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秘符及其他

    1．政与商

    “江浙财阀”这个日本学人发明的称呼，我最早是从帕克斯·M.小科布尔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一书知道的。近代钱庄业向现代银行体系的转变中，为之作出重要贡献的宋汉章、张嘉璈、陈光甫、叶景葵、钱永铭、唐寿民等银行家，几乎都出自江浙两省。1927年后，这些巨商大多以献金政治的方式参与了国家政权的建立。资本向权力寻租，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非议。但这却是一场日后让资本家们饱尝苦味的合作。尽管银行家们富可敌国，但政府挥动金融统制的长鞭，他们便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们抗争过、叫喊过，渐渐地，都臣服在了威权之下，被打上了权力的秘符。

    小科布尔的这本书，讲述的正是1927年后金钱与权力的联姻，以及这场政商联姻带来的无休止恶果。书中对上海商业精英在国家意志面前节节败退的描述，尚是粗线条式的，对身处商业和政治夹缝中疲于奔命的银行家们的命运展示，也稍嫌不足，但这本书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法则，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归市场，商业不能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商人若与政治媾和，试图赚取权杖上的利润，则必然要以丧失商业独立性、丧失商业现代化的契机为代价。从随后二十年间（1927－1949）上海银行家和实业家们的沉浮可以看到，这个曾经最灵敏、最具活力的社会中坚阶层，最后沦为了一场场政治豪赌中的筹码。

    银行家陈光甫身为民国金融史上名噪一时的“南三行”领袖之一，抗战初期又两度赴美借款成功，其一生功绩，已有胡适、高阳、宋春舫等名流褒扬之。陈光甫把上海银行办成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私人银行，其所受美式教育和出众的服务理念之外，与他过人的识才、选才、用才眼光是分不开的，他拔擢的唐寿民、杨介眉、杨敦甫、资耀华等人，都是那个时代的金融界才具不凡之士。《凡人小事八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的作者资耀华，湖南耒阳市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1928年开始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跟着陈光甫干，陈光甫曾评价其“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还送其入自己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深造，委之以要职，可见器重。这部回忆录所记是资耀华一生银行事业中历尽内忧外患创业和守成的经验，可称是近现代中国金融史的一个鲜活见证。

    2．运与势

    经数年品牌积淀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今年引人瞩目的是一套装帧别致的鲍勃·迪伦诗歌集，他们推出的《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亦具分量。赫德在海关总税务司任上的45年，有人读作晚清中国的一部官场指南，又有读作一部成功的职场宝典。而其人对于中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推动者。在东西方两个大国间，他的生活态度是“骑墙”式的调和、装裱，而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他也一直是一个裱糊匠。

    我与赫德的遭遇，是缘于写作一部以赫德以主角的长篇小说。一个半世纪前，19岁的赫德就是在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开始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生活。我开始写赫德的中国故事时，除了他的两大卷日记，和他与一个伦敦代理人的七大卷函电录，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一窥赫德的情感世界。《中国岁月》的作者玛丽·蒂芬，曾经是一个经济学者，当她退休后返观自己家族，发现自己竟然幸运地降生在一个有故事的家族里。她的外祖父曾经服务于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她母亲出生在山东烟台。当她找到母亲卡拉尔家族三代女性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与赫德千丝万缕的交往故事时，她进入了一个家族史与社会史交叉的独特书写空间。身为卡拉尔家族的第四代女性，她利用家族文件、档案材料、日记和书信，完整还原了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与大清海关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交往故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上呈现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男女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和朋友关系。关系千万重，正是一个好故事的起点。

