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当代科学中的“政治纠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教授作序，方益昉新著《当代生命科学中的政治纠缠——以黄禹锡被打压事件为中心》（以下简称《政治纠缠》），破茧化蝶，付梓发行。这无疑是在江老师倡导的科学政治学“自留地”上，师徒合力浇灌下开出的一朵神奇之花，给科学文化园地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政治纠缠》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方益昉的多个预言与反思，紧扣当下科学重大事件，解读准确、预测精准。这也为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一种新视野、新方法和新路径。以下略举数端。

    为黄禹锡“鸣冤”

    2005年，风光了近10年的韩国首席科学家、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HwangWoo-Suk），遭到伪造科研数据、非法获取人体卵子、挪用贪污科研经费等多项法律指控，在全球舆论渲染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世界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丑闻。

    拥有医学博士背景的方益昉，以专业的直觉和跨学科的视野，立刻嗅探到了这起重大事件背后的诡异。通过大量文献检索与严谨考证，以黄禹锡干细胞事件为主轴，辅以历史与当下生命科学技术案例，对事件展开比较研究和平行分析；同时，将东西方学术共同体有关干细胞克隆的学术纷争置于放大镜下，探索了其中的政治交锋。

    2014年1月，Nature杂志发表《克隆再来》（CloningComeback）一文，重点分析10年前的黄禹锡事件，同行评议结论，与方益昉数年前的发现不谋而合。敢于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允许多元的历史争论与解释，这是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的必备素养。颇为有趣的是，方氏的这一大胆预言，前期竟也遭到了国内学术共同体的质疑和压制，有过一番波折。

    江晓原教授在本书序言中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调侃了这段往事：

    记得我和方益昉联合署名的长篇论文《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写成后，北京某学术杂志审稿一年之久，仍然迁延不发，据说就是担心“为黄禹锡鸣冤”会成为错误甚至罪状。那时，在前阶段国内媒体不明真相跟风报道落井下石的影响下，黄禹锡还被“钉在学术的耻辱柱上”（有不少学者至今还这样认为）。后来我失去耐心，通知该杂志撤稿，转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承学报青眼，立即刊登，而且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封面列目。随后黄禹锡事件的一系列后续发展使情况日渐明朗，完全证实了我们论文中的判断。这件事使我和小方都颇受鼓舞，本来我们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但只要真是有价值的研究，即使是在新领域中所出，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可也未必那么难。

    有了导师江晓原教授的鼓励和支持，方氏在科学政治学这片小小的自留地上，携师之手，大胆探索、砥砺前行。

    石黑一雄摘诺奖前已入法眼

    2017年10月5日，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我们发现在《政治纠缠》一书中，早已为其人专设一节，讨论这位出生在日本，获奖之前并非人尽皆知的作家与作品，从多个层面深度解读了科学传媒的专业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石黑一雄在诠释克隆技术对于人类的伦理冲击上，寄托着深层的人文关怀和深刻反省。2005年，他发表英文幻想小说《别再让我死去》。2011年被好莱坞制成大片。作品讲述了英格兰乡间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偶然发现自己被养育的唯一目的，就是等他们长大后为医疗所需的器官捐献者。捐献三四次后，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

    这个科幻题材的人文作品在欧美好评如潮，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提名，入选《时代》周刊百部优秀小说之列。其原因在于，这样的科学人文作品，不是就事论事的科学论文通俗版本，而是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深度探索常人和未来克隆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科学的无情、技术的功利，以及人性的自私、虚伪和残酷，展现了作者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的人性化反思，和对克隆人的悲悯情怀。

    方益昉评价，这样饱含人文关怀的作品确实需要具有较高的人文和科学积累。对石氏的赞誉，考验的不仅仅是科学文化人的鉴赏力，也渗透着对当下中国原创科学人文作品匮乏的反思。假如媒体从业者无知、幼稚或者求利，除了盲目歌颂、跟风崇拜和利益图谋，面对最新科技，传媒机构很少主动提出诸如“防范基因风险”“人类的终极厄运”等深度话题，缺乏人文底蕴，制作的产品不是味同嚼蜡，便像集体无意识的癫狂。

    在我国，不仅缺乏石黑般的科学人文作品，在其获得诺奖之前，就连关注其作品的媒体评论也很少，自然也就无法起到引领潮流、开启民智的作用。近200年来，科学技术激发的希望与失望，促成了极有活力的科学人文与科学哲学思潮，质疑科学仅仅追求客观知识，忽视人文关怀。可惜的是，这股思潮并未充分扩及大众传播层面。

    诺奖“黑天鹅”呼唤学术的人性本意

    “黑天鹅”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一般具有意外性、能产生重大影响，但人们是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或可预测的。

