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回望文坛四十年

    仿佛匆匆一瞬，回头看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从事文学评论已经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是当代文学从劫后复苏到全面复兴，又到更大发展和更大繁荣的重要阶段。

 

    “一个人会身处怎样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是无法选择的。我们有幸置身于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发展的时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天翻地覆，也见证了文学发展的波澜壮阔，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走向成熟。我们与这个时代不可分割，与这个时代的文学荣辱与共，这是我回顾以往最为深切的感受。”白烨的文学评论，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个历史的进程，并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个进程的侧影。

 

    【学术道路】从事文学批评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中华读书报：您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理论批评。那个时期您的评论关注点在哪里？

 

    白烨：我从事文学批评，有一个过程。70年代后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我那时候相当痴迷诗歌，写了一阵诗，因对评论产生兴趣，又转向评论诗歌。那个时期，我还处于一个起步和演练的阶段，没有确定的方向。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时此起彼伏的文学理论问题的争鸣方面，如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的讨论，现实主义的讨论，等等。在这方面，我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写了不少会议综述，后来出了一本《文学论争20年》，就是以这些争鸣综述为基础的。

 

    中华读书报：80年代以后，您先后出版了《文学观念的新变》《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批评的风采》等。似乎从一开始，您就特别关注文坛新人。您秉持着怎样的原则从事批评？

 

    白烨：那一时期，许多作家是文学新人，我们刚刚从事批评，也是新人。关注文学新人，实际上是关注同代人。新人会有新的追求，新的气息，这很吸引人。当时我先是关注“乡土小说”“知青文学”，接着是“改革文学”等，跟踪这些作家作品的批评，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为同代人助威、为先行者呐喊的意思在。

 

    对于批评，我是逐渐加深认识与理解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方式的美学观察，文学方式的人生互动，是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对话。而文学批评的表述，应当是感性体验与理性辨析融会贯通。好的文学批评，一定是感性地表达理性，以简单诠释复杂。这些都是我所信守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至今未能完全做到，但一直心向往之。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研究成果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很大认可。您对文学和学术判断之敏锐、反应之迅捷、文章之果敢皆令人佩服。这些特点缘自什么？

 

    白烨：这几部著述出版之后，有一定的反响，也获得一些奖项，主要是评论界对文学批评新人的宽容与扶持，并非有多大的价值。我的著述因为长于资料综述，比较切近现状，可能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起到了某些“探头”与“哨兵”的作用。

 

    我在大学任教的专业是文艺理论，但很不喜欢空泛的理论，空洞的概念，我一直力戒自己陷于那种“空对空”导弹相互对射的泥淖。我喜欢那种把理论化在批评里，把批评内含在赏鉴中的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90年代以来，您也先后参加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新潮》《中华文学通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相关部分的撰稿。既有作家个体阅读经验的独到体悟，又能史学的宏观把握，文学的在场感与学术的历史感融通，使您具备了不一样的胸怀与视野。您觉得呢？从学术风格看，您认为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白烨：自90年代起，我先后参加过朱寨主持的《当代文学新潮》、张炯主持的《中华文学通史》、杨匡汉主持的《二十一世界中国文学经验》等重大项目的相关工作，撰写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在这些工作中，受到了文学史观、史识与文学思潮观察等方面的训练。

 

    几位先生的历史感、大局观，对我都很有影响，尤其是朱寨。朱寨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解析作品注重艺术分析，解读作家看重艺术风格，尤其是他基于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无论是观察具体的文学现象，还是评说重要的文学事件，都能历史地、整体地予以把握，而这些正是我缺少的。

 

    就我的评论来看，一开始由于底气不足，自信不够，评论在追求客观中可能偏于诠释作家意图；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文学主体性、批评新观念等理论的影响，开始在评论中体现主体意识，凸显文体意识。但总的来看，从观念到方法，都还偏于传统，但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弹性。

 

    【韩白之争】韩寒的谩骂让我很难应对，但我帮扶文学新人的决心没有动摇

 

    中华读书报：自2010年来，您连续担任两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都做了哪些事情？

 

    白烨：我在2010年上任之后，两个方面的事情让我有着特别的紧迫感。一个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显得相对传统，已经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文学现状；一个是老学者、老教师退休的较多，而年轻的学者和青年教师参会的还不多，需要大力吸收和培养批评与研究的新人。