    8月，应《新京报》记者宋晨希之邀，作题为“落日中的南明：兼谈时代夹缝中士人的处世立身”的读书分享会，有机会又读了司徒琳的《南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版）。南明十八年是一个过渡的时代，而且注定是一个大失败的时代，如果我们进入南明这个历史现场，也会像黄宗羲那样，于“穷礁荒岛”中，看着一轮夕阳，无可奈何地滑向地平线。你伸手想要抓住些什么，可什么也抓不住，只能徒劳地“衣冠聚谈”。司徒琳把南明失败归结为两个原因：文武不和，辅佐皇帝不力。其实“南明”是一个过程，覆亡只是个时间问题。诸如文武矛盾、联盟松散、利害算计、党争内讧等等，都是通过外力可变的“运”，而“势”是不可逆转的。司徒琳早年从事文学批评，深谙叙事之道在于，不会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是没有价值的，这本书的叙事简约而又细腻。“以非中国式的方法解读中国历史”，这是司徒琳及魏斐德、史景迁、孔飞力、卜正民等海外中国史学者的方法论，比之魏斐德的注重细节，孔飞力的善于从权力结构分析着手，司徒琳对原始文献的发现、比对、考辨，似乎又可看到乾嘉以来朴学的影迹。

    3．想像力与晚期风格

    长时间从事非虚构写作，会对一个作家的叙事造成损害，使他丧失凭着虚构创造世界的能力，这不能不引起历史写作者的警惕。为了让想像力不至于贫瘠，这一年我常在读一些记录玄怪故事的传奇和志异，李敬泽先生说，《酉阳杂俎》记录了晚唐黑夜的美妙、迷狂、恐怖，是一部充满着蓬勃想像力的“黑夜之书”，于我心有戚戚焉。《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个不错的入门读本，有注，有评，也有许多意在言外的引申，但旁枝逸出太多，于阅读简直成了一场灾难，有机会还是找个简洁些的本子来读为好。敬泽说，读完这本书如夜宴散场，惨淡的白昼降临，我希望能够与段成式处得久一些。

    一个男人，刚过38岁生日就辞去法院公职躲进祖传的圆形古堡里，与几千卷藏书作伴，来度他的“余生”。他记录下他的睡眠和忧伤，写下他对友谊、儿童、死亡和性的想法，他写下的五十万言的Essais（随笔）成为一部记录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信仰和观念之书，这在今天听来很像是一个传奇，但对16世纪的蒙田来说，这不过是他的日常。自从25岁那年与蒙田遭遇，我几乎收全了蒙田作品的所有中文版，梁宗岱译本、梁的学生黄建华译本、译林版合译本，法语文学翻译家马振骋译的四卷本《蒙田全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依然带给我二十年前初读时的那种新鲜感。

    25岁时，阅读蒙田印象至深的是他的乐生态度，他告诉我们，探究哲理是为了学会如何面对死亡，哲学即学死，要把日子分成好的或不好的，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年近50再来读他，最大的心得是要忠实于自身的感受和经验，就像蒙田在《致读者》里说的，要写一部真诚的书，要让读者看到不假修饰的你，看到你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18岁之前不应饮酒，18岁至40岁之间适度饮酒，40岁后不妨常赴醉乡，这是他援引的柏拉图的话。

    这般的人情练达，再加上行文的洗尽铅华，让我想到了赛义德提出过的“晚期风格”，其实这也是小说家库切和保罗·奥斯特在通信集《此时此地》（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中所讨论的。两个老男人在信中谈体育、谈战争，谈同性恋、谈金融危机，当然也谈写作。库切说，一个作家上了年纪之后，他们都会对所谓诗一样的语言感到厌倦，然后喜欢上一种更为简约、朴素的风格，他称之为作家的“晚年风格”。库切举了托尔斯泰为例，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时候，居然像个道学家一样，对艺术的魅力表示不以为然，还把自己的小说创作限定在不出小学教室的范围之内。保罗·奥斯特比库切年龄小，没有那种老境将至的迫切感，他的回应看上去有点像小小的捣蛋。然而库切用一个三段论式阐述他的发现：“第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或者向自己提出一个宏伟的问题；第二阶段，你不烦其烦去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活得足够长，你就到了第三阶段，先前那个重大的问题开始令你感到厌倦，这时，你就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答案了。”他说的其他地方，是南非的一处农场呢，还是托尔斯泰出走的那个三等车站？怕也只有小说家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