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传薪 走特色出版之路

    2017年8月24日，“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礼”在新国展隆重举行，团结出版社继2014、2015、2016年之后，第四次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百强出版社”。

    在全国六百多家出版社中，隶属民革中央的团结出版社委实算不得大。2017年，年出版图书900多种，出版码洋1.4亿。不过五十来人的出版社，连续四年获得该项荣誉，表明团结出版社的图书在图书品质、思想价值、学术水平、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方面在行业中都处于优势地位，并获得业界认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成立于1987年的团结出版社，和中国大多数中小型出版社一样，在出版界的风起云涌中被裹挟着往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却以特色树品牌，不断创新，探索出了一条中小出版社的改革发展之路。是的，团结社并不具备一些大型综合出版社的实力，出版资源相对匮乏，他们长期以来勇敢面对市场，不断探索出版社内部机制改革，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立足自己的独特资源，大胆开拓，勤勉耕耘，显示出不俗的胆识、执着的坚守和人文追求。思想开放，政策灵活，在复杂之多变的出版形势下不但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这种竞争实力从何而来？

    一

    1987年12月，团结出版社正式成立。首任社长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宣传部长，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尽管直属于民革中央，但当时全国八万多民革党员分散于各行各业，团结社并无独特可夸的资源可用。至1997年，团结出版社成立的前十年或可归属为“初创阶段”，什么都敢尝试，野蛮生长却充满勃勃生机。那一时期，出版了宣传民革和统战工作、宣传孙中山思想的一些书籍，如《论“台独”》《台湾前途与“一国两制”》《邓小平论祖国统一》《毛泽东与党外朋友们》《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中山精神读本》等，在社会读者和民革党员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团结社遭遇发展的低谷，出现过一些曲折，曾经出现过年账面亏损的困境。1992年10月，张宏儒担任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任伊始，他大胆改革，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出的“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调整出书结构，出版社的社会形象得到改善。同时，对出版社内部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科学设置岗位，尝试出版社内部机制改革，整合出版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策划高品质图书，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图书：《中华人物史鉴》《中国小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二十五史通鉴》《辞书集成》等几十种大型文史类图书，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为出版社积累了一定的固定资产和资金。

    1997年，团结出版社正式实施三项制度改革。正是这一年，34岁的梁光玉调入团结出版社，担任编辑部主任，2009年初开始担任社长助理。二十年来，梁光玉见证了团结社的锐意改革：第一步，进行责任制改革，对编辑部和发行部实行效益目标管理，对其他职能部门实行岗位目标管理；第二步，实行聘任制改革，对各部门负责人和全社职工在年终考核的基础上实行一年一聘；第三步，根据效益目标、岗位目标和岗位变化，调整工资、奖金的发放。2007年，团结社年出版图书150余种，出版码洋近4000万元，出版社的面貌有了大的改观。

    从建社开始，民国内容便是团结出版社的主要特色。但初创时期的相关出版物，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算不得上乘。至20世纪90年代末，团结出版社明确提出了“整合出版资源，走特色出版道路”的出版理念，以民国人物传记图书为龙头，初步形成了出版特色，相继出版了“蒋氏家族书系”、“民国人物书系”等，形成富有特色的基本选题板块，并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反响。

    “客观讲，民革中央和团结社有渊源，有民革中央的背景，有作者资源，民国图书是团结社最早的特色。”梁光玉说，一是品种多，二是集中，民国图书以“民国人物”为中心，出版了“民国人物大传”书系，以“民国万象”为框架，出版了《民国春秋》系列和《民国商业》《民国电影》《民国时尚》《民国艺术》等图书。也有讴歌全民抗战伟大历史事件的图书，如《国殇》，这部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图书，2005年出版后一年之内重印11次。2015年，十卷本《国殇》隆重亮相市场，成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的重点图书。另外，以“民国珍本丛刊”为阵地反映民国时期学术文化成果，如《中国古代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医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近三十种；以“民国珍本小说”为系列反映民国时期优秀的文艺作品，均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梁光玉回忆说，对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挖掘，也是从张宏儒社长开始的。针对读者阅读心理需求，他们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文化生活读物。如描述艺术家、成功人士的人生轨迹的相关图书：“目击历史系列”、“世界文化名人名传”、“演艺名星系列”等。其中，《顾准传》《才情人生乔冠华》《一生守候》《穿越艺术》等图书都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团结社还将经典作品重新锻造，策划了符合当代读者审美习惯和阅读习惯的图书，如“归去来书坊”系列、“天地大美系列”等；以及提倡高雅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生活情趣的图书，如“琥珀家庭书坊系列”等。1997年，推出围绕“庆祝香港回归”的主题出版物，仅青少年读物就发行几千万册，奠定了团结社的人文特色。再比如《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西方形象》，这套书从中西双方的史料里爬梳整理，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直到现在也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没有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就是闭门造车；也是那一时期，团结社的发行和营销初具规模，开始按市场的营销模式操作刘克亚的《都是英语惹的火》，半年内发行量达到十多万册，不巧遭遇非典，图书市场骤冷，否则该书会有更好的表现。

