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滨集》里的晚清世运与人物

    邓文滨是清末湖北黄梅人，号“南阳布衣”，前半生蹉跎于科考，后毅然脱离求名求位之途，转而以山水自放的同时，又能够正视周遭，针砭时世。《醒睡录》即为其代表作。而由青年学者眉睫编校整理的《邓文滨集》，则收录了《醒睡录》《集外》《附录》三部分内容。此书可算是邓文滨作品于新时期的一次集中呈现。此书被列为《荆楚文库》甲编文献编之一。

    读《邓文滨集》，我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醒睡录》中的“世运类”“人事类”“人物类”三章。历史的生动与丰富、吊诡与无常、温暖与苍凉，在这三章被展示得异常深刻。

    广西境内多有锡矿，挖锡者“火铸炉倾，肩挑背负，络绎不绝”，因为利之所在为众人所趋。嘉庆中叶，终于“山门忽坠，约数里地”。许许多多的生命，因此有去无回。《挖锡奇灾》的最后写道：“坐视千百生灵，束手无策，但闻人声如蚊，阅半月乃寂，抚军设坛祭之，垂涕而去。”好一个“垂涕而去”，令我心中久难平静。好一个“人声如蚊”，生命的脆弱、人力的无奈竟至于此。遇到矿难，坐拥现代技术的现代人尚且有诸多无能为力，更何况百多年前的人？《邓文滨集》对后人最具警示意义的当属这些源于下层百姓的悲喜歌哭。正如眉睫所说的：“邓文滨将目光投向了底层百姓，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困顿与苦痛。这在古代文人笔记中是极其罕见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邓文滨的笔端，可以望见太平天国时期的诸多事情。或明或暗，或显或隐；或善或恶，或是或非；或曲或直，或浓或淡。有绵延多年的战争，必有遭受祸害的下层百姓与劳苦大众。而这些生命的种种悲伤，是正史中一笔带过，甚至从未提及的。

    《邓文滨集》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书中文字总能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世相之中，发掘出深藏其中的弊端。《洗相沿之积弊》中写道：“贿赂自不待言，而师生年友姻娅，视科名为持赠交易之物。是夺寒儒口中之肉，灰志士好修之心也。”这大概是邓文滨深刻的一己体验了。他不正是自己口中的“寒儒”与“志士”？现实的不如意，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程度。

    他写下的《功名多流弊》，用自己直言不讳的笔触把官场现状一一再现于纸上。“府县听讼，两造立语不跪，各称官职，相持不下，互殴于庭，官司莫敢谁何。乡里被其鱼肉，宜当时编氓有时日曷丧之恨也。”双方皆有功名，如果心中无法，那么必定无法且无天。否则怎会在朝堂上出现如此滑稽且无解的一幕。好一出活脱脱的官场现形记！

    科场的变态在清末已是严峻的现实。然而汲汲于功名之人却安之若素，习以为常。在《巡号如阅狱》《点名若讯囚》中，可见一斑。“出题尤谬妄，单句如‘必有妖’‘是为贼’‘我将反’之类。”“试日，号口设瞭高台，号头立窥伺差，严寒不准携火器，酷暑无得脱衣冠。见有交接言语，错火吸烟，辄枷锁以徇，怀挟越号，必严刑以处。坐堂如秋审，点名若考囚。科举未发，先索书价，否则降等，袒护教官，猫鼠同眠，勒索印钱，张罗院费。”看来，科场的穷途末路的征兆之一，在于其毫无人道，且成了有权之人大发不义之财的道具。

    然而晚清虽然是一个已陷困局的历史阶段，却并非一无是处。这里头也有可歌可泣的人物。陈雨田被太平军俘去，被要求交出自家银山。陈笑说：“莫说银山，即是银海，启屑与贼？”面对威胁，他说：“入贼巢而怕死者，庸夫也。”

    不爱银、不徇情、不沽名的黄青天，治麻城三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讼庭草满尺余，行者没胫”。即便是邻县含冤的百姓诉讼于他，他也致书为其平反。他“居官与仆隶同甘苦，一粥一饭，食无兼味”。遇到天气好的日子，他则“策蹇徇野，与父老谈稼穑事”。当官素朴，当官无架子，当官一心为民，当官把百姓之事牵挂于心，这样的官其实已经远超百姓对于“青天”二字的定义。

    陆立夫是个器量豁达之人，他得知会试之后下第的八个同乡“苦无归资，生计艰难，不无进退维谷状”，就把原本要偿贷之钱拿出来给他们当盘缠，他说：“今贷尚可缓，与其诸君难，不如一人困。”这是“人咸德之”的善人。

    李孟群是一个刚毅忠烈之人，在被陈玉成擒获之后，他面对威逼利诱，不屈，不寝，不食。陈玉成“披以重裘，掷之；灌以参汤，吐之”。最后，饿了一个月，气尽而死。

    包括陈雨田、陆立夫、李孟群在内的这些人物，也许并不在历史英雄的群像之列，却是值得读过此书的读者铭记于心的。

    纵观整本书，我更愿意记住的正是这些闪耀着炽热光芒的人物。相较于邓文滨笔下现世的惨烈与凄凉，我更受用于这些人物带来的暖意。邓文滨笔下也有如其他笔记体作品的神鬼之说，甚至今人看来的无稽之谈。但是，瑕不掩瑜，《邓文滨集》自有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