 

    因此，我们在研究会下属机构组建了“新媒体文学委员会”和“青年批评家委员会”，一方面把研究的触角伸向网络文学，与三江学院合作开设网络文学编辑专业，为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后备人才；一方面加大“80后”等青年学者入会的力度，并在年会上开设“青年论坛”专场，给年轻学者提供亮相的平台和交流的契机。今年下半年，我们还要和相关院校合作，举办一个全国性的“青年论坛”，让年轻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更多的锻炼。

 

    中华读书报：您曾有一个观点，文学批评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但是从海量的作品中如何发现这些作家的潜质？您有什么独到的办法？

 

    白烨：我是说过文学批评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里送炭”的话，这是因为已经成名和著名的作家，跟进研究的人较多，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青年作家的创作，关注的人并不很多，他们需要经由评论的方式使自己进步，让更多人了解。我多看一部作品，多写一篇文章，多说几句话，都属于“雪里送炭”，为他们所真正需要。

 

    发现青年作家，没有诀窍，就是阅读。对我们这些观念较为传统的评论者来说，可能还有一个更新自己的观念、打开自己视野的问题。如果不更新旧有的观念，不扩展自己的审美视野，也很难发现他们不同于我们的长处所在，更难以体察到他们蕴含在作品中的属于他们的锐意。

 

    中华读书报：现在很多网络作品动辄上百万字，您看这些作品有何技巧？我记得最初新浪网评选网络作品，您还曾担任过评委，时过境迁，现在的网络文学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变化？

 

    白烨：网络小说篇幅较大，字数很多，要看完一部作品很不容易。有时参加网络文学作品的评选与推选，还得阅读十几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这样的字数与部数，就只能是以浏览的方式阅读，通过浏览把握整体故事，感觉语言特点。

 

    网络文学的变化很大，早年参加网易、新浪的原创文学作品评选，感觉跟传统文学的区别不大，后来很快出现了类型化的演进，网络小说由此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子。

 

    现在的网络小说依然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显现出两个路向，一个是在类型化的走向上继续行进和不断完善，通过类型化形成通俗文学的完整样态；一个是通过IP开发和与别的艺术样式的联姻，形成娱乐化的产业链，使网络文学向网络文艺和网络文娱大力扩展。因此，网络文学从发展趋势上看，既方兴未艾，又在不断溢出文学范畴，走向跨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网络文学与韩国的电视剧、日本的动漫，并称为“东亚文化三绝。”这个说法，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国网络文学的独步一时性和不可替代性。

 

    中华读书报：您的一篇《80后的现状与未来》评论，韩寒却以千字短文《文坛是个屁》回应，成为2006年的文化事件。不知那场争论对您有何影响？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评价“韩白之争”？您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投入很多精力，但是也会遇到一些不理解，您如何看待？

 

    白烨：发生于2006年的被称为“韩白之争”的网络事件，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想起来可能偶然里头也有必然。

 

    我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博客文章中，对韩寒在文学写作上的评价并不高，还批评了他在《通稿2003》里贬低语文，否定老师的偏激言论，引发了他的极大不满。他的《文坛是个屁》的博文，几乎充满了恶语相向的谩骂，无论是他的态度还是他的语言，都超出了批评应有的范畴，让你很难应对。当时韩寒的粉丝很多，谁为我说话，谁就遭到围攻，于是解玺璋、陆天明、陆川、高晓松等名家都被卷入进来。

 

    后来反观这一事件，我觉得我对80后一分为二的分析，对韩寒的批评，以及韩寒的回应和引起的反映，往深里去看，可能是两代人观念抵牾的短兵相接。在这场观念碰撞中，我被看成是“保守派”代表，韩寒们作为一种叛逆的新兴力量，通过批我宣泄他们对既有文学秩序的愤懑。但这场所谓的论争，像所有网络论争一样，后来很快变成了口水战，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由这场事件感受到的网络媒体的巨大能量，这种力量会紧紧地裹挟着你，令你难以轻易脱身。