    2015年，屠呦呦喜获诺奖当晚，有媒体与方氏认真讨论过相关选题与写作细节。这位复旦中文系高材生凭其专长，引经据典纠正了呦呦、坳坳、哟哟的发音与字义，二人共同亲历了中国新闻界的一次“黑天鹅”事件。方氏感叹到：“眼前线上线下，新闻工作者瞬间遭遇措手不及。天上掉下个屠老太，其陌生程度达到连名字都频频出错，深度报道从何谈起？”截至10月5日晚7点，网上搜索屠呦呦和青蒿素及其有关成就时，数据性细节十分贫乏。中国籍自然科学家本土成果首获诺贝尔奖，居然毫无事先预测和关注铺垫。

    《政治纠缠》讨论了2011年屠呦呦摘得拉斯拉克奖，历届获奖者中有1/4继而荣获诺奖，这是明摆在台面上的大概率事件，理应成为督促科技主管部门、科学共同体、媒体从业人员和普世寻梦众生认真对待的国际学术风向指标。也就是说，历史曾经贴心地留出三四年时间，以便当局者做出技术性调整，避免首位中国籍自然科学诺奖者被烙上“三无”的尴尬标记。

    方氏指出，过去几年，海外华裔学者联名国际同行，每年提名屠呦呦为诺奖候选人，终成正果，功不可没。屠呦呦获奖过程中，无法回避海外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推动作用，他们尽力在高分值SCI论文中引用屠呦呦贡献，留下学术印迹。

    方氏仔细分析了21世纪以来的生理和医学诺贝尔奖，阳春白雪的分子医学内容覆盖主流，不涉及基因调控、细胞克隆、蛋白信息和免疫机制的生命科学项目，恐怕连获得提名的机会都相当渺茫。在某些研究群体中，上述“高大上”理论技术垄断着学术标准和话语。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评委会一反常态，极具新意。他们回归传统学术的人性本意，立足医学研究的疾病关怀，将常见并且高发的传染病防治，以及研究工作在受害人群中的获益实效作为授奖依据。

    方氏进而大胆预言：“汉医、蒙医、藏医、巫医，五千年华夏文化熔炉中至今尚未泯灭的传统医学遗存，浓缩着越来越有价值的研究线索。”传统植物药用成分的临床成功范例，包括麻黄素、紫杉醇、水杨酸、银杏叶等中医常用草药的现代化，都可依循青蒿素类似路径。

    寻找“韩春雨事件”的学术底色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同期发表题为“是该数据说话的时候了”的社论，以及韩春雨及同事的撤稿声明。这显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在全天候媒体时代的重要性。如今尘埃落定，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不再需要为澄清NgAgo的功能，额外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

    韩春雨发表此文后，针对其观点的意见截然相反，无疑是中国去年被报道最多的论文，尤其是该文被学界大腕一夜捧为“诺奖水准”之后。大众媒体纷纷学舌报道，以大标题宣告一项全新基因编辑系统的发现。媒体监测公司融文（Meltwa⁃ter）的数据显示，仅在论文发表后的最初两个月，就有将近4000篇相关的中文新闻。

    2016年9月12日方益昉撰写“知耻后勇乃学术底色”文章，将韩春雨事件会同东西方两大学术共同体的纷争置于放大镜下分析，探究其中的科学政治交锋，探索生命技术领域的可能路径，堪称独辟蹊径。这样的问学身段，既入世又超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2014年日本小保方晴子的实验无法复制，招致学术界反复质疑，其导师笹井芳树认为项目被质疑本身已经达“有耻”层面，进而悬梁自尽。这位曾经誉满全球的发育生物学家对学生的最后寄语是“一定要将实验重复出来”，遂在被资本和虚名纠缠不休的21世纪学术江湖以死自证清白。

    方氏认为，在质疑风暴中“逆水行舟”，为韩春雨套上各种光环，从“试管”推向“事件”的，不光存其自身企盼，还有加紧蚕食“韩记”的饕餮们。方氏自幼习医，其笔如手术刀，刮骨疗伤毫不留情。“现代生物细胞技术，不仅要求几何级的无污染实验环境，更需要空气水土净化的人文环境。也就是说，实验数据出岔并不惊奇，或订正，或抛弃；而蹲守实验室外勾兑学术红利的驻地狼，恐怕才是科研园地里捧杀、追杀学术新人的真元凶。”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ldenKuhn）认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是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中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课题。《政治纠缠》一书中的预言和反思，让我们透过黄禹锡崛起与衰落过程看到了科学国家主义的影子与影响；同时警示人们：缺乏公众参与的政府决策，缺乏监督的公共权力，有可能导致像韩春雨这样的学术新人成为少数勾兑学术红利的权贵们一夜暴富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