    2010年7月，在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王大可的带领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团结出版社完成了改企任务，成为中央出版单位第一批完成改制的出版社之一。

    2011年10月，在担任近十年常务副社长之后，梁光玉挑起了团结出版社的社长重任。上任伊始，他没有“点燃”通常的“三把火”，而是平静地思检过往，带领班子成员一起，倡导要始终结合团结社的出版特色，继续挖掘民国“富矿”，专注文史社科，并以人物传记为重点，借力于转企改制的政策红利，打造了“人物传记音视网”“中国近现代名人传记多媒体数据库”以及“人物传记（非虚构）多媒体服务平台”，抢先一步，走上了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的融合之路。

    二

    梁光玉，1980级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子。“自由而无用”的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复旦校园里盛行，也曾在他的心中扎下挥之不去的根须。然而当进入出版行业，这一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职业，使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生活的碰撞中迅速调整了心态，培植了人文出版的执着理念，无论是在先前的工人出版社还是在他供职二十多年的团结出版社，一步一个脚印，以品质和特色立身，以制度和管理保障，稳中求进，不急不躁，稳健向前。

    他认真地对“自由而无用”辩解：要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这句话。文化是自由而无用的，因为文化浸润于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故不能为物所役，汲汲于功利。出版工作开启民智，则必须追求品质和社会效益；优秀的出版物能够提升人格、开阔视野，助人战胜平庸、提升格局，这也是社会功能的体现。“我喜欢读的书，用心编的书，无非也是人文情怀的融合和体现，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满足。”梁光玉说，我们说的“无用”，是指不能太急功近利。具体到出版，就是要有理想，要有家国情怀、人文情怀，本着这个原则，团结社的出版，一重原创，二求品质，三要创新。对选题严格要求，抵制注水的大路货。

    出版要有独特的技术含量和文化视野，但涉及更多的是冒险精神。作为一个资深编辑，梁光玉自然不止一次有过“冒险”经历。早在1993年，他拿到了陕西作家程海的《热爱命运》书稿，在当时的工人出版社并不被看好，一个无名作者、一部纯文学作品，赔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梁光玉认准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拿定主意即使考核指标不合格也要出版。果然，《热爱命运》出版后一个月印了三十几万册，成为“陕军东征”的扛鼎之作。

    凭着几十年的编辑实践，梁光玉似乎摸到了一些出版的脉搏。出版业处处暗藏商机，但也潜伏着同样的危机，需要十分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市场意识，需要准确判断，大胆决策，需要远见和智慧，这对出版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2013年3月12日两会闭幕当天，当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梦”的宏大阐释，他就抑制不住激动，立即组织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策划《中国梦青少年读本》。由于编写队伍权威，图书内容颇具特色，抢占市场时机领先一步，该丛书立即畅销全国，当年发行总量超过五百万册，取得了两个效益的丰收。

    2013年，梁光玉兼任团结出版社总编辑后，率领班子成员进一步明确出版社的指导思想：一是继承前辈披荆斩棘开拓下来的平台，承继传统特色不松懈，始终坚持为统战工作服务，为民革工作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坚持人文精神，坚持图书品质；三是利用改制后国家的政策，大胆开拓，结合本社特色发展新媒体平台，拓展数字出版空间。梁光玉和团结社的同仁一道，凭着对出版业的了解和大胆的革新，凭借对市场灵敏的嗅觉，果断决策，摸索出一条中小出版社改革发展之道。

