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将为全国书店大幅减税
意大利计划给予全国书店普遍的税收减免，独立书店将更为受益。文化部长达里奥·弗兰切斯基尼表示，持续不断的关门危险威胁着意大利各地的书店，有必要用减税政策加以挽救。该计划于上周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获得批准，旨在降低向书店经营者征收的市政税、物业税和垃圾税。如果店面所有权不归经营者自有，他们也可以根据租金申请抵税。每家独立书店的减税上限是两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连锁书店为一万欧元。关于上述计划，在2018年预算案的修正案中，意大利政府为明年分配了四百万欧元的款项，并从2019年起，每年提高到五百万欧元。“保护书店有着极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弗兰切斯基尼部长说。
（详见4版）
周汝昌与许政扬
周汝昌与许政扬之交谊甚笃，周汝昌回忆说：“我们住在一间屋，窗外即是未名湖，那湖光塔影，是世界闻名的，两个‘自觉有些抱负’的青年，每日品书谈艺，考字徵文，愈谈愈觉投契处多，不合处少。那实在是求学时代最值得追忆的令人神往的日子，人生如有清欢至乐，我想这种欢与乐才是真的，因为它像苦茗一样有回味。”1952年5月，周汝昌先被成都的华西大学电聘前往做外文系讲师，10月，许政扬则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他们虽然分处两地，却鳞鸿频数，相契日深。这种友情在他们的通信中处处可见。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往读东坡集，得‘相携石桥上，夜与故人语’十字，大以为佳，而古今无人称之，此全集之所以不可废读也。书已付丙，两纸字劃遒劲，极为可惜。昔年与兄同窗乐事，常往来胸中，犹记一日兄自图书馆归，时方读玉台新咏，语及‘吴迈远每作诗得意辄擲地大呼，曹子建何足数哉！’一节，会弟亦忆此，相与大笑，以为古人天真处，诚不可及。此事兄亦必忆之。今玆此乐，更不可再。唯于书札往返中，稍得一二耳。”
（详见5版）
梁漱溟如何交到真朋友？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此时，他的身边已有不少朋友。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人，都与梁漱溟一道前往曹州，共同办学。此时，梁漱溟把“交朋友”和教育联系得更加紧密，认为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另一方面，由于教师也无法完全摆脱不良的情绪，也需要不断学习，所以教育也是跟学生交朋友，与学生同处共学，造就自己。“由于实施这样的教育，梁漱溟的身边又有了更多的年轻朋友。虽然因时局变化，梁漱溟于1925年返回北京，但他在曹州的学生也纷纷跟到了北京。这些学生中的武绍文、李渊亭、席朝杰、吕烈卿等人，均跟随他数十年。后来，无论是进行乡村建设，还是创办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文学院等等，梁漱溟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他的朋友们一道，上下求索、共同奋斗！
（详见7版）
徐复观：奋笔学术与政治之间
生在大悲剧时代，徐复观先生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命运，身临政治，主动放弃“当道”，脱离政治，潜心学术，取得后人称赞的成就，他是幸运的；不幸的是知识分子是无法真正脱离政治、无法脱离“当道”。徐复观先生历经海峡两岸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夹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幸与不幸之间，海峡两岸的分离，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悲中的万幸是铸就出像徐复观先生这样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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