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遥远的故事讲到人们心里去

    书写西南边地隐秘历史。

    没有谁不愿意被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的斑斓和异质所打动，但能够把遥远的故事讲到人们心里去，把奇异处理得很日常甚至很家常的作家并不多。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长篇小说《西南边》，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天然的旖旎、成熟、婉转流长，语言准确、活泼、风趣，叙述不拖泥带水，对话尤显生动，分明是一个相当老道与睿智的小说家所作，却又透露出那么一丝丝的野性、质朴、漫漶和死心眼儿。作者是谁？冯良。这是一个有点新鲜的名字，我们猜她定然是个有趣的人，且按下不表，后面会说到她。

    我还记得小说最初的开头，“曲尼家的女儿阿果的光脚板扎了根刺”，故事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开始，像是被谁走过带起的“察尔瓦”（彝人的传统披风）撩了一下，你眼前便出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四川莽莽苍苍的大凉山世界，山岗，坡地，低地，谷地，男兵，女兵，还有一条瑰丽烂漫的霞光地带，那是故事的河流，缓缓运动起了叙述的语调。

    千百年来，凉山彝人孤悬西南一隅，山青水白，林深石巨，兽奔鸟飞，不为人知。人民自号“诺苏”，骁勇、桀骜，互不服输。素无统一政权，黑彝，白彝，两个社会群体，黑彝独尊，自诩血统纯正高贵，白彝多为其百姓，另有蓄养的奴隶。内部各以家族号令，官家难以辖制，犹如铜豌豆一枚。世代与汉人彼此疏离，既争斗也友好。

    即便解放军开进，大凉山彝族和平解放，黑彝奴隶主也都接受了一些新生事物，出任各种地方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骄傲仍然不能平息，如同早早写好的结局，埋藏在一支历史的悲歌中。

    悲剧的因素在河床底处曳动，倒映在河面上的却是三对跨民族婚姻六个人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他们既是共属平叛部队的战友，又分属不同阶层、地域、民族身份。他们既有攀比、竞争、出阴招、出昏招，又相互照应，共度难关。这另一条线索的进程，便是青春之纯真在时代冲刷下的时隐时现，他们再分崩离析也是“他们”，一个特定的时代杂糅的产物，古怪的情感共同体。

    现在要说到“新人”冯良。这是个玩笑，冯良早在30年前可就成名了。1984年，冯良大学毕业自愿进藏工作，在那里，她成为“西藏新浪潮”的一员。1991年，藏族作家色波为《钟山》做了一年特约编辑，要选能够“冲出地区的作家”，最后只选出一篇《三姑二姑》，就是冯良的作品。在西藏作家群体中，冯良较早地走出了“自以为是的意象”，成为写不同文化背景相碰撞的故事最多的一位，也是最偏重于“写实”的一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南边》某些方面显得“传统”——且慢！我先得赶紧声明，我喜欢这“传统”，因它“传统”得迷人，“传统”得正确。我相信冯良要在《西南边》里加一点魔幻色彩，加一点天马行空，加一点叙述圈套，完全不是难事。但她在讲述故事时并不额外关心技术问题，而是让故事把技术带出来。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技巧”？你不能不承认，她是胆大心细，又稳健又泼辣。

    只要你读了《西南边》，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部“老老实实”“笨笨重重”的长篇小说，它一个最首要的艺术特征，就是，几乎是通篇以灵动、鲜活的对话构成，点墨敷彩，洋洋洒洒，且都是“川音”——冯良曾小小自夸，如果有哪一点是她可以自“炫”，那就是小说中的语言、语调和节奏，“我们四川人可以读出声来”。

    也因了语言的调解功劳，这部令人怆然的小说写得并不悲，我们看到《西南边》里充满了俏皮话、正反话、那些披挂着政治思想与时代用语时而作矛时而作盾的话赶话，还有“团结话”——特别是“团结话”，如同在汉彝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蓬蓬叶片，都被冯良捕捉到了，摇曳风生地呈现出来，妙极。

    在《西南边》的深处，站着一个倔强的小女子冯良。冯良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一位早逝的彝家美女。我曾求证过，《西南边》中的曲尼阿果，那么羞怯、传统，一派天真的形象之中，就有着她母亲的影子。开玩笑自称“彝娘汉老子”的她，也曾为彝、汉两边的文化迥异而困扰和敏感；但这双方的存在也滋养着她，虽然偶尔会碰疼她，仿佛尴尬无解，但毕竟给予了她表述它们的自由，也传给了她即使悲伤也能被逗笑的强大本领。现在，冯良以《西南边》为“大凉山”填上了一块属于它自身的拼板，为三代“凉山彝”塑造了一组群像，也为她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留下了身份的注脚，文化的留念——欢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