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之苦：忍受还是镇痛？

    自古以来，无论哪个民族、哪个阶层、信奉哪种宗教的女子，不管地位多高，条件多么优越，分娩时似乎都不免经受剧烈的阵痛。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无意识领域中，存在大量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本能倾向。如果说避苦趋乐是人的本性，女子难道还该如《圣经》中描述的那样，因偷吃了“禁果”，就得接受上帝的惩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分娩时禁受的痛苦，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使人，包括男性在内都不能不考虑：该默默忍受这种疼痛，还是该设法镇痛？到了化学时代有了麻醉药之后，这一希求便显得更加迫切。

    1799年，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通过自体实验，感受到氧化亚氮——笑气的麻醉性能；1846年，美国牙科医生托马斯·莫顿对乙醚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更证实了药物麻醉的功能。一年后，1847年11月，年轻的爱丁堡大学产科主任詹姆斯·辛普森（1811—1870）开始对一种在1831年合成的三氯甲烷，俗名氯仿的化学物进行实验。11月4日晚，在位于爱丁堡皇后街他家的饭厅里，他和两位助手吸入这一化学物后，先是觉得有轻松发笑的感觉，随后就突然昏倒在地，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恢复意识。醒来后，辛普森意识到，他已经发现一种可以用作麻醉的药物。随后，他又让他的侄女皮特里小姐来试验。皮特里小姐吸入氯仿之后不久，便唱着“我是一个天使”的歌，陷入了深睡。4天后，辛普森通过氯仿做了一个小手术，9日，他第一次将氯仿用于分娩镇痛。

    产妇是一个焦躁不安的年轻女子，已经几乎两个晚上没有入睡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在疼痛三天后用了穿颅术才产下的。两周前，她面临第二个孩子的分娩。现在，辛普森在她子宫收缩三个半小时之后，将半茶匙氯仿倒进手帕卷成的圆筒里，对她使用麻醉；10至12分钟后又同样剂量使用一次。25分钟后，这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母亲产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她苏醒过来之后，起初竟然不相信这孩子是她生的。这位感激不尽的母亲，后来给孩子取名“Anaesthesia”（麻醉），以志纪念。

    11月10日，辛普森在爱丁堡医外科学会上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12日，他在学会上讲演称：“我尚未有机会将氯仿用于外科大手术，但（氯仿）在拔牙、切除脓肿……和妇产科上表明完全成功。”到了11月15日，在一本被认为是他写的小册子中，辛普森声言自己已经将氯仿用于大约15例病人了。11月20日，辛普森的文章《一种新的比硫酸乙醚更有成效的麻醉剂》在《柳叶刀》上发表。到这月的26日，《伦敦医学杂志》报道，说辛普森已将氯仿应用于“大约80例病人”。

    辛普森应用氯仿的成功招致了宗教人士的反对。他们援引基督教经典《圣经》中“加增怀胎的苦楚”的教导，声言产痛是“神的旨意”，或者说是神的惩罚，不可违抗。基督教是英国的国教，所谓“神的旨意”影响很大，甚至引发骚动。

    另外，业界中也有反对派，重要的可以美国的梅格斯为代表。

    查尔斯·梅格斯（1792—1869）祖先是英国人，1647年起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查尔斯本人从1841年任菲拉德尔菲亚杰弗森医学院妇产科教授和主任，直至1867年退休；他还是《北美医学和外科杂志》的创刊编辑，并出版有《菲拉德尔菲亚的助产医术》等著作，获得病人、学生和同事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医生之一。梅格斯虽然是一个名教授，但他反对氯仿麻醉，却不从其应用技术层面考虑，而是出于神学迷信。

    一年前，即1856年，梅格斯曾警告说：“医生采取的任何手段，只要违背了神力注定的自然和生理势能，无论我们享受还是受苦，其性质都是值得怀疑的。”他坚信，分娩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它自己的进程，极少需要产妇或医生介入；麻醉是有风险的，完全没有必要受医学侵扰。

