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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这件事是什么？许多人都这样回答：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眼下，我还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在一所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这并不容易。我的好友、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在20世纪70年代中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法国。他曾告诉我，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改变法国的教育体制。这些年来，拉丰的榜样一直都激励着我全身心地投入于中国的教育改革。”
从2006年9月起至今，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整整十年。这些年在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中，我时常会想到一个人，因为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的榜样。他是法国经济学家（Jean-JacquesLaffont）。拉丰英年早逝，在2004年去世时年仅57岁。他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贡献重大，而且是20世纪后二十年在欧洲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先驱者。
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
我最初认识拉丰是从他与梯若尔（JeanTirole）合写的论文开始的。拉丰与我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在上个世纪中期同时在哈佛读博士，他们两个人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Kenneth Arrow）的同门弟子，也是同住一个宿舍的好友，而梯若尔则是马斯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的第一个博士生。拉丰和梯若尔同是法国人，经常在一起合作写论文，他们写的论文就是以拉丰和梯若尔（Laffont-Tirole）命名的。梯若尔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12月8日，梯若尔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诺贝尔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这个题目脚注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此演讲是为了纪念让-雅克·拉丰”。在这篇演讲所引用的36篇论文中，其中有8篇是梯若尔与拉丰合作写成的，足以看到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再加上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了梯若尔一个人，难怪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如果拉丰多活十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可能就是梯若尔与拉丰共同获得。
拉丰的主要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特别是激励理论及其在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领域中的应用。他一生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包括《激励与政治经济学》（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2000)、与梯若尔合著的《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1993)和《电信竞争》（CompetitioninTelecommunications）（1999），以及与马梯芒（DavidMartimort）合著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The Theory of Incentives:ThePrincipalAgent Model）(2000)。令人可惜的是，本来计划与马梯芒合作三卷本的巨著，只完成了第一卷，第二卷只完成了一部分。
若要很好地理解拉丰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还需从20世纪70—8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演变历程说起。1971年，阿罗和哈恩（FrankHahn）出版了《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一书，这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同样是阿罗，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这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进的。在70年代，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最早的贡献者有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和维克里（WilliamVickery），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斯宾塞（Mi⁃chael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由于维克里获奖三天后不幸去世，应该由他做的诺贝尔演讲改由拉丰来做。拉丰曾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经历”，但经济学界都知道，这无疑是一种荣誉。到了2007年，赫维茨（LeoHurwicz）、马斯金（EricMaskin）和迈尔森（RogerMyerson）又因在不完全信息下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经济学、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其中的很多研究工作正是与拉丰合作的。至此，阿罗—马斯金—梯若尔弟子三人获奖。正值本文撰写之际，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特（OliverHart）和霍姆斯特朗（BengtHolmstrom）由于他们对合同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奖。
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演讲中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的两种必备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即建立反垄断和规制理论，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突破都是使用数学模型的。这些数学模型对我们理解市场结构，以及制定相应的规制，都是必要的。理论模型的建立是为了简化，聚焦最重要的问题。
拉丰对法国和欧洲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贡献
1975年，拉丰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得Wells奖，这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授予的最佳博士论文奖。作为一个法国爱国者，他获得学位后立即回到法国。在法国服完兵役之后，他开始在巴黎的大学教书。为了他的学术理想，面对法国僵硬的教育和学术体制，他不得已而参加并通过了法国国家的考试，成为法国国家认可的教授。而不少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梯若尔在内，都由于没有参加法国国家考试，所以都不是国家认可的教授，而只是当地大学的教授，这也是当年拉丰常常哀叹的一件事。
在巴黎任教的经历，让拉丰意识到法国官僚体制的顽固性，他感到在巴黎推动大学教育改革无能为力。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他的故乡，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对很多人来讲，图卢兹以空中客车总部所在地闻名。在当地，拉丰家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家学渊源，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在图卢兹，拉丰开始了他传奇的学术生涯和经济学教育使命。起初，因为当时法国的经济学教育非常落后，甚至没有合适的法语经济学教材，他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编写教材，这些教材后来都被翻译成英文，由MIT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法国的体制无法与现代经济学教育相容，他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先后创建了几个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有的在大学体制内，有的完全是独立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990年创建的，既与公立的图卢兹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又完全是私立的“产业经济研究所”（IndustrialEconomicsInstitute，IDEI）。他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通过各种方法创造条件来吸引人才。其中最典型的也是让拉丰最为得意的是成功地说服梯若尔放弃MIT的终身教职回到法国，来到他创办的IDEI工作。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0年，这个研究所已经闻名全球。2006年，在这个研究所的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SchoolofEconomics），由梯若尔担任第一任院长。今天，拉丰从零开始建立的图卢兹经济学院，已经成为欧洲乃至全球顶尖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很多经济学界同仁敬仰拉丰惊人的学术成就的同时，更加敬佩拉丰在经济学教育实践方面的成功。在拉丰回到法国之前，法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除了与法国优秀的数学传统比较密切的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等少数领域外，其他领域都比较松散且不规范，更谈不上成体系。拉丰通过一己之力，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博士培养模式从美国传到法国。图卢兹不仅产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梯若尔，而且成为欧洲大陆培养经济学博士的重镇。拉丰的学生马梯芒就是在法国理工毕业后在图卢兹获得的博士学位。现在清华经管学院任教的白亚来（AlexanderWhite）也是在图卢兹获得的博士学位。
