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佚信中的现代作家彭家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颇有才华的作家正值盛年而不幸陨世，彭家煌便是其中一位。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彭家煌在乡土、都市题材以及儿童文学方面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因过早离开人世，关于彭家煌的生平行止还有诸多不尽详备之处。笔者最近发现彭家煌致友人陈伯昂的书信三封，对于了解彭氏的生平活动与人生轨迹不无助益。这些信以《作家书简》为题刊于1949年1月10日杭州《地方新闻》尝试号，署“彭家煌遗作”。该刊系地方性新闻刊物，刊期不详，旨在“培养民主，宣传民隐，反映民意，服务民众”。地方新闻社编辑，发行人陈伯昂。显然，这批书信应是陈伯昂所收藏的故人遗作，因值《地方新闻》创刊之际，交付编者发表的。

    陈伯昂，生卒年不详，浙江鄞县（一说诸暨）人。1925年左右任职于上海中华书局，与彭家煌、王人路等同事，并曾推荐好友潘汉年进入书局，同时在《小朋友》周刊上发表大量寓言、儿童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1928年曾与潘汉年合编出版了一套《民间故事丛刊》。后回宁波，历任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委员、鄞县县党部书记长等职，并从事文化出版工作。1930年起任《宁波民国日报》总编辑，1933年创办宁波通讯社，1934年又接办《宁波商报》。1935年参加宁波作者协会，并曾邀请郁达夫为会刊《大地》题署（见1935年11月28日郁达夫日记）。1945年任杭州《浙江日报》副社长，其后参与创办“浙江地方建设协会”，发起浙江地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浙江文化金融界知名人士。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彭家煌夫妇失业。正是因为陈的关系，彭家煌得以赴甬，担任《宁波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约大半年时间。彭家煌1933年9月病殁后，《矛盾》月刊第2卷第3期“追悼彭家煌氏特辑”曾以《彭家煌氏遗墨》为题，刊发了彭氏致陈伯昂两封信札的手迹，并在说明文字中提到“陈君对彭氏颇多援助，两人谊若弟兄，友好异常”。时隔16年后，陈伯昂再次将自己珍藏的友人遗墨发表出来，实可见两人的交谊之深。

    这三封书信在揭载时，还被冠以三个小标题。兹依次整理于此，并略作解读。

    第一封信题作《肚皮打肿了》，照录如下：

    伯昂：

    实际，我于友热回奉后又在杭住了一星期，此行除养好胃气病以外，别无所得，回沪后仿佛看到你一封信，要借《尼采专号》，这书不知何人借去，无法可想。

    锦华问我索债了，现将他的信交给你看看，阅毕请退回。我们打来打去，珊的肚皮又打肿了，昨夜在被里她屈了我的三个手指。即祝你们三都安！

    家煌，十九年六月廿七日。

    这是彭家煌1930年6月27日写给陈伯昂的书信。妻子孙珊馨曾在《家煌之死》一文中写道：“大概是十八年的夏季，最热的一晚，他和友人出去多吃了一些冰淇淋，晚上又着了些凉，从那天起，他就得了这致命的胃病。”据这封信可知，彭家煌1930年曾至浙江，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调养胃病，后回上海。信中所提到的《尼采专号》，可能是指上海《民铎杂志》第2卷第1号，该期是“尼采号”，1920年8月15日出版，1922年12月1日三版。此外这封信还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彭家煌当时经济拮据，朋友来信索债，难以应付。二是彭与妻子孙珊馨关系不和睦，常有“家庭暴力”发生。这对于了解彭家煌的婚姻生活显然是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第二封信题作《我们的显贵》，全文如下：

    伯昂：

    示悉，我在到京去之前确有信给你，报告钱收到了，并且致谢，此外还送《熔炉》一册，不知收到否？

    你到南京去，能成事实吗？宁波不能登下去吗？南京是极荒漠的地方。我的所谓（显贵）都在农矿部，写信去总是无信来的，你要我替你谋兼差，我谨存记在心，一有机会没有不介绍的，只怕有“俟河之清”之感吧！

    《平淡的事》请早将原稿寄还，或将出版物寄下，因极想在年内修改一下去凑成一个单本，若能弄到三四十元藉此渡[度]过年关不，拜托。暨商教职决辞去，死人不再干了，且得不着钱，虽干亦无味。此复。

    家煌，廿年一月十八日。

    这封彭家煌写给陈伯昂的书简作于1931年1月18日。信中透露，此前彭家煌曾去南京，很可能是为求职。彭氏有南京的朋友任职于农矿部，但这些“显贵”，倨傲无礼，实则靠不住。身在宁波的陈伯昂当时也有去南京谋职的打算，彭亦爱莫能助。彭家煌还请陈伯昂将《平淡的事》原稿寄还给他。按，《平淡的事》是彭家煌1928年写的短篇小说，初刊何处待考。1929年5月，彭家煌将《勃谿》《款待》《那个长头发》《双亲大人》《平淡的事》《火灾》六篇小说汇成集子，以《平淡的事》为名，交付上海大东书局印梓，1931年2月再版。这是继《怂恿》《茶杯里的风波》两书后，彭家煌出版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据严家炎、陈福康《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约1929年，彭曾在国立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三年级教过一年国语。此信中所谓“暨商教职决辞去，死人不再干了，且得不着钱，虽干亦无味”，大概就是指彭家煌准备辞去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国文教员的教职一事。

    第三封信则题作《也不无小补》：

    伯昂：

    昌标住香港九龙启德滨22号，久未来信想必很忙。你的弟弟时时来信，你何不将住址告诉他呢？我近来运气还好，暑假在暨南大学教七十五元的国语，现在原任教员因病辞职我就署理了，虽然每周仅四小时也不无小补。令祖处只献奠敬二元，没有另奉挽词，至歉。汉年似已与我绝交，不知何解，昨在暨大见苏哥，依然到处撒着烂污，可是人比从前壮得多了。我的侄儿绍丹，在湖南甲种农业毕业，现在住在我这儿，宁波方面你可以想想办法替他弄碗饭吃吗？现在没法就等将来，将来没法就等最远之将来，总之远道而来，不想他失望的回去。专此敬托，并祝大小均吉！家煌，廿年二月二日。

    此信与第二封信时间接近，写于1931年2月2日。昌标应指陈范予，亦作陈范宇，笔名范庸、范雨等。1901年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2月病逝于福建崇安。陈范予与柔石、冯雪峰、王静之、潘漠华等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曾共同参加“晨光社”，从事新诗的写作。后鲁迅、巴金、黎烈文等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他不幸去世后，挚友巴金悲痛不已，先后撰写《做一个战士》《死》《悼范兄》三文以示悼念，可见两人的深厚交谊。彭家煌写此信时，陈范予身在香港，任《大同报》编辑（参见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400页），具体住址是“香港九龙启德滨22号”。据此信可知，彭家煌与陈范予多有交往，这是学界之前并不知道的。

    信中提及的令祖、苏哥皆不知何人。汉年应即潘汉年，因潘汉年与陈伯昂、彭家煌皆相识，三人一度过从甚密。据叶紫署名“Y”的《关于彭家煌之死》一文云，彭家煌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潘氏正是介绍人。彭家煌于信中还想托陈伯昂替从湖南甲种农业毕业的侄儿绍丹在宁波寻个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