    但是辛普森并不这样看。早在第一次做产科麻醉后的1847年12月，辛普森就曾出版过一册小书《答反对在外科和产科中应用麻醉剂的宗教异议者》。七个月后，他在给伦敦的产科医师普鲁瑟罗·史密斯的一封长信中再次阐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当他得知会有病人和其他人强烈反对分娩时应用乙醚或者氯仿麻醉时，他感到十分惊愕。他说，他知道，他们反对的依据是《圣经·创世纪》中的教导。但是，他指出，《创世纪》中写道，“耶和华神使他（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夏娃。可见“神自己就曾使用过麻醉”。因此，辛普森认为上帝也不会斥责女人缓解生育时的疼痛。同时，辛普森还分析说，疼痛是不必要的，有破坏性的。他在早期的论文中曾引用古希腊名医加仑的话：“疼痛是无效的受苦。”他还提醒同事说，长期以来，医生们一直都在用鸦片缓解病人的疼痛。另外，辛普森甚至宣称，麻醉本身对病人是有益有效的，只要施用了麻醉，外科病人的病情就恢复得更快。为了支持这一看法，他发表了一份统计材料，表明截肢手术的病人中，施用麻醉的死亡率从50%降低到25%。他把这归之于是应用了麻醉，才防止了病人在外科手术中经常出现的神经紧张。

    虽然辛普森的解释颇为在理，仍不能说服信奉《圣经》的英国人。最后是两位名人的分娩，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位产妇芳妮·阿普尔顿·朗费罗，是著名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妻子，她是美国第一个在分娩时实施麻醉的女人。

    在辛普森最初宣布他在分娩时实施麻醉不久，朗费罗夫妇便关心并了解到这一程序，因为芳妮的预产期即将到来。但是在波士顿，找不到一个医生愿意为她做乙醚麻醉，最后芳妮请了哈佛牙医学院的内森·库利·基普。在基普的帮助下，芳妮于1847年4月顺利产下孩子。芳妮给朋友和家人写信，热烈赞扬分娩麻醉的安全性，说他们原来的担心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她还批评了波士顿医生们的“顾虑”。基普因为给芳妮施行麻醉成功，后来成为哈佛医学院的院长。

    在多位英国贵族妇女（因为实施氯仿麻醉费用较高，一般平民经济条件并不允许）施用过麻醉之后，维多利亚女王的产科医师查尔斯·洛科克为女王未来的分娩，曾在1850年向具有高超麻醉技巧的约翰·斯诺医生咨询。洛科克婉转地表达自己不敢为这位特殊的病人施行麻醉，要求斯诺在女王下次临盆时来代劳。于是，当维多利亚女王1853年4月7日生她第八个孩子里奥波特王子时，斯诺承担起了这项任务。斯诺在一块折叠起来的手帕上洒了大约15滴氯仿让女王吸入，麻醉十分成功。斯诺记述说：“当分娩的第一阶段快要过去时，氯仿起作用了。陛下为此表露出极大的宽慰。子宫收缩时，稍微有点儿疼痛，但是整个收缩期间都感到轻松自如……氯仿吸入53分钟后，……女王似乎非常高兴，对氯仿的效果甚感满意。”女王甚至称赞说“这是氯仿的恩惠”。

    虽然御医们对女王的这次氯仿麻醉守口如瓶，新闻还是被泄露出去了。著名医学杂志的创刊编辑托马斯·韦克利写了一篇尖锐的社论，批评女王的御医们用一种危险的药物，拿女王的生命冒险，仅是为了缓解生育时的疼痛，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对此，无论是女王本人还是她的御医们，都没有公开回应。三年多后，当1857年4月14日维多利亚女王最后一次临盆，生她的第九个孩子比阿特丽斯公主时，斯诺再次接受洛科克的要求，为女王做氯仿麻醉。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教授唐纳德·卡顿在《氯仿的恩惠：1800年至今医学界和社会上对产痛的反响》（Don⁃

    ald Caton: WhataBlessing SheHad Chloroform: The MedicalandSocialResponsetothePainofChildbirth from 1800tothePresent,1999）中这样写道：“这次，没有骚动，也没有社论，因为妇科麻醉的应用只是一个医学上的争议点了。”这就是说，作为全国教母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垂范，终结了分娩麻醉的宗教谴责。余下的只有技术性上的问题。

    此前，在将氯仿用于产科麻醉之后不久，辛普森就曾乐观地预言，相信病人们“会促使执业医师应用它（氯仿麻醉）”。如今，事情果然如此，正如卡顿说的：“妇女们表现积极，反映了时代的总体潮流。维多利亚女王在接受第一次分娩麻醉之后曾提到‘氯仿的恩惠’。当她的大女儿维基（维多利亚）1859年第一次分娩后，女王评论说：‘她受氯仿何等的恩惠啊。没有它，我认为她的身体会遭受很大的痛苦。’”

    这段历史昭示，女性分娩时，是否需要顾忌《圣经》中的教导，是否需要医学干预，或者干预到何种程度，都应该尊重女性本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