拉丰在法国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图卢兹，甚至波及整个欧洲。传统上，欧洲经济学研究重镇主要集中在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牛津，但是现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教育开始具有世界竞争力。在拉丰和图卢兹榜样的影响下，我在哈佛的同学，比利时人德瓦特里庞（MatiasDe⁃watripont）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比利时，于1991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欧洲经济学高等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AdvancedResearchinEconomics,ECARE）。我在哈佛的另一位导师马斯-克莱尔（AndreuMas-Colell）辞去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于2006年在西班牙创建了“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Economics，BGSE）。2006年在巴黎成立的“巴黎经济学院”（Par⁃isSchoolofEconomics）更可以看作是巴黎学界或者说法国传统领地对图卢兹经济学院崛起的直接反应。参与创建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中就有皮凯蒂（ThomasPiketty），他担任了首任院长。他的《21世纪资本论》在近年成为全球畅销书。这些研究机构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阵地，吸引欧洲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回到欧洲。
拉丰在美国，特别是在欧洲的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由于他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1991）、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92）、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1993）、欧洲经济学会会长（1998）等。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他同梯若尔一起获得了欧洲经济学会与芬兰的一个基金会联合首次颁发的于尔约·杨松奖（YrjoJahnssonAward）。在美国，克拉克奖（JohnBatesClarkMed⁃al）是美国经济学会从1947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显著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自2009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在1947年获得首次颁发的克拉克奖，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相对应的，欧洲经济学会自1993年起，每两年颁发一次于尔约·杨松奖给45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显著贡献的欧洲经济学家。在梯若尔同拉丰一起获得首次颁发的于尔约·杨松奖的19年之后，梯若尔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丰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和经济学教育的贡献
拉丰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90年。那一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饭店举行了纪念颐和园研讨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拉丰作为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的当选会长，应邀来中国参加此次研讨会。拉丰在这次研讨会上做了有关新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言。由于他当时还不是很了解中国听众，所以他的演讲充满了数学公式，估计当时能听懂者寥寥无几。但从此之后，拉丰开始了他的中国之缘，经常来中国做学术访问，并且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实践。
1996年8月31日至9月2日，我参与组织的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参加者除了拉丰以外，还有马斯金、霍姆斯特朗、穆尔（JohnMoore）、博尔顿（Patrick Bolton）、罗兰（GéraldRoland），他们都是活跃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应用前沿的经济学家。应该说这是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召开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马斯金宣讲了他与梯若尔合作的挑战不完备合同理论基础的著名论文的初稿，而穆尔作为长期与哈特合作的不完备合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做了精彩回应。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的整整20年之后的2016年10月，哈特与霍姆斯特朗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会议期间，我同拉丰有不少交流。他对参加会议的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型官员印象非常深刻，这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说，中国的经济学界虚心学习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历史使命感，这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他还特别拿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况做了对比，他感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就非常不同，虽然当时他们也在推进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法国图卢兹办学的经历。他特别谈到中国改革、文化和现代化历程。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把美国先进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引入法国和欧洲，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欧洲人，并不想照抄美国的一切。他对中国的文化非常尊重，结识了不少知名的中国画家和文化名流，并收藏了一些中国书画。他同我说，中国是非宗教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传统下搞现代化不同于宗教传统下的现代化。但他相信是可以走出来的。他希望我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并邀请我去图卢兹访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到了90年代末，正值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在全球化和放松管制浪潮的背景下，中国借助开放为推动力，加速了改革的步伐。2000年，在朱镕基总理的主导下，中国开始对垄断行业进行系统改革，在电信、电力、铁路和航空等行业，通过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基本思路的改革，试图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规制框架。作为中国垄断行业改革试验田的电信业是当时改革的突出案例。
电信业是一个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变化，特别是8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拆分，电信行业面临重组，其中有很多经济学的道理都是在改革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拉丰正是这个领域的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他那时非常关注和关心中国的电信改革，并想以电信改革为例来推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规制制度。而那时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对电信行业改革的争论大多停留在政府垄断还是自由市场的主张，没有深入到政府如何监管和规制这个层面。拉丰和梯若尔的著作《电信竞争》的英文版在1999年由MIT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在2001年出版后，立即成为国内的热销书，电信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当时几乎人手一册。
