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艾培

    一

    今年是国际知名新闻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来到中国100周年纪念。

    1917年，艾培（Eppy，这是我们中国朋友给他的爱称）作为无国籍的犹太人，为逃避沙皇俄国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随父母来到哈尔滨定居。他的父母是国际犹太人进步组织犹太劳动同盟的成员，从小给予艾培左翼思想的影响。

    艾培4岁时随家迁到天津，在西方传教士办的公费学校上学。15岁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上大学，进入天津的俄文《晨报》做杂务工作。次年，1931年，转入《京津泰晤士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从事的新闻工作。

    爱泼斯坦的光辉的一生，应该说在中国是遍为人知的。我在此不准备详述，但要记录他90年生涯中的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933年，艾培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应邀为他所著《远东前线》一书写评介。这是艾培为进步文字所写的第一篇正式文章，那时他才18岁。他与斯诺的相识和交往，可以说是他为左派进步事业奋斗一生的“萌芽”时期。斯诺在访问了延安回到天津后，曾经把他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以及他在延安等地采访我党领导同志和各地群众艰苦奋斗情况的照片拿给艾培看，使艾培间接地初步了解到中国革命力量的面貌。这对艾培决心参加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斯诺出自对艾培的信任，委托他护送邓颖超等我党同志安全离开天津去往延安。关于他与斯诺的关系，艾培曾说过：“没有他，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没有他，我以后生活的全部道路也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里程碑发生在1938年。那年7月份，艾培在广州参加了民众的抗日大游行，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同志。他参与了由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的筹建工作，并从此与她建立了毕生的友谊。在他写的关于这次游行活动的报道中，他曾说：“她不仅使全城民众受到鼓舞，而且我能同她会面也成为我以后一生的生活和活动的分水岭。”四十多年后，宋庆龄离世前，指定艾培担任她的传记的撰稿人。

    第三件事，是1939年艾培应宋庆龄之邀担任“保盟”刊物《新闻通讯》英文版的编辑，并且应我党驻广州代表廖承志同志之嘱，参加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一书英文版的出版工作以及我党一些重要文件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这是艾培正式参与并长期负责我党的英文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艾培曾参与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刊工作，后担任总编辑。他撰写的有关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的著作包括《人民之战》（1939）、《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6）、《西藏的转变》（1983）以及《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1993）等。他还先后负责《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英译本的定稿工作。同时，他还是社会活动家，除曾负责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中国福利会等团体的领导工作外，还曾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四件事，也许是艾培一生的里程碑中最重大的事件：1944年5月，艾培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和《时代》等报刊的驻华记者，参加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山西等解放区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领导人，并且深入各地老百姓中，了解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他所写的报导后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他还受宋庆龄委托，与毛主席、周恩来等讨论保卫中国同盟如何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援助等问题。在那期间，延安新华社用手摇发电机在窑洞里向全世界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就是请爱泼斯坦改写并定稿的。他从延安发出的通讯后在印度编辑成书出版发行，为世界了解我国边区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采访时的一张相片里，他穿了一套八路军军服，背着武装带，扎着裤腿，光脚穿一双草鞋，手里还拿着一根马鞭子，满脸得意。这张相片已经流传中外，是他年轻时最自傲的一张相片。关于他一生中的这段日子，他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第五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艾培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1985年在前妻邱茉莉病逝后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与他共事四十多年的黄浣碧女士。浣碧女士一方面是出于共事多年而对艾培的革命精神产生的敬慕，一方面也是对时已70岁高龄的艾培的照顾。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这些艾培的老友对浣碧女士是心存感激的。

