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席间，叶老师忽然对我说：“小谷，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从中文系要过来的！”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960年外文系恢复俄语招生，报考的学生不多，从中文系挑选了几个转到外文系学俄语，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叫做命运。破解了五十多年前的秘密，我不抱怨叶老师，反而心存感激，我心里明白，正是叶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门，从而有缘走进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聆听俄罗斯诗歌美妙的旋律。

 

    一

 

    今年我78岁，回望60多年前，1957年，我刚上高中，开始学习俄语，舌尖颤音р发不出来，光练打嘟噜就练了一个多月，后来学名词变格，动词变位，几乎张口就出错，初步体会用两个字概括：真难！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作文，还喜欢诗歌，课余时间常悄悄写诗。

 

    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临近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报文科的只有两个人。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本没有报俄语。出乎意料的是，我被南开大学录取，却被分配到外文系学俄语，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长时间我都感到郁闷和失落，一直懊悔语文没有考好。

 

    2016年7月，我的老师叶乃芳教授九十寿辰，他的几个研究生来天津为导师祝寿，约我一起吃饭。席间，叶老师忽然对我说：“小谷，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从中文系要过来的！”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960年外文系恢复俄语招生，报考的学生不多，从中文系挑选了几个转到外文系学俄语，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叫做命运。破解了五十多年前的秘密，我不抱怨叶老师，反而心存感激，我心里明白，正是叶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门，从而有缘走进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聆听俄罗斯诗歌美妙的旋律。

 

    升入大学，当时没有转系一说，服从分配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容商量，只能耐着性子学俄语。感谢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各位老师，他们大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没有出过国的，也都研究生毕业，个个精通业务，循循善诱，关怀爱护学生，启发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们说俄语，语音语调流畅和谐，读课文，悦耳动听，再加上生活中的关怀体贴，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我对俄语的看法。我逐渐打消了畏难情绪，学习有了兴趣，自然也就产生了动力，成绩也越来越好。

 

    学到三年级，叶乃芳先生为我们讲授欧洲文学史，拓宽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使我们接触到一些世界名著。曹中德老师给我们上俄罗斯文学选读，连续介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费特、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带领学生朗诵诗歌，分析俄罗斯诗歌的音韵结构和艺术特色。俄语诗节奏明快，音韵优美，学生大都爱上曹老师的课，他引导我们进入了俄罗斯诗歌的艺术殿堂，领略美妙的音响和真挚情感。这让我大开眼界，对俄语诗歌从爱好发展到痴迷。尝试翻译俄罗斯诗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我才知道，曹老师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诗人曹葆华先生，曹老师热爱诗歌是有家传的。他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新闻系，能用俄语写诗，他的夫人有俄罗斯血统，怪不得他讲起课来，那么引人入胜，读起诗来那样神采飞扬。

 

    二

 

    1965年大学毕业，我有幸留在南开成了一名教师。先是下乡参加“四清”，锻炼一年，返校后赶上“文革”，看大字报，批判“封资修”，上山下乡，长途拉练，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几年不摸书本，借用莱蒙托夫的诗句，白白流逝了黄金般的岁月。

 

    1971年起，我开始为工农兵学员上俄语基础课。屈指数算，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学了八年俄语，可是用听说写读译五把尺子自我衡量，前三项依然能力很弱，后两项稍好一点儿，可真要登上讲台面对学生，依然底气不足。几年后我转到俄罗斯文学教研室，给学生讲授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后又自编教材上俄罗斯诗歌选读课，可以说是现趸现卖，边学边教，在备课与教学实践中不断磨练，慢慢储备知识和积累经验。

 

    业余时间，我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先从童话、寓言、短诗入手，主要考虑到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可以利用零星时间。翻译过程中得到前辈师长的指点和帮助，受益良多。我翻译克雷洛夫寓言，陈云路老师、臧传真先生审阅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系主任李霁野先生推荐拙译克雷洛夫寓言和莱蒙托夫抒情诗给《天津日报》和《新港》杂志，帮助我实现了译作变成铅字的梦想。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白夜》《鳄鱼》，潘同龙先生逐词逐句修改，那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渗透着老师的心血，两份手稿成为我的珍藏品。叶乃芳先生指导我撰写论文，使我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80年4月，珞珈山樱花开放的季节，在武汉大学参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研讨会”期间，我见到了著名诗歌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余振先生，认识了飞白先生和高莽先生。此后，高莽先生主编《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都给了我参与译诗的机会。我去北京统稿、开会，认识了更多的诗歌翻译家前辈和朋友。可以说，是高莽先生引导我走上了诗歌翻译的道路。

 

    在高莽先生的引荐和帮助下，我先后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普希金七卷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普希金八卷集”的翻译工作。我个人翻译的《普希金爱情诗全编》和《普希金童话》也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白桦诗库”，收入了我翻译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选《一切始于爱情》，高莽先生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此后，顾蕴璞先生主编“莱蒙托夫五卷集”，我应约翻译了诗人的十四首长诗。

 

    三

 