2000年，在社科院举办颐和园研讨班20周年纪念会时，拉丰又一次来到中国。针对中国当时的改革实践，他对时任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建议，加强规制方面的研究，并愿意提供帮助。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启动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规制新框架的一系列资助计划，使得中国也被纳入这个计划，获得了世界银行赠款和技术援助。
2001年，拉丰又一次来中国访问。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又访问了武汉大学。他再一次深感中国经济学界对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认识的欠缺，并萌生了要系统地为中国学生和青年老师讲一门激励理论课程的想法。2002年夏季，在邹恒甫的安排下，他结束在非洲的访问后来到武汉大学，连续讲了四个星期的课，其中前三个星期面向全国的学生和教师讲授激励理论，包括安排一周讲解文献并讨论；最后一周连续五天，面向全国电信行业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讲授规制理论。
在武汉大学讲课结束时，拉丰发现身体有些不适。他显得非常疲惫。这似乎有些异常，因为他从来都是效率奇高、身体超棒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非常不幸的是，在拉丰此次访问结束回到法国后，不久就被检查出患了癌症。但即便如此，他在开始治疗的同时，并没有放下研究工作和事业，仍然一如既往地高强度工作。
在拉丰患病期间，他还一直惦记着中国的电信改革和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那时，正好是中国电信改革如火如荼之时，由体改办主任王岐山领衔的垄断行业改革整体方案已经出台，由国家信息中心刘鹤领衔的新一轮电信重组方案开始实施，长期困扰中国电信行业的互联互通问题开始得到治理，中国电信业规制的新框架开始架构，并将互联互通模型研制和测算的任务交给了张昕竹。拉丰多次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改革走到这一步，也很得意当初的努力开始看到效果。非常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来到中国了。在被查出患有癌症之后不到两年，他就于2004年5月1日在法国家乡去世。
拉丰对我的教诲
20世纪90年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拉丰经常来访，我们在那里相识。但是与他比较多的接触，还是在1997年访问图卢兹。在拉丰的邀请下，我于1997年8月30日至9月7日期间访问图卢兹。那时，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建已有六年，并且聚集了不少一流的经济学家，包括克莱默（Jacques Cremer）、雷（PatrickRey）、梯若尔以及拉丰在那里培养的博士生马梯芒等。我在那里访问的几天中，与这些经济学家有较多接触，让我切身感受到，拉丰付出了多大努力，在欧洲的一个地方，用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方式，创造出一个“特区”的发展。
在那期间，我亲眼目睹每天他的办公室前都有见不完的学生在等待，每天都有见不完的资助者和来访客人。他说他的白天时间全部去做行政管理，包括筹款。他与法国电力、法国电信、巴黎银行等法国国有企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也对他的办学提供很多长期稳定的支持。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外，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做研究。他说他每天只有晚上8点到11点这三个小时，才是自己不被打扰的研究时间。正是每天这三个小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拉丰做出了惊人的研究成果。他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少写了一些学术文章，少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他同我讲了不少法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法国的教育体制非常集权，一切都要经过教育部。这也使我意识到，与法国相比，中国的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倒显得灵活些。
我在那里有机会与他的学生张昕竹长谈。张昕竹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最早在西方学习政府规制的中国经济学者。我其实早就认识张昕竹。他1992—1994年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我那时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在拉丰的帮助下，他1995年到图卢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丰。他是第一个在图卢兹大学用英文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为此拉丰付出了很多努力，需要与很多教育部门周旋，打破当时法国教育当局规定的博士论文只能用法语完成的规定，这也是拉丰推进法国大学改革和国际化的一个例子。后来，在他1997年底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是他的博士论文的外部评审人之一。1998年，张昕竹学成回国，在图卢兹和中国经济学界之间，特别是拉丰和梯若尔与中国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银行发展学院联合成立“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张昕竹担任主任，对规制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电信改革上，做出了贡献。
拉丰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经济学有很强烈的兴趣。我们在斯坦福的时候，就开始一起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在图卢兹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完成了一篇短论文，后来发表在《欧洲经济评论（论文集）》上。这本来是我们一个长期研究项目的开头，可惜后来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研究下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拉丰是2003年初在伯克利。那时我在伯克利经济系任教，他到斯坦福和伯克利访问。他告诉我他已经到南加州大学任教。他对他在图卢兹的成就感到满意，认为可以由其他人接班了。但是，他也向我感叹，他无法改变法国的教育制度，尽管他可以让图卢兹在经济学教育上崛起。他同我讲了他在武汉大学讲课的情况。我也告诉他我在2002年组织了一批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到清华经管学院系统性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的情况。他对我的这一工作非常肯定，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当时他已经检查出癌症，但是他对自己的康复很有信心。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自2002年开始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讲授现代经济学课程，主要讲授本科一年级的《经济学原理》。我于2006年9月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至今已经十年。拉丰在图卢兹创建产业经济研究所，从1990年到2000年也是十年。我想他如果活到今天，看到我在中国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一定会感到欣慰。在拉丰去世之后，我曾经试图在清华经管学院建立一个以拉丰命名的讲席教授席位，但是遗憾的是此事至今一直未能实现。
作为经济学家，拉丰对信息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很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这些贡献足以让他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法国经济学家，他在法国图卢兹创建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已经成为欧洲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从那里培养造就了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作为关心和投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改革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尽管不太为国人特别是经济学圈外人所知，但是值得我们感激和珍惜。他对我本人而言，更是长者加挚友，在我研究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探索经济学教育改革，推动大学改革的征途上，他都是我永远的激励和榜样。
（本文摘自《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钱颖一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9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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