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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1月31日 星期三

    在15载学术跨越的背后

    王一川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1月31日   07 版)

        焕亭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时于2002至2004年间指导过的教育硕士生(另一位指导教师是陈雪虎教授)。记得那时她同其他十几位教育硕士生一道从中学考上来,我作为当时的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统一接待他们并随机分配给教研室各位导师。焕亭同另外三名同学一道由我指导。这批在职硕士生与我和同事们过去带过的学术型硕士生相比,虽然学术基础偏弱点,但求知欲却异乎寻常地强烈。起初一段时间,焕亭的表现并不活跃,多是在埋头听课、读书,偶尔发言似也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而我自然也没对她将来能做学术抱有什么期待,一心想的还是完成学校交给的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的任务。但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当时令我印象较深的还是焕亭那双清秀、沉静而又明亮的眼睛:它们似乎总在默默工作,吸纳以及内化,仿佛具有随时把一切都记牢在心、融化于血液中的本领。她在我的“文艺学专题”及“文艺美学专题”等课上总是要么全神贯注地听讲,要么低头阅读和思考,有时也在课余时间来问点问题,但更多时间是默默无闻地听课、看书和思考,整天都如饥似渴地饱吸新知识,其刻苦精神令我感动。尽管如此,我那时对这位来自中学的硕士生能在学术上提升到什么程度也没敢多想。

        直到有一天,翻读她交来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初稿时,我才吃了一惊:她居然想到用我倡导的“修辞论美学”思路去重读中学范文朱自清的《背影》,并且像我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里分析丁玲的《韦护》和洪灵菲的《流亡》等那样,要从朱自清的字里行间“发现”作者本人对待父亲的双重态度时,我不得不在心里对她另眼相看了:这丫头脑瓜子还真灵,有一双我十分看重的解读文艺文本的慧眼!待她后来完成论文并提交答辩时,果然受到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我那时甚至欣喜地想过,凭她练就的这套文本分析本领和其他综合素养,回到中学教师岗位后,没准还真能在语文教学改革领域做出点特殊业绩来。

        过了几年,陆续接到焕亭的喜讯:她把硕士论文中的观点带到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表,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甚至权威人士的好评;再后来,她从中学调到平顶山学院教书,成了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她终于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考上了博士生!接下来的事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她苦读三年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答辩,回到平顶山学院继续任教,很快完成从副教授再到教授的晋升历程。顺便说,她这些年来妥善处理了个人学术跨越与家庭的可能的矛盾,夫妻恩爱、全家幸福如初,值得对她和她的家庭点赞!

        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专著,从她精心敲打出来的密密麻麻而又齐齐整整的汉字间,我“看见”她这十多年来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坚韧不拔的追寻者身姿及其深深的跋涉脚印!它们仿佛在无言而又有力地告诉人们:是真金总会闪光!而金子的闪光其实是以坚韧去磨砺成的。

        回看焕亭的硕士生阶段可知,眼前这部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可以说早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要将硕士生阶段的学术训练沉落为更具学术含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必然意味着更加艰辛的精力付出和更具创造性的系列学术发现的聚合,这中间当然会包含她的博士生阶段导师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指点和帮助。至少从如下被她作为对象直接研究的16部传记作品书单里,就足可见出其阅读与研究量之大及探究路程之艰辛了:钱理群《周作人传》、袁庆丰《郁达夫传》、宋炳辉《徐志摩传》、陈丹晨《巴金全传》、林志浩《鲁迅传》、田本相《曹禺传》、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黄昌勇《王实味传》、朱珩青《路翎传》、金介甫《沈从文传》、韩石山《悲情徐志摩》、王一心《〈小团圆〉对照记》、施建伟《林语堂传》、余连祥《茅盾传》、肖凤《冰心传》、季红真《萧红全传》等。

        要在阅读这批当代学者撰写的现代作家传记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一种双重理解,即既理解被传记作家所研究的现代作家、又进而研究传记作家本人,势必需要一种双重付出和创造。在这项双重付出和创造的工作中,跨越时代、人生经历、政治态度、文化选择及个性等诸多距离之间而展开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莫大的难点和重点了。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意味着实现被作传的作家的主体性与作传的学者的主体性之间的理性分析。由此看,焕亭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颇有挑战性和难度的题目,而从这部经多年修改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专著中,她的目的基本实现了——该书清晰地构建起由被作传的作家与作传的学者所共同拥立的双重主体性,从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道路上确立了一块烙上研究者自己独特个性印记的醒目路标。

        在为焕亭的学术跨越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妨对该书中的未尽事宜提出一点颇不近情理的苛求或更高期待:正像她在硕士论文中对朱自清的《背影》的独特发现一样,在她所精心建构的传记学者的主体性内部,是否也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有待于深究的疑难呢?例如,传记学者的主体性内部,意识文本与无意识文本之间就一定是一致的吗?难道不同样是一种人为建构么?既然是人为建构,就理应存在一些认识上的未定点啊!当然,这种苛求或更高期待不会影响该书已取得的学术成绩,而只望她在将来的新著中能有所回应和补充。因为我确信,焕亭绝不甘心停留于现在,而会继续开辟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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