    构成多样又日益分化的80后，有各种文学走向和不同的代表，韩寒只是其中一类人的代表，他不能代表整体的80后。因此，这件事并没有动摇我帮助80后的决心与抉择。对于80后文学新人的帮扶，是出于前辈的责任，事业的需要，遇到一些不解与误解，在所难免，让时间去慢慢消化，而更多的80后作家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更为切实的回报。

 

    【时代趋势】受众的年轻化、趣味的低俗化、网络的游戏化、影视的神幻化共同构成的泛娱乐化社会文化思潮已不可遏制

 

    中华读书报：《文学蓝皮书》自2003年出版，已经走过十几年历程。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在编著过程中，您是如何梳理其发展和变化的？

 

    白烨：《中国文情报告》（在2009年列入院蓝皮书系列，又称《文学蓝皮书》）2002年在院里正式立项，同时组建课题组，2003年开始出版。一年一本，现已出版到了2016年卷，共14本。

 

    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感到文学自进入新世纪之后，因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等多种因素与力量的介入与推动，不仅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现象、文学群体和文学事件，而且文学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文学的形态变得纷繁了。但我们的文学界没有一个跟踪记录这种新进展、梳理这些新成果、观察这些新变化的年度考察报告。

 

    文学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同，现象很多，事件频仍，而且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怎么观察？如何概括？对我和课题组成员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当时提出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尽可能全面客观，二是尽可能简明扼要，三是尽可能表达己见。课题组成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学所当代室研究人员，一部分是中国作协相关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大家按各人的研究所长，各就一个题材领域写作专题报告，然后由我总集成和撰写总报告。无论是分报告，还是总报告，都需要体现写作者的看法，并提出感觉到的问题，这还需要写作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丰繁的现象中抓出问题，并从自己的角度作出评说。

 

    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坛纪事》从1999年出版，在文学界已有广泛认可和影响。每年编选文坛纪事，是否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白烨：《中国文坛纪事》看起来是一种时文选编，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对年度文学发展和文坛现状所做的梳理与记录。我们的研究界好像不大重视当下文学与文坛的资讯收集与资料积累，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缺失。当下都会成为过去，每一年都会进入历史。盘点当下文学，记录年度事象，既是为年度文学做本账，也是为文学历史做积累。因此，我很看重这个工作，做起来也兴致勃勃。

 

    《中国文坛纪事》（2003年）的“卷前小语”中写道：“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以文坛各种重要事件和现象及人物为收录对象的时文选辑。它在作家作品之外提供的特殊视角和广阔视野，为观察当下文坛所不可或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当得起的。

 

    中华读书报：在《文学蓝皮书》（2016-2017）的“总报告”里，您谈到了当下文坛的新症结，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白烨：当下文坛的主要症结是什么？不同的观察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应该看到以网络文学为标志的新媒体文学的兴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的文艺群体的崛起，以年青一代为主体的新的文学受众的激增，以及它们在形成新的文学形态、构造新的文艺类型、释发新的文学观念的同时，对整体文学构成的强劲而持续的冲击，对社会文化生活造成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

 

    但更为明显的问题，是由受众的年轻化、趣味的低俗化、网络的游戏化、影视的神幻化共同构成的泛娱乐化社会文化思潮，目前正以不可遏制的走势四处漫泛和强力运行，成为左右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能量。

 

    从广大文化受众的角度和广义文化生活的视域来看，这对当下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既具丰富性、又带鲜活性的补充与拓展，但这种文化思潮在其基本取向上，不仅与传统文学相分离，而且与经典文学相游离，同时又以非主流化、非思想化、非价值化的基本倾向，对既有的文学传统和现有的文学秩序，乃至基本的文学观念，造成了有力的遮蔽，形成了内在的抵牾，构成了一定的消解。它们所带来的，至少是利弊兼有的双重影响，甚至以一味“向下”的趋势与我们所提倡的向上的文化构成极大的抵牾。

 

    还必须要加以注意的，文艺与文化领域的这些倾向与问题，与我们之前遇到的倾向与问题，已全然不同，带有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混杂与暧昧的诸多特征。这种社会思潮依托于文艺，借助于大众，适应了某种需要，满足着某些欲求，无论是分辨起来，还是应对起来，都格外不易，甚至极为困难，而这样的全新挑战与疑难问题，也全然超出了我们的已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