    1988年11月，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有幸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亲身体验了俄罗斯人对诗歌的痴迷，对诗人的热爱和尊崇。在城市漫步，经常能看到诗人的雕像，雕像前面常常摆放着鲜花；诗人故居纪念馆常年开放，遇到节日，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书店里陈列着各种诗集，大学和作家协会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有幸参观过普希金就读的皇村学校，莫伊卡运河畔的诗人故居，普斯科夫省圣山的普希金墓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庄园自然保护区，诗人进行决斗的小黑河林间空地；凭吊过列宁格勒市郊科马罗沃的阿赫玛托娃墓地。我还在莫斯科拜访过卡扎科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库兹涅佐夫、玛特维耶娃、伽姆扎托夫、米哈尔科夫等诗人，因为我翻译过他们的作品；去梁赞访问过叶赛宁的家乡，在诗人故居纪念馆，从老式唱机的唱盘上聆听诗人朗诵诗歌的声音：高昂、尖细、微微颤抖，在空气中回旋飘荡，留下的印象深刻而持久……

 

    在列宁格勒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拜访过一些诗人、学者、汉学家。他们知道我翻译俄罗斯诗歌，就把诗集送给我，诗人舍甫涅尔不仅把他的两本诗集赠送留念，还把茨维塔耶娃的两卷集也送给我。库什涅尔送给我刚刚出版的诗集《活篱笆》，我的导师格尔曼·菲里波夫先生赠送我的是非常珍贵的诗集《俄罗斯诗歌三世纪》和《诗国漫游》两卷集。跟我学习汉语的学生沃洛佳送给我科学院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还有布罗茨基打印本的诗歌手稿，跟我同期在那里访学的天津医学院闫佩琦教授了解我的爱好，就把朋友送给他的俄罗斯爱情诗集《美妙的瞬间》转赠给我……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动，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在列宁格勒进修期间，我还跟俄罗斯诗人、学者合作，把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我翻译逐词逐句的初稿，由俄罗斯朋友加工润色，先后翻译了七十多首诗，其中既有牛汉、流沙河、邵燕祥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年轻诗人北岛、顾城、芒克、车前子等朦胧诗年轻诗人的诗作。当时恰巧赶上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改善，这些诗歌有三十多首先后在列宁格勒三家报纸和《星》杂志上发表。

 

    四

 

    回国以后，我把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俄罗斯白银时代，90年代后半期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大都跟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有关。

 

    1999年，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这一年我出版了《俄罗斯名诗三百首》，同年10月荣获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和荣誉证书，多年的诗歌翻译得到了肯定和鼓励。在北京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颁发奖章的大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赞颂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

 

    2002年退休以后，除了继续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兼课，为外国留学生讲授高级汉语口语，我还自编教材，开了“中国古典诗歌选读”，这门课受到留学生的喜爱和好评。

 

    2003年，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成了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特聘教授，几乎每年都来天津讲学。在李福清先生的帮助下，我与高校俄语专业25位同行，合作翻译了四卷本190万字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此后多年，我都跟李福清先生保持联系，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将撰写的论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寄给我征求意见，我用两个月时间译出了这篇七万五千字的文章，寄给他过目审阅修订，他在回信中说：“谷羽，您是真正的劳动模范！”我撰写了两万七千字的论文《阿翰林呕心沥血译诗词》，研究和评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诗词，李福清院士把这篇文章收进了他的75岁纪念文集，得以在俄罗斯发表。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他的弟子们的著作，包括我亲眼见过的汉学家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翻译家车连义、陶奇夫、庞英、齐一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严谨的学风，执着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方法，都为我树立了典范。其中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就是翻译与研究结合，在翻译诗歌和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或评论文章。回顾这二三十年，我自己也写了或长或短的文章，大约有几十万字。

 

    2014年，在外语学院新任院长闫国栋教授的帮助下，得到南开大学科研处的资助，我得以出版文集。我挑选了四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条线：一是围绕俄罗斯诗歌史，研究和评论俄罗斯诗人的创作，其中以普希金为研究重点；二是探讨俄罗斯诗歌翻译成汉语的原则与方法，侧重透视分析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的译诗经验；三是关注俄罗斯汉学家译介中国诗的历史衍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著作是我特别关注的中心。此外，我还把自己撰写的一些诗歌赏析文章编入了文集。

 

    我在诗歌阅读与翻译的崎岖山路上跋涉了四十多年，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脚印儿。俄语和诗歌带给我的，有痛苦忧伤，也有欢欣喜悦。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由于退休后学会了使用电脑，利用网络通信的便利，我结识了新的俄罗斯朋友，莫斯科翻译《千家诗》的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彼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还有翻译《李白诗五百首》、撰写《李白传》、荣获翻译成就终身奖的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我们合作编选、翻译中国诗歌，2017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出版了《诗国三高峰辉煌七百年》的俄译本，其中包括唐诗120首，宋词90首，元曲70首，目前我们正在合作编选、翻译《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丛书。最开心的是，我终于把俄语和我最初渴望报考的专业中国古典诗歌联系了起来。

    外语是工具，文学是专业，诗歌是最爱。读诗、译诗、写诗、讲诗、评诗，成了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诗结缘，默默耕耘，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

 

    最后，我想用自己写的一首诗《架桥铺路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有人说：“文学翻译，

 

    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

 

    译得好，

 

    光荣归于原作，

 

    译不好，

 

    自己招惹骂名……”

 

    可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他们甘愿当架桥铺路工，

 

    陪外来作家过桥，

 

    排除障碍，

 

    伴读者出国远行，

 

    一路畅通……

 

    译著，是修桥铺路的基石，辛勤劳作，只求桥宽路平，广交朋友，心里高兴，任人褒贬，镇定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