    第六件事，2004年，也就是艾培逝世的前一年，他写完了他的自传著作MyChinaEye:MemoirsofaJewandaJournalist，中译本名为《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这本自传中，艾培从自己的家世写起，按编年顺序记录了自己难忘的一生。其中，他以专门的一章写在香港和宋庆龄同志的相识与共事；以三章共31页的篇幅叙述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访问。此外，如大家所知，爱泼斯坦与当时还在世的夫人邱茉莉一起，都曾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外国间谍的罪名被“四人帮”分子关监狱达五年之久。在他的传记中，也有两章述及狱中生活。但是，来自曾遭俄国沙皇迫害的波兰，又是曾遭希特勒追杀的犹太人，加上他对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国进程中会出现种种问题的理解，他对此事是持一种谅解的态度的。在记述他们出狱后的生活时，他写道：“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俩都没有因为蹲了几年监狱而心怀怨恨。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信中，我们一如既往，热情地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在这本自传的最后，艾培深情地写道：

    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

    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2003年11月

    二

    在1949年前，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未曾有缘与爱泼斯坦同志相识。1952年，《中国建设》英文本创刊。我应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一位朋友之邀，去参加了庆祝活动。在会上，爱泼斯坦讲了话，我也第一次认识了他。但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那一时期，我并没有机会与他有很多接触。记得是1965年，《中国建设》杂志社为庆祝他五十岁寿辰，搞了一个小型招待会，我去参加了。这次见面，我首次同艾培作了比较亲切的谈话，可以算作日后逐渐成为老朋友的开始。

    但是，很巧合而有必要一提的是，在这以前，我的两位亲人都曾与爱泼斯坦在不同的场合有所接触。

    一件事是带有一点戏剧性的。新中国成立后，我的哥哥陈忠经先后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1951年爱泼斯坦自美国回到中国，负责《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一次由陈忠经主持的有关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的会议上，爱泼斯坦见到陈忠经，突然回忆起一件事。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被国民党允许去参观延安途中，他们被安排先经过西安。当时西安是由蒋介石亲信胡宗南一手掌握的反共堡垒。反动当局为了给记者团先“灌输”一些诋毁共产党的言论，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反共青年集会。当时，我哥哥陈忠经是我党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地下党员，任所谓“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因此这次反共青年大会的主讲人就是他。而近十年之后，艾培万万没有想到，却是陈忠经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陈忠经专门请爱泼斯坦留下来，两人共同回忆起当年西安的一幕，都开怀地笑了一大阵。后来，当艾培知道了我是陈忠经的弟弟之后，还曾与我提起过此事，并在他的自传中有所记述。

    另一件也有些巧合的事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开始了所谓“国共合作”时期。在《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中，艾培有这样一段记载：

    由于同国民党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的代表……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十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出乎意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件事，我在和艾培成为比较亲密的朋友后曾经提起过。我告诉他，他见到的那位共产党代表团的年轻人秦邦宪，就是我的妻舅（即我夫人的舅舅，我夫人的母亲是秦邦宪的妹妹，名秦邦范）。

    听到这个故事后，艾培说了一句英美人常用的话：“It’sasmallworld,isn’tit?”（世界真小，不是吗？相当于汉语中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三

    我和艾培更亲密的接触，甚至可以说是共事，一是1978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和广播台主办的英语讲座课程的主讲人。这个每周七天、每天早中晚三次向全国播放的英语课，可不像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那样，出点小差错可就是大事，尤其是所教内容上。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到两年，还存在着许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禁区”。而且我还负责编写教材，自编自教（共四册，每册供一学期用，全部课程共两年）。我心中没底，除向学校党委领导请示指导外，还决定去找艾培请教。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现在开始改革开放了，社会上需要用一些英语，因此这种课程与大学里的课完全不同，主要应帮助观众和听众学会一些日常口语，而且内容要结合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需要，可千万不能讲许多语法理论大道理。我听了很受启发。他还说，语言脱离不了文化，由于观众和听众慢慢会同西方人有一些接触的需要，也应介绍一些西方习俗等。他还说，既然是电视广播同时播放，必须使这些课程有趣，结合生活实际，不能干巴巴地讲道理，甚至还可以教唱一些英语歌曲、诗歌等等。我倒是一向喜欢唱英语歌曲，嗓子也还将就。我就问他选些什么歌呢？艾培想了想，说在目前形势下，还是以英美进步歌曲为好。当年曾经观看和收听过我这个节目的人们当会记得，我首先在电视里教的英语歌是《国际歌》，还有美国工人歌曲《乔·希尔》、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抗击佛朗哥统治时的歌曲《亚拉玛》以及美国黑人歌王罗伯逊唱的《老人河》等进步歌曲。

