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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电话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华师社）社长周挥辉刚刚结束一场出版社内部的会议。“我来出版社才一年，目前还在一个熟悉和摸索的阶段。”此前，周挥辉长期从事高校新闻宣传和研究工作，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传统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这位出版界的新人在接任社长以来，如何面对新形势和寻找新的突破点呢？
首先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把方方面面盘活，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010年华师社改制时，将教辅中心改制成立了独立法人的华大鸿图子公司，具体做法是在出版社绝对控股、全面把握选题方向和编校流程的前提下，支持他们依据公司法放手大胆改革和经营。因为有这一机制，这些年来，华师社的教辅品牌越做越好。其中，老品牌《重难点手册》最为成功，这套从1993年开始做起、20多年一直反响良好的教辅丛书越来越受读者喜爱，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辅“金招牌”。新开发的“考点同步解读”丛书近年也增长很快，倍受学生、家长青睐。在教辅图书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什么华师社的教辅图书越做越好呢？“这恐怕与机制大有关系，是机制激发了它的活力和动力。”认清了这点，周挥辉开始复制移植这一模式，先后成立了高校教材分社和基础教育教材分社，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类似华大鸿图公司。“其掌控权仍在出版社，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发展方向、选题和产品质量进行把控。”不仅如此，分社成立后还可以进一步理清产品线，避免了彼此产品线划分不清晰、扯皮吵架现象。这些对于周挥辉来说，只是管理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理想是最终形成教辅公司、高教分社、基教分社、幼教分社、高职教材分社和学术社科出版中心，建成比较完整清晰的产品线。
第二是营造文化环境。做出版其实是做文化，企业文化环境很重要，尤其是每个人都要有出版情怀和激情。为此，周挥辉与同事们一起动心思组织和营造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如举办新书分享会、重点图书加审会、编辑发行交流会等，编出版简报、建微信群，定期分享和推送有关企业文化的内容，并给予积极分子奖励。
第三是抓编辑队伍建设。通常认为，有好作者才有好出版社，但在周挥辉看来，好编辑更重要，没有好的编辑，难出有深度和厚度的精品。“抓编辑就是抓编辑的素质，现在的年轻人经受职业熏陶和出版文化浸润的时间较短，相比过去老编辑在职业理想和情怀方面稍弱，有必要对其进行传帮带和培训。”周挥辉承续该社的老办法，在各生产部门目标任务书上明确要求老带小、旧带新，且进行任务考核；另外，每半月一次的编辑培训，如今已形成固定的制度。周挥辉经常对年轻编辑们说：世界上两种职业最伟大，一是妇产科大夫，他们迎接新的生命，一是出版社编辑，他们积淀文化、传播思想、锻造灵魂。在他看来，做出版是非常崇高神圣的事业。
第四是抓选题。“我们国家每年生产50万种左右图书产品，又有多少可以产生伟大影响的？”周挥辉认为，这其实远不是某个出版社的问题，而是出版界当前面临的现状。如何办？这除了政府要花大功夫进行规范和引导外，各出版社更要自律自省，首先，依然是从顶层设计上动脑筋，华师社在目标任务、考核任务上把策划选题奖励系数不断提高，社会价值不大的选题尽管利益可观也坚决不出。“重点是给予策划选题一定的土壤，引领编辑精耕细作、用心打磨，这样才有可能不断生产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产品。”
周挥辉认为，出版社终究要回归出版的本质，重塑出版价值观，不能太看重一些短平快选题的眼前利益。如在出版圈，几乎人人都知道教材教辅是块肥肉，对于华师社来说，这一板块也被当成“菜篮子工程”。“菜篮子”非常重要，它能保障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和良性运转，但它不是“根本”，就大学出版社而言，根本还是为学术服务，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服务。“2018年，我们将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做好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力争做几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好书。”实际上，华师社30多年来的成绩，不可谓不辉煌：已出版图书和电子音像产品近万种，有400多种产品获得了包括“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在内的国家、省部级和其他奖励。不少图书形成了系列和特色，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如“辛亥人物文集”“村治书系”“面向21世纪物理学丛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书系”“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华中语学论库”“湖北方言研究丛书”“科举学研究丛书”“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以及《湖北通史》《张舜徽集》《钱基博集》《章开沅文集》《韦卓民全集》等。
“华师社以后的发展还是将悠着点、稳着点，所谓‘悠着点、稳着点’就是选题上不追风，规模上不大扩张，面对当前的新技术革命、融合出版和人工智能，我们张开双臂，热情拥抱，但不盲从，而是更加在传统出版上深耕细作，做点好东西出来。”这，或可看作是周挥辉的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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