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如何交到真朋友？

    寻求志同道合之人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一生注重交友，朋友也非常多。他的朋友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比他年龄大很多的忘年交。如梁启超、林宰平等人，这些人既可以称之为前辈，也可以称为师，而梁漱溟视他们在师友之间。第二种不管年龄大小，可视之为梁漱溟的同道与伙伴。如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他们都是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如熊十力、王鸿一等人，他们经常与梁漱溟生活工作在一起。第三种则称得上梁漱溟的追随者，他们多是梁漱溟的学生，以梁漱溟为中心，一起从事教育、乡村建设等活动，致力于救国兴国之路。

    早在1917年，年近24岁的梁漱溟被破格聘任为北大讲席后，很快登出“求友启事”，寻求志同道合、能与他讨论和学习东西方文化的朋友。他交友时非常注重精神层面。尤其是思想上、情绪上出现毛病，自己又无法调理好的时候，梁漱溟便把“亲师取友”当作唯一的方法，并说：“假定我的脾气是急躁的，与脾气和平者相处，可以改去急躁；我的精神不振，而得振作的朋友，我处于其中，也自然会于无形中振作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有意去调理自己，则亲师取友，潜移默化，受其影响而得其养，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说得再广泛一些，如果要想调理自己，就得找一个好的环境。所谓好的环境，就是说朋友团体，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了。如果在一块的人是不好的，那就很危险，不知不觉地就会日趋下流。”梁漱溟更进一步看到：很多朋友，是要共同干一番事业的。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形成朋友圈乃至朋友集团，互帮互学，患难与共，为了更大的宏愿共同努力。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才可以长久。

    为什么与梁漱溟交朋友?

    梁漱溟的很多朋友，是看了他的著作、听了他的演讲而主动与他结交的。

    《究元决疑录》一文的发表，不仅使梁漱溟受到蔡元培的赏识进而任教北大，而且因此结交了不少好友。夏溥斋、梅撷云等先生都是潜心佛教研究的学者，看到此文后与梁漱溟结交。林宰平、熊十力等人则成为梁漱溟的至交。

    林宰平年长梁漱溟14岁，当梁漱溟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林宰平已是极有清望的士人。但是，当他看到《究元决疑录》之后，非常重视。一方面，梁漱溟此文涉及林宰平的挚友黄远生。当年黄远生受袁世凯逼迫、万分痛苦之时，去找林宰平，林宰平告他：“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因此逃脱袁世凯的掌握，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黄远生的遗著也是林宰平审订出版的。两人为毕生挚友。所以，对于因黄远生之死而写给世人的《究元决疑录》，他自然会非常关注。另一方面，林宰平对佛教很有研究，《究元决疑录》在古今东西文化的对比中，独崇佛教，自有不可抹灭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为林宰平所欣赏，所以，他选择主动去找梁漱溟。梁启超、蒋百里均是社会名流，也都是林宰平的好友，他们一起去与这位刚刚“出道”的梁漱溟结交，长辈们这种交朋友的方式无疑反过来影响着梁漱溟。

    与熊十力的结交更有意思。熊十力比梁漱溟大六七岁，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民国初年，熊十力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发表文章，指斥佛家，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梁漱溟看后很是生气，所以在《究元决疑录》中指名道姓地骂熊十力为“凡夫”“愚昧无知”。这篇文章后来被正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的熊十力看到了。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给梁漱溟寄来明信片，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学校放假，熊十力马上来到北京，住在广济寺，约梁漱溟见面相谈。两人一谈之后便成为终身的好友。熊十力也是思想家，他与梁漱溟的见解常有不同，甚至因此吵架动拳头，但他们的深厚交谊达四十年之久，至今传为美谈。

    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讲演印度哲学时，又结交一些好友。有次讲演达三四个小时之久，谈了不少人生问题，促动了黄艮庸、叶石荪等人的内心，他们纷纷拜访梁漱溟，遂成为好友。

    梁漱溟演讲和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解决了许多人的思想问题，让大家对中国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因此有更多的人主动与他结交。这些人当然多是爱思考、有志向的人士。

    有位叫王平叔的四川人，成都高师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混乱，烦恼无法解决，几致自杀。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后，决心跟随梁漱溟学习。他辞去工作后，路费不够，就把书物全部卖掉，到北京后与梁漱溟共学，成为好朋友。王平叔的行为影响了他的一些高师同学，于是，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人均来跟随梁漱溟学习，均成为梁漱溟的好朋友。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而与梁漱溟结交的。

    那时候，梁漱溟做讲演的次数很多。在讲演中，他常常提出将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以此聚合一些朋友的主张，得到北大不少学生的响应。陈政、罗常培、陈亚三等人因此进入梁漱溟的好友圈。这些人虽然是北大学生，其实与梁漱溟年龄相仿。梁漱溟演讲时，陈政、罗常培进行了笔录，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陈亚三是山东名流王鸿一的得意门生，他将梁漱溟所讲告诉王鸿一。

    王鸿一也是当时的一位文化名流，但他正为新旧思想问题极感烦闷，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世有何价值也颇感茫然。听了陈亚三的介绍后，王鸿一看到了希望，觉得梁漱溟所讲能够拨云开雾，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于是特地到北京与梁漱溟见面，并邀请梁去济南做演讲。王鸿一年龄远长于梁漱溟，志气名望均很高，即如冯玉祥、阎锡山等要人都对他很敬重，但梁漱溟讲演40天，他总是列座就听。中间数日，大雨滂沱，有人被阻，雨后方到，而王鸿一总是提前坐在下面。讲演完毕，他又马上上前，与梁漱溟握手，高谈阔论，二人因此成为至交。

    王鸿一认为梁漱溟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非常推崇。1924年，王鸿一又邀请梁漱溟到山东从事教育事业，促使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职务，也使其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此时，他的身边已有不少朋友。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人，都与梁漱溟一道前往曹州，共同办学。

    此时，梁漱溟把“交朋友”和教育联系得更加紧密，认为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另一方面，由于教师也无法完全摆脱不良的情绪，也需要不断学习，所以教育也是跟学生交朋友，与学生同处共学，造就自己。

    在《办学意见述略》中，梁漱溟明确提出：“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对他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我们办学一面固是想与青年为友，一面亦是自己求友；一面固是帮青年走路，一面还想得些有心肝的好汉子大家彼此帮助走路。学生固常不出堕落、烦闷两边，便是我们个人何尝能免于此？即不堕落不烦闷了（殆难有此），难道知识学问其他能力亦已完足？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要往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照我的意思，一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凑在一起。”“所谓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集）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得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故而，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

    由于实施这样的教育，梁漱溟的身边又有了更多的年轻朋友。虽然因时局变化，梁漱溟于1925年返回北京，但他在曹州的学生也纷纷跟到了北京。这些学生中的武绍文、李渊亭、席朝杰、吕烈卿等人，均跟随他数十年。后来，无论是进行乡村建设，还是创办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文学院等等，梁漱溟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他的朋友们一道，上下求索、共同奋斗！

    1935年8月，梁漱溟的第一位夫人身故后，两个孩子培宽、培恕均到了上学年龄，但梁漱溟忙于国事，无法照料，于是委托朋友们为之照顾。梁漱溟一有空就回去，回到孩子身边也就回到了朋友们身边，于是他便讲：“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可以说，这也是梁漱溟能交到真朋友的另一重要因素了。

    当然，能够在风雨岁月中坚守真理、矢志不移、极具风骨，更是梁漱溟能交到真朋友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梁漱溟是否有真朋友的最好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