    1995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燃烧的太阳》石破天惊，让读者首次看到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用血肉和生命昭示出的一个大义凛然的民族形象。2005年，《燃烧的太阳》重新修订，以《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隆重面市，成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该书上市后几度名列全国社科畅销书榜单前列，再版达二十余次，发行二十余万册。经过十余年的精心策划，团结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九部《国殇》，包含《国民党空军抗战》《国民党海军抗战》《中国远征军抗战》等，基本涵盖了抗日战场正面战场的各个方面，《国殇》书系成为团结出版社的著名品牌图书。2015年6月，这套全景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史实的纪实丛书又全新再版上市。十部《国殇》完整展示了中华民族悲壮惨烈的抗战全景，体现了中华儿女威武不屈、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2017年8月13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从四行仓库保卫战看民族复兴精神”读书会，梁光玉应邀出席并向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捐赠《国殇》。

    为隆重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团结社策划了抗战研究书系《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系列丛书（20册），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五名。

    在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梁光玉既关注重点作者，和那些知名作家、学者交了不少朋友；同时，对那些籍籍无名但具有创作潜质的写作者也格外倾注心血。当年在工人出版社，他策划编辑的《长颈鹿文学丛书》，就是专门收罗文学爱好者长篇小说处女作的系列丛书，反响颇佳。《我的祖父马连良》的作者马龙、《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作者黎遂、《人间事都付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作者周仰之等，都不是专业写作者，却在他的推动下写出一部部掷地有声的佳作。比如周仰之女士，是工科学习背景，长期在海外工作，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后，梁光玉当即鼓励她写好此书，并与她一起策划，继《我的祖父周立波》之后又完成了《梦思故国静听箫》。他发现，周仰之的叙述看似不十分讲究章法，但那种聊天式的写作风格，容易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周仰之对祖父的评价，虽只是一家之言，却为文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一部不多见的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长篇散文纪实作品。这部作品2016年出版后，入选当年度《中华读书报》传记·纪实类十佳作品。

    梁光玉认为，传记人物有永恒的魅力。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读一部优秀传记相当于和一个非凡的人物漫谈。任何时代，读任何书都不如优秀的传记更有意义，《史记》独步历史两千多年，其非凡的魅力即源于此。名人传记是传记的常青藤，但同时他也关注普通人的大历史，提出“小人物，大历史”的理念，认为小人物的传记是大人物传记的补充和丰富。每一个小人物的历史都折射出时代的阳光。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人物传记出版成为团结社的名片，目前为止，团结社的人物传记出版物在全国六百多家出版社中动销率、品种率均名列前茅。

    2016年，“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2016)”开展了全民阅读2015～2016年好书推选活动，确定了50种上榜书目，团结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孙中山大传》荣登好书榜。

    2016年以来，为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深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各民主党派部署开展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启动了多党合作历史传统记录工程。2017年,也是政治交接正式提出20年。20年前的1997年换届，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首次提出了“政治交接”这一重要课题。正是着眼于深化政治交接提供生动素材、营造良好氛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启了《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的编写工作。各民主党派中央现任和曾任领导同志、代表人士等结合个人经历感悟和履职实践等，纷纷提笔撰写文章，有的老同志因年事已高难以动笔，依然坚持通过口述等方式，追忆过去，表达心声，令人感动。各民主党派中央编写组同志承担了包括很多历史解读文章在内的撰写任务，他们加班加点，认真查阅历史资料，乃至多次不远千里飞赴外地当面采访有关人物，付出了很多辛劳和汗水。

    为了做好该书的出版印制工作，团结出版社成立了社长兼总编辑梁光玉、副社长赵广宁牵头，骨干成员包括总编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出版部主任在内的项目团队，针对该书出版周期短、编辑任务重、彩色印刷工艺复杂的种种困难，严格制订工作流程表，各个环节之间、各个岗位之间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同时与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积极沟通，确保书稿万无一失。编校、排版、封面设计、印刷装订等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社领导还多次下厂监制把关，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2017年，《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出版后得到统战系统、各民主党派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赞许，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纷纷点赞。该书获得《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作品，短短三个多月，该书发行量达到五万册。