    另一项与爱泼斯坦接触较多的工作就是，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英译工作。当时，艾培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正式作为翻译组成员参加，但他曾担任过《毛泽东选集》1—4卷英译本的定稿工作，因此我在那两年的工作时期也常常私下里去和他探讨翻译中的许多问题。他总是十分热情地提供帮助。

    我同艾培一起工作时间最长，而且意义也很大的一项工作，是在21世纪。2001年，北京获得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2002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其任务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北京市各界人士的外语水平，主要是希望大家都有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同时，这一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改进并且提高全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包括路牌等）的英译质量。北京市政府聘请我担任这个组委会的专家顾问团团长。我当时觉得此项工作很重要，怕自己担当不起，就向市政府建议聘请一两位知名人士担任顾问团的荣誉团长。市政府和市外办同意我的意见。我经过考虑，建议请我所熟悉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季羡林教授和爱泼斯坦担任。我陪同市政府领导去拜访了两位大师。他们都欣然同意我们的邀请。爱泼斯坦同志以其新闻记者的身份，一向十分关注我国对外宣传中的汉译英文字的质量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发表过《略谈当前对外报道》（1990）、《评说外文广告》（1993）、《关于改进外宣品译文的意见》（1994）等文章，提出恳切意见。因此，当我们邀请他担任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专家顾问团荣誉团长时，他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工作非常重要，正是他多年来所关心的事情。其后，我经常不断地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他都要详细地询问工程进展，尤其是它是否“起了实效”。因为不时有些朋友会将一些错译的公共场所标识告诉给他听。例如，将公园里小河桥头上提醒游人过河小心的标识“小心落水”译成Carefullyfallintowater（小小心心地掉到水里）等等。

    关于这一工作，在我和艾培聊天时，他总是很开心。这也是我和艾培最后的工作接触了。那以后，他和夫人黄浣碧搬到了紫竹院附近的美林花园小区，离我们家比较近。我们逢年过节，或有时陪同北京市政府的同志们，都要去看望他们老两口儿。那段时间里，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坐轮椅方能出门，因此我也多半是到他们家里去聊聊天。除谈谈中外新闻外，谈得较多的还是英语，还有一些不同语言中的文化问题。例如，他提到过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世纪末出版的《汉英词典》。首先，他夸赞了这本词典出得好，出得及时，满足了改革开放中中国人学习和使用英语的需要，总的来说，编得很好，译词和译文都很达意。但是，他认为还是存在一个如何使英语译文更地道、更能融合英语文化的问题。例如，他注意到该词典中将“入乡随俗”除译为”Whereveryou are, follow local customs.”外，还加了”WheninRome,doastheRomansdo.”这一成语，这就很好。但这样的例子不多。他又举例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词典中只说明为”Don’tletslipanopportunity, as it may nevercomeagain.”以及”Opportunityknocksonlyonce.”但还可以加上英美人常用的简单三个字：Nowornever。这些日常聊天，对我这个一辈子搞英语工作的人是极有益处的。可以说，艾培是我真正的、无价的师友。当然，这个师友教给我的更多是他作为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品质。

    2005年4月20日，我们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爱泼斯坦九十岁寿辰的庆祝大会。然而不久后，艾培就生病住院。我在5月25日最后一次去看他，还为他带去了一个大花篮。但那时他已昏迷，我附在他耳边同他说了几句话，并告诉他，我哥哥、他的老友陈忠经也嘱我转告，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

    第二天（2005年5月26日）下午，我得知他已经在上午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

    在无限痛心之余，我相信，他在自传最后所说希望多活几年能写出的“尾声”，虽然没能如愿，但正在由他所热爱而也热爱他的全体中国人民为他继续写着。这个“尾声”将与艾培90年的光辉生涯一样，是一个充满激情、奋斗终生、心向太阳、永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尾声”。

    2017年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