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与传统文化

    鸠摩罗什始终在问道，《荒原问道》也是在问道。正如作者所说：“只书写一个古代的鸠摩罗什，不涉及当下，并非我之所愿。为了使鸠摩罗什参与当下，我引入了一条副线，写当代的几个学人，写我的种种思考。”

    徐兆寿有着多重身份。上世纪80年代末，他自诗歌起步，出版过《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等诗集，谢冕、李小雨等诗评家都曾对他的诗歌有过很高的评价，谢冕甚至为他作序，称徐兆寿是“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

    从2002年出版《非常日记》起，他的“非常系列”畅销，又因和性学专家刘达临的《非常对话》等研究著作，甚至坐上了“青年性学三杰”的头把交椅。而在2003年之后，徐兆寿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这使他的精神发生了重大变革。

    他的新作《鸠摩罗什》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评论家陈晓明誉为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刻碑之作”。

    中华读书报：当年《非常日记》作为首部直面校园问题的性心理自传体小说出版，是有一些争议的。

    徐兆寿：当时受到了很大的批评。我始终认为阅读者并未读懂这部小说。我所讲的主人公的性心理变态问题只是人物的一个侧面，他根本的问题是信仰缺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我要写的真正的问题，但似乎很少有人看到这些，批评者也少有人提及。现在来看这部小说，也许写得还是粗糙了一些，当时不到十天就写完了，修改得也不多，但它仍然是我最好的小说之一。

    中华读书报：此后你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非常对话》《非常情爱》，冠以“非常”，是希望表达怎样的思想？“非常系列”于您而言有何意义？

    徐兆寿：因为《非常日记》的流行，将我一下子带入到了畅销书作家的行列。我希望告诉误解我的人们，《非常日记》中呼吁的关于人性的那些东西是有根据的，所以就写了一本两性文化方面的著作《非常对话》，这是我与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先生的对话集。我的第三部书就命名为《非常情爱》。这三本书表达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身体、爱情、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讲，必须融为一体，否则就会面临生命的种种危难。

    “非常系列”对我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我重新踏上文坛（1997年之后曾经放弃了写作），并且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继续出版了几部作品，但另一方面，因为《非常日记》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对我有一种偏见，把我纳入流行小说家的行列，也遭致很多批评。不过今天来看，也要感谢那些批评。没有批评，等于就没有成长。

    中华读书报：在《荒原问道》中，已出现了夏木和陈子兴两位主人公在道统失落年代的寻道；《鸠摩罗什》的写作，通过对鸠摩罗什的塑造，使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两部作品关于“道”的理解和书写，是否也有一些关联？

    徐兆寿：有很大关联。《鸠摩罗什》是写一个历史人物，那时正是儒道两家与佛教的融合时期，是新的文化生成之时。《荒原问道》则不一样，它写的是百年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进入，而传统文化又被强势抑制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缺乏精神主体性之时接受西方文化而遇到的种种精神之难，小说中的两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追问道为何物，一个（夏木）是面向古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路，但不是人人都能践行的精神之路，另一个（陈十三）是接受了西方文明，同时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面向西方积极进取的精神之路，但它没有结果，未来的路是陌生的，未知的。两部作品从本质上都在探讨两个问题：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还能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吗？我们又如何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

    中华读书报：听说在写作中，你曾经废弃了一稿，从头写起。这种勇气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具备的。你觉得目前的这种叙述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

    徐兆寿：不是一稿，是废了两稿。第一稿三万字，第二稿是十二万字，可以独立成册，哪天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话，可以再出一个学术型传记的《鸠摩罗什》。第三稿是目前这个文本。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历史素材的限制，也不想太过演绎，总体上还是要为鸠摩罗什立传，所以有些放不开手脚。到了《卷外卷》中，才感觉回到了小说的写作中。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知道把这部作品称为传记还是小说。如果称为小说，则细节处和一些人物的刻画方面肯定有些不足；如果称为传记，则《卷外卷》完全是不需要的。我想，可能称其为一种新的传记体小说或小说体传记较为合适。总体来讲，由于我个人的思想修为还不够，还远未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尤其是当我思考得越多，当我对佛教了解得越多时，就越是觉得它远未完成。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你觉得最难处理的有哪些？

