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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1月03日 星期三

    “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与俄语和诗歌结缘的六十年

    谷羽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1月03日   19 版)
    谷羽(左)与高莽在“历史之翼——高莽人文肖像画展”上
    皇村的普希金纪念碑
    列宁格勒大学

        席间,叶老师忽然对我说:“小谷,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从中文系要过来的!”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960年外文系恢复俄语招生,报考的学生不多,从中文系挑选了几个转到外文系学俄语,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叫做命运。破解了五十多年前的秘密,我不抱怨叶老师,反而心存感激,我心里明白,正是叶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门,从而有缘走进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聆听俄罗斯诗歌美妙的旋律。

     

        一

     

        今年我78岁,回望60多年前,1957年,我刚上高中,开始学习俄语,舌尖颤音р发不出来,光练打嘟噜就练了一个多月,后来学名词变格,动词变位,几乎张口就出错,初步体会用两个字概括:真难!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作文,还喜欢诗歌,课余时间常悄悄写诗。

     

        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临近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报文科的只有两个人。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本没有报俄语。出乎意料的是,我被南开大学录取,却被分配到外文系学俄语,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长时间我都感到郁闷和失落,一直懊悔语文没有考好。

     

        2016年7月,我的老师叶乃芳教授九十寿辰,他的几个研究生来天津为导师祝寿,约我一起吃饭。席间,叶老师忽然对我说:“小谷,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从中文系要过来的!”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960年外文系恢复俄语招生,报考的学生不多,从中文系挑选了几个转到外文系学俄语,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叫做命运。破解了五十多年前的秘密,我不抱怨叶老师,反而心存感激,我心里明白,正是叶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门,从而有缘走进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聆听俄罗斯诗歌美妙的旋律。

     

        升入大学,当时没有转系一说,服从分配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容商量,只能耐着性子学俄语。感谢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各位老师,他们大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没有出过国的,也都研究生毕业,个个精通业务,循循善诱,关怀爱护学生,启发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们说俄语,语音语调流畅和谐,读课文,悦耳动听,再加上生活中的关怀体贴,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我对俄语的看法。我逐渐打消了畏难情绪,学习有了兴趣,自然也就产生了动力,成绩也越来越好。

     

        学到三年级,叶乃芳先生为我们讲授欧洲文学史,拓宽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使我们接触到一些世界名著。曹中德老师给我们上俄罗斯文学选读,连续介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费特、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带领学生朗诵诗歌,分析俄罗斯诗歌的音韵结构和艺术特色。俄语诗节奏明快,音韵优美,学生大都爱上曹老师的课,他引导我们进入了俄罗斯诗歌的艺术殿堂,领略美妙的音响和真挚情感。这让我大开眼界,对俄语诗歌从爱好发展到痴迷。尝试翻译俄罗斯诗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我才知道,曹老师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诗人曹葆华先生,曹老师热爱诗歌是有家传的。他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新闻系,能用俄语写诗,他的夫人有俄罗斯血统,怪不得他讲起课来,那么引人入胜,读起诗来那样神采飞扬。

     

        二

     

        1965年大学毕业,我有幸留在南开成了一名教师。先是下乡参加“四清”,锻炼一年,返校后赶上“文革”,看大字报,批判“封资修”,上山下乡,长途拉练,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几年不摸书本,借用莱蒙托夫的诗句,白白流逝了黄金般的岁月。

     

        1971年起,我开始为工农兵学员上俄语基础课。屈指数算,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学了八年俄语,可是用听说写读译五把尺子自我衡量,前三项依然能力很弱,后两项稍好一点儿,可真要登上讲台面对学生,依然底气不足。几年后我转到俄罗斯文学教研室,给学生讲授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后又自编教材上俄罗斯诗歌选读课,可以说是现趸现卖,边学边教,在备课与教学实践中不断磨练,慢慢储备知识和积累经验。

     

        业余时间,我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先从童话、寓言、短诗入手,主要考虑到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可以利用零星时间。翻译过程中得到前辈师长的指点和帮助,受益良多。我翻译克雷洛夫寓言,陈云路老师、臧传真先生审阅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系主任李霁野先生推荐拙译克雷洛夫寓言和莱蒙托夫抒情诗给《天津日报》和《新港》杂志,帮助我实现了译作变成铅字的梦想。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白夜》《鳄鱼》,潘同龙先生逐词逐句修改,那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渗透着老师的心血,两份手稿成为我的珍藏品。叶乃芳先生指导我撰写论文,使我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80年4月,珞珈山樱花开放的季节,在武汉大学参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研讨会”期间,我见到了著名诗歌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余振先生,认识了飞白先生和高莽先生。此后,高莽先生主编《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都给了我参与译诗的机会。我去北京统稿、开会,认识了更多的诗歌翻译家前辈和朋友。可以说,是高莽先生引导我走上了诗歌翻译的道路。

     

        在高莽先生的引荐和帮助下,我先后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普希金七卷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普希金八卷集”的翻译工作。我个人翻译的《普希金爱情诗全编》和《普希金童话》也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白桦诗库”,收入了我翻译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选《一切始于爱情》,高莽先生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此后,顾蕴璞先生主编“莱蒙托夫五卷集”,我应约翻译了诗人的十四首长诗。

     

        三

     