    三

    评判一家出版社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既要看出版物，更要看出版管理。如果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合理而又稳定的制度，即便有过鼎盛春秋，也难以持久。“我们有很多内控措施规范管理，一是内容二是编校，三审三校非常严格，前两年还增加了印前质量抽查，不仅严保导向准确，内部档案管理和书稿管理也很到位。”从2015年开始，团结社提出质量管理年，如今已经三个年头。严格的制度措施，也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梁光玉的骨子里，既有文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作为一家出版社的领头人，梁光玉的个性色彩也为出版社注入了难得的活力。

    多年来，出版界流行的一种观点，总讲数字出版会冲击传统出版业，但梁光玉坚信，有品质的阅读不会消亡。优秀的原创纸质图书一定有独立的市场，他经常以此来鼓励同仁，希望大家多策划一些这样的好书。

    的确，出版业已经形成巨大的改革潮流，由于电子读物的迅速兴起，更使传统出版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对于智者勇者强者而言，这也正是革故鼎新，脱胎换骨，开拓进取的大好时机。

    作为第一批改制的出版社，梁光玉设想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改革红利，借助转企改制的东风，进一步扩大发展。“人物传记音视网”就是他带领团结社同仁依托丰富的人物传记图书资源，精心筹备而搭建的一个风格独特的网络平台。

    2012年12月“人物传记音视网”上线试运营，成为华语世界首家“人物传记音视网”，使优秀传记图书不仅可以读（电子书），还可以听（音频作品），可以看（视频作品），实现了优质传记图书的立体开发，满足了数字时代不同人群对传记作品不同媒质的鉴赏需求，为传统纸质传记图书的数字化变革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我们这一届班子，除了继承传统之外，配合改制政策，开拓新的领地，始终没有脱离出版特色。”梁光玉说。团结社在“人物传记音视网”的基础上还打造了“中国近现代名人传记多媒体传记数据库”，承担完成近五百位近现代名人传记的音视频作品和数字图书。2015年，团结社还完成了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项目，基本确立了由内容提供商转向信息服务商的发展思路。通过“双网双微”（双网，即团结出版社官方网站与“人物传记音视网”；双微，即团结出版社官方微博与微信平台）建设，团结出版社培养锻炼了一支懂技术、有实战经验的年轻数字出版队伍，为今后提供更优质的数字信息服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梁光玉表示，2016年申请成功的“人物传记（非虚构）网络服务平台”项目，是一个跨终端的自助出版服务平台，实现了手机移动端和电脑PC端的同步使用。既可阅读别人的故事（“我读”），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事（“我写”）；既可用以音频的形式听书（“我听”），以视频或图片的方式看别人的故事（“我看”），还能以音频的形式描摹自己的精彩人生故事（“我说”）。同时，优秀的选题可以由编辑加工后出版发行。其创新点在于以人物传记（非虚构）为核心，多媒体表现形式为载体，旨在“为普通人立传，小人物大历史，用大数据传承”。下一步，团结出版社将继续推进和深化传统出版流程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开启“人物传记（非虚构）网络服务平台”的项目建设，完整充实“人物传记音视网”与“中国近现代名人多媒体传记数据库”。

    越是高远的理想，越需要集聚团队的智慧。梁光玉胸怀宽厚，这种人格赢得了出版社同仁的尊重，为团结社的发展赢得了内在动力和发展空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梁光玉的人才意识首先体现在其求贤若渴的态度，以及追求群贤毕至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人才，最缺的也是人才。既要用好现有人才，充分提供锻炼的平台机会，也要引进人才，实现对人才的激励机制。”梁光玉笑言自己的人才观“很粗糙”，就是德才兼备。通过人才调配引进，出版社的平均年龄大大降低，文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出版社的整体业务素质也得到较大提升。

    “船小好调头”。团结出版社管理上也自有好处，容易“一竿子插到底”，只要发现好的选题，便会突破现有程序，迅速决断开展工作。梁光玉不喜欢教条，一心想着出版高质量的书，赢得读者。对他来说，出版活动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它包括与作者的关系，也包括图书的销售、广告的观念及图书的实际发行。这种开阔的视野，既来自大学里中西兼通、学才兼备的学者、教授的熏染，也来自梁光玉自己的勤勉多思。他常常鼓励编辑们和一流的学者和作家打交道，鼓励大家出版有人文价值，有传承价值的好书，出版有温度，有品质的原创作品。他说：“争取多编几本拿得出手、有创新意义、有独特的价值的好书，这样的好书，对人性，对民族有温暖、有关怀，会像蜡烛一样照亮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