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绝响于萧寂

    中国人对于生命与时节的流逝有本能的敏感和无奈。幼时读孔融致曹操书：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既感深情,又觉遥远,但倏忽自己也四十岁了。孔融旋亦被曹氏族诛，留下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典故。生命无常，当下可贵；不能常保，亦求暂留——瓶花的意义，即在几案之上、方寸之间，呈现自然的荣枯、时节的迁流。

    中国人古已爱花。诗经有“桃之夭夭”，屈原有“佩兰”之赋，但都是“戴”花——近代意义上的“插花”实出现较晚。它随佛教供养的仪式出现于南北朝，至李唐而盛，但一直要待国人的起坐形式从先秦汉晋的据案跽坐进化至宋人的高桌高椅，居住空间的改变才令室内有了安放置陈设品的位置和需要，催生出宋人迥别于前代的生活艺术。中国插花在两宋成熟并成为风尚，传承至晚明，且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瓶史》《瓶花谱》之类专著，风气又为清人所沿袭。

    中日插花，源头相近，秉持各自的民族特质与审美趣味，终于形成了不同的好尚和面貌。日本插花，三百年间传承不绝；我国则因近代以来社会的激烈升降，插花与其它旧有的生活艺术同归消歇，其重新受到重视，为时甚短，且多系对由台湾辗转传入的日本插花之模拟乃至学步。中国插花则迄今沉寂无闻，至为可惜。

    本书创作者系制瓷工匠，精於花器创烧。馀暇以插花自遣，根底其学养与性情，作品与时俗迥异而莫不体现出纯粹华滋的中国风度。所谓“中国风度”，即既东方，更中国，与日系插花异趣。挽国风于荒芜，起绝响于萧寂，在当下殊为难能。

    作者博览多闻、娴于辞章，每件作品皆自撰说明文字，或介绍植物，或谈论器皿，旁及节令、风俗、文学，行文或白话或浅近文言，言之成理而出以恬淡雍雅，皆可做别致小品文读。编排则跳脱常见日历窠臼，采用周历形式，一周两页，留白以供纪事，置案头或包内自携无不便适，做为工作笔记尤相宜。长会枯坐时刻、灵感窘竭之际，闲闲翻看，养眼怡心，自用赠人，俱属惬当，虽是应时之书，亦堪长久保存——种种优长，绝非虚誉，故乐为绍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