        1988年11月,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有幸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亲身体验了俄罗斯人对诗歌的痴迷,对诗人的热爱和尊崇。在城市漫步,经常能看到诗人的雕像,雕像前面常常摆放着鲜花;诗人故居纪念馆常年开放,遇到节日,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书店里陈列着各种诗集,大学和作家协会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有幸参观过普希金就读的皇村学校,莫伊卡运河畔的诗人故居,普斯科夫省圣山的普希金墓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庄园自然保护区,诗人进行决斗的小黑河林间空地;凭吊过列宁格勒市郊科马罗沃的阿赫玛托娃墓地。我还在莫斯科拜访过卡扎科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库兹涅佐夫、玛特维耶娃、伽姆扎托夫、米哈尔科夫等诗人,因为我翻译过他们的作品;去梁赞访问过叶赛宁的家乡,在诗人故居纪念馆,从老式唱机的唱盘上聆听诗人朗诵诗歌的声音:高昂、尖细、微微颤抖,在空气中回旋飘荡,留下的印象深刻而持久……

     

        在列宁格勒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拜访过一些诗人、学者、汉学家。他们知道我翻译俄罗斯诗歌,就把诗集送给我,诗人舍甫涅尔不仅把他的两本诗集赠送留念,还把茨维塔耶娃的两卷集也送给我。库什涅尔送给我刚刚出版的诗集《活篱笆》,我的导师格尔曼·菲里波夫先生赠送我的是非常珍贵的诗集《俄罗斯诗歌三世纪》和《诗国漫游》两卷集。跟我学习汉语的学生沃洛佳送给我科学院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还有布罗茨基打印本的诗歌手稿,跟我同期在那里访学的天津医学院闫佩琦教授了解我的爱好,就把朋友送给他的俄罗斯爱情诗集《美妙的瞬间》转赠给我……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动,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在列宁格勒进修期间,我还跟俄罗斯诗人、学者合作,把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我翻译逐词逐句的初稿,由俄罗斯朋友加工润色,先后翻译了七十多首诗,其中既有牛汉、流沙河、邵燕祥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年轻诗人北岛、顾城、芒克、车前子等朦胧诗年轻诗人的诗作。当时恰巧赶上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改善,这些诗歌有三十多首先后在列宁格勒三家报纸和《星》杂志上发表。

     

        四

     

        回国以后,我把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俄罗斯白银时代,90年代后半期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大都跟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有关。

     

        1999年,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这一年我出版了《俄罗斯名诗三百首》,同年10月荣获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和荣誉证书,多年的诗歌翻译得到了肯定和鼓励。在北京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颁发奖章的大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赞颂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

     

        2002年退休以后,除了继续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兼课,为外国留学生讲授高级汉语口语,我还自编教材,开了“中国古典诗歌选读”,这门课受到留学生的喜爱和好评。

     

        2003年,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成了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特聘教授,几乎每年都来天津讲学。在李福清先生的帮助下,我与高校俄语专业25位同行,合作翻译了四卷本190万字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此后多年,我都跟李福清先生保持联系,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将撰写的论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寄给我征求意见,我用两个月时间译出了这篇七万五千字的文章,寄给他过目审阅修订,他在回信中说:“谷羽,您是真正的劳动模范!”我撰写了两万七千字的论文《阿翰林呕心沥血译诗词》,研究和评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诗词,李福清院士把这篇文章收进了他的75岁纪念文集,得以在俄罗斯发表。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他的弟子们的著作,包括我亲眼见过的汉学家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翻译家车连义、陶奇夫、庞英、齐一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严谨的学风,执着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方法,都为我树立了典范。其中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就是翻译与研究结合,在翻译诗歌和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或评论文章。回顾这二三十年,我自己也写了或长或短的文章,大约有几十万字。

     

        2014年,在外语学院新任院长闫国栋教授的帮助下,得到南开大学科研处的资助,我得以出版文集。我挑选了四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条线:一是围绕俄罗斯诗歌史,研究和评论俄罗斯诗人的创作,其中以普希金为研究重点;二是探讨俄罗斯诗歌翻译成汉语的原则与方法,侧重透视分析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的译诗经验;三是关注俄罗斯汉学家译介中国诗的历史衍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著作是我特别关注的中心。此外,我还把自己撰写的一些诗歌赏析文章编入了文集。

     

        我在诗歌阅读与翻译的崎岖山路上跋涉了四十多年,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脚印儿。俄语和诗歌带给我的,有痛苦忧伤,也有欢欣喜悦。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由于退休后学会了使用电脑,利用网络通信的便利,我结识了新的俄罗斯朋友,莫斯科翻译《千家诗》的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彼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还有翻译《李白诗五百首》、撰写《李白传》、荣获翻译成就终身奖的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我们合作编选、翻译中国诗歌,2017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出版了《诗国三高峰辉煌七百年》的俄译本,其中包括唐诗120首,宋词90首,元曲70首,目前我们正在合作编选、翻译《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丛书。最开心的是,我终于把俄语和我最初渴望报考的专业中国古典诗歌联系了起来。

        外语是工具,文学是专业,诗歌是最爱。读诗、译诗、写诗、讲诗、评诗,成了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诗结缘,默默耕耘,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

     

        最后,我想用自己写的一首诗《架桥铺路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有人说:“文学翻译,

     

        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

     

        译得好,

     

        光荣归于原作,

     

        译不好,

     

        自己招惹骂名……”

     

        可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他们甘愿当架桥铺路工,

     

        陪外来作家过桥,

     

        排除障碍,

     

        伴读者出国远行,

     

        一路畅通……

     

        译著,是修桥铺路的基石,辛勤劳作,只求桥宽路平,广交朋友,心里高兴,任人褒贬,镇定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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