室》中得以延续，但这次却是旧制度的反败为胜。贵族子弟维克蒂尼安因伪造票据一事败露逃回阿朗松，遭到以杜·布斯基耶为首的当地资产阶级的指控和追剿，一场贵族特权和司法民主之间的战斗打响。显然，在外省小城，贵族仍然有着强大的势力。最后，金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收买了法庭里的全部法官。不过，在这场以公平和正义为名的战斗中完败的资产阶级并不是没有收获。维克蒂尼安通过效忠国王而获得军衔的希望落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与门第低下的资产阶级联姻。奥祖夫试图用这两个故事向我们表明：大革命尚未结束，旧制度已摇摇欲坠。

    当然，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也可能存在短暂的和平。奥祖夫分析了乔治·桑的两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瓦朗蒂娜》和《安托万先生之罪》。在《瓦朗蒂娜》中，生活在旧制度下的同父异母的贵族姐妹露易丝和瓦朗蒂娜，与体现着革命精神的富裕农民家的女儿阿泰娜伊丝和外甥贝蒂克特同样处于一种暧昧的“四角关系”中。但资产阶级的贝蒂克特与贵族的瓦朗蒂娜之间的彼此吸引，预示了四人之间必然会爆发剧烈冲突，事实也果真如此。幸运的是，四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却因他们投身于农村生活的改造而发生了转机。他们改变了周遭的自然景观，建立起一个与世隔离的乡村乌托邦。隐居生活虽然给他们带来了平和与快乐，但很快就被一些偶然因素打破：觊觎瓦朗蒂娜财产的新婚丈夫从国外归来，最终让这种乌托邦生活化为乌有，并使这个故事以悲剧结束。

    当一些作家在乌托邦的想象中实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和解时，另外一些作家却在小说中表达了与革命的势不两立。巴尔贝·多尔维利在《已婚神甫》中塑造了一个让人困惑的神甫形象——让·松布勒瓦尔：他低调内敛、头脑冷静、勇于探索、热爱家人，可以说完美地展现了大革命原则。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曾经背离上帝、投身科学、结婚生女，即使躲在远离世界的偏僻小城，也无法为世人接受。杜布勒瓦尔的原罪来自大革命对上帝的否定，这一点很难为人宽恕。因此，当巴尔贝让杜布勒瓦尔的生活以悲剧收场时，就是想以此来表明他对大革命拒斥的态度。

    这种对大革命的厌恶，有时也会转化为一种悲观和虚无的情绪。在福楼拜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两位彼此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分离的主人公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他们探索各种知识领域，却浅尝辄止，无法突破，最后在一次次无意义的知识循环中一事无成。福楼拜对法国大革命中政权和政体的不断转变倍感失望，对于革命原则的不断更迭也心灰意冷。在他看来，布瓦尔和佩库歇象征着现代性和民主的革新精神，但最终带来的却是社会的停滞不前。

    三

    奥祖夫在《小说鉴史》中除了对围绕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关系产生的种种政治立场或观念作出了精彩剖析外，还分析了这对矛盾体之间的张力给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的集体心态带来的冲击。小说比历史著作更好地揭示了大革命所造成的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时间体制的分裂。在斯塔尔夫人的《黛尔菲娜》中，受到革命精神启蒙的黛尔菲娜与已婚贵族雷翁斯之间的爱情遭遇重重阻扰。革命虽然树立了包括婚姻关系在内的一切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平等原则，但却无法穿透旧制度的坚硬外壳，对于旧道德和旧习俗的认可、情感和记忆依然盘踞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注定黛尔菲娜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是场悲剧。

    与之类似，巴尔扎克的《贝娅特丽克丝》，不仅描绘了大革命所带来的空间上的断裂：日新月异的巴黎和一成不变的盖朗德，更揭示了其背后的两种时间体制：加速的、现代的时间和静止的、古代的时间。在革命的时间体制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下，“转瞬即逝”成为人们当下的切身体验——不仅爱情、忠诚和道德，甚至艺术和宗教都是“转瞬即逝”的。

    对于司汤达笔下的吕西安·娄万来说，身处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那种断裂感恐怕才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写照。在一个政治立场随时可以发生极端性转变的时代，过去不再提供范例，现在亦无恒定价值，未来更是充满不确定性。吕西安·娄万梦想迎着朝阳去征服世界，却苦于没有效仿的榜样。他在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因为个人的委曲求全和首鼠两端而难以为继，只能以自我憎恨的方式纠结于共和派的“红”与保王党的“白”之间。

    《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亦复如此。生为拿破仑派的儿子却被保王派的外祖父抚养成人，两代人的矛盾连同两个时代的冲突被强加在他的身上。虽然马吕斯最终投身革命，但却无比怀念贵族时代的秩序、风度和丰富性。革命固然令人神往，但暴力中诞生的混乱、粗俗和同质性，却也让他心生抵触。时代的断裂，或者历史在时间性上的失序，造成了许多“新人”人格上的分裂。

    四

    在奥祖夫深入细致的分析下，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正是借助鲜明的人物、暴烈的性格、丰富的意象，甚至不合逻辑的情节，生动而真切地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曲折与荒谬。而历史学家虽然一再以如实直书和探究真相为目的，但有时也不免受困于对合理性的追求，因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沿承某种惯例和定式。

    透过奥祖夫的这本《小说鉴史》，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在表现历史，尤其是在表现动荡时期的历史上或许要强于历史著作，但前提是人们必须对小说进行合乎某种预设的解读。但问题在于，小说留给读者的阐释空间过于广阔。在“作者已死”的论调下，作为文本的小说获得了完全自由的地位，对之的解读也不必拘于原著者的意图。若抛开旧制度与大革命对立与和解这一主题，人们显然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奥祖夫所列举的这些小说作出不同的理解。比如，《黛尔菲娜》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感伤主义杰作，而无涉政治；左拉《普拉桑的征服》最后那场象征性的大火，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更具普遍效应的现代政治隐喻；法朗士《榆荫道》和《柳条篮》对平庸的生活状态的描述，难道不是一种预示未来的政治寓言吗？如此看来，小说在表现历史时也并无过多的特权。

    那么，历史学家能够从小说中获得什么呢？可能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历史感以及一种可以言说的创作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