    徐兆寿：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鸠摩罗什两次破戒。第一次破戒是情与欲、小我与大我、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之间的种种对话，这关乎到鸠摩罗什对佛教的信仰问题。鸠摩罗什第二次破戒就难以处理了。皇帝给他十位歌伎，他后来要了这些歌伎。这个怎么理解呢？现代以来的作家从现代性精神的支配上处理，认为人性至上，一定要把鸠摩罗什写成一个充满矛盾、复杂的人，但最终是要赞扬人性的光辉，否定神性的存在。施蜇存写得非常棒。但是，我注意到一些佛教网站，佛教徒们都谴责鸠摩罗什的第二次破戒，认为他如此不破戒，就可以成佛了。我通宵地看佛经，当看到鸠摩罗什非常喜欢且最早翻译的佛经《维摩诘经》时便豁然开朗。维摩大士是有家室的，有子女的，他如此做是要把俗世中的人引渡到佛国。他的法力是其他菩萨都很难达到的。魔鬼波旬带了三千天女给众菩萨，没有一个菩萨敢于接受，这时，维摩大士把三千天女带回了家。他教她们佛法，把她们个个都教育成佛的弟子，这样就斗败了魔鬼。我便借用这个佛法来超度鸠摩罗什的这次破戒。如此一来，鸠摩罗什在佛界便能站立起来了，也就有了一般修行者无法拥有的法力。

    第二个是鸠摩罗什吞针事件。不管他是通过幻术还是真正的法力，总之，想描写一个拥有神力的鸠摩罗什。这样，他的舌舍利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

    第三个是鸠摩罗什在凉州的生平资料非常稀少，无法描写那十七年。我便开始读五凉历史，然后专门到武威考察，经历了很多研究和思考才开始写作。我想重新解释一个问题，即没有凉州的十七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鸠摩罗什。同时，也想以那段历史来解读鸠摩罗什如何遭遇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并与佛教进行融通的。

    中华读书报：《鸠摩罗什》贯穿两条线索，为什么这么设置？

    徐兆寿：我一直在想，只书写一个古代的鸠摩罗什，不涉及当下，并非我之所愿。为了使鸠摩罗什参与当下，所以就引入了一条副线，写当代的几个学人，写我的种种思考。

    中华读书报：写作《鸠摩罗什》，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收获或提升？

    徐兆寿：在写作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佛经，思考了很多问题。这是我的福分。这部小说使我从小我开始走向大我，它还使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问题，即文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有教育意义的。

    《鸠摩罗什》出版后，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讨会目前已经举办了七八次，且还将举行若干次。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之前的长篇小说给我带来了一定声誉；二是人们对鸠摩罗什以及佛教的兴趣。

    中华读书报：你曾出版过《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你出版过多少学术作品？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对写作有何帮助？

    徐兆寿：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30多部书，其中文学类著作12部，学术专著10部，合著3部，主编7部。从近十年的经历来看，我一大半的精力在管理学院，一小半精力在做研究，仅仅拿出很少的精力在进行文学创作。在作家群里，我是一位学者，而在专业的学者们那里，我又是一位作家。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这就是我。

    中华读书报：鸠摩罗什始终在问道，《荒原问道》也是在问道，这种“问道”，是否也是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道”？为何这么执着于“问道”？

    徐兆寿：我想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大概是我天生敏感，第二是对哲学的喜欢，培养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式，第三是我陆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概论》课程，我常常拿两者进行对比研究。而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我小说的素材。

    中华读书报：你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达到怎样的目标？

    徐兆寿：一是想让人们知道佛教是汉代进入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二是想通过写鸠摩罗什这个高僧大德，把佛教进一步通俗化；三是想通过小说的方式试着融通儒释道与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