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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扎克被认为是堪比肖邦和居里夫人的波兰英雄，也是一位传奇性的教育者、超前的思想家。为了对这位伟人表达敬意，1978年逢科札克百年诞辰，联合国宣布当年为“国际儿童年”。2012年是科札克逝世70周年，波兰特别将该年命名为“科札克年”。
雅努什·科扎克(Janusz·Korc-zak)本名亨利·哥德施密特，1878年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波兰当时的大律师，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小时候，他衣食无忧，一直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身材纤弱，心思细腻，多愁善感。待他长到十几岁时，家道中落，科扎克便早早地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成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家庭的重担和繁重的工作将柔弱的科扎克压得喘不过来气。科扎克更加沉醉于自己幻想中的世界，13岁时，他开始写诗，来排解内心的苦闷。
长大成人的科扎克，文学成为了他寄放自己的世界，年仅20岁，他就已经出版过小说。只有当他凝视孤儿时，深邃的眼睛总透露着忧伤，闪烁着一颗满是怜悯，尽是慈悲的心。1904年，科扎克从医学院毕业，夜半徘徊在贫民窟寻找流浪儿童的经历让他更多地看到了儿童悲惨的现状。
1906年，从日俄战场（科扎克曾以军医身份被征召到前线，参与过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远到过哈尔滨）上回来的科扎克来到医院，再次做起了医生。他在儿童医院工作了七年。他想到，儿童身患疾病，作为医生，在治好他们的疾病后，不得不眼看着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那个黑暗世界，而他的医生身份让他对此无能为力。
1910年，科扎克打算放弃蒸蒸日上的医学和文学事业，成为一名孤儿院院长。消息传来，华沙一片哗然。人们才发现，单单医学已经不能满足这位教育家了。孤儿院给了科扎克施展自己教育才华的机会。在旁人看来，他做出了牺牲，但对于科扎克来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之所以想做教育家，是因为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最好。”
孤儿院开办得很成功，科扎克简直是个天生的教育者，自身童年的不幸经历使他对儿童充满了宽容和爱，他从不体罚孩子，而是用尊重、平等的目光去看待他们，用各种充满爱和趣味的方法去教育他们。对所有将要离开孤儿院的孩子，他都会对他们这样说道:“我们无法给予你同胞之爱，因为有爱便有宽恕，而宽恕需自己求得。我可以教给你的只有一件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许现下生活未必美好，但终有一天，真理和正义的世界会来到。”
白天，科扎克是一名孤儿院院长。到了晚上，他是作家。与其他的作家和教育家不同的是，他不仅仅描述儿童的生活，他还过着儿童般的生活。他创作的《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是个经久不衰的童话寓言：一位少年君王梦想着建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不管成人、儿童,法律一视同仁。在内心深处，科扎克觉得自己就像马特一世。
《如何爱孩子》（广西科技出版社2017年出版）这本札记集是科扎克教育理念的基石，收录了科扎克与孩子们日常生活对话，字句平白浅显，却渗透着带有深远哲理的教育宏观思维。“我有预感，这本书将会激起许多的问题和疑惑；许多等待答案的问题，以及许多期望得到说明的疑惑。我在此回答：我不知道。”
他观察到的东西，今天依然影响着现代教育观念，渗透在我们日常教育思维中。在中世纪欧洲及古代亚洲，孩子并没有被当做保护、养育的对象，他们早早就被当成杂工、学徒，成为家庭的劳动力。现代文明建立后，我们对待孩子的观念急剧转变了，国家需要优秀的公民，于是社会和家庭更注意保护孩子的安全，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孩子被保护起来，从精神到身体上都要在父母、老师的监控下，尽量“健康、安全”地成长。
科扎克及其教育思想，就诞生在历史的转折点。往前看，社会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共识，对儿童的保护工作还没有上升到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往后看，成年人还没意识到儿童拥有极强的独立意识，拥有更多自主性的可能。
科札克对父母提出了疑问：“命令别人、塞给她们现成的想法，等于叫一个陌生的女人去生你的孩子。有些想法要自己经历过痛苦才会诞生，而这些正是最宝贵的想法。”
这些教育笔记里，他还对社会教育制度也提出了要求：具有教育性质的爱是一切的基础，不只父母应该遵守，保育人员、老师、医生、社工、法官、传道者、警察也都该遵守这个规则。具有教育性质的爱要求人们：以行动保卫孩子及孩子的权益，反抗加诸于孩子身上的伤害、贫穷及暴力；尊重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孩子在公众空间及社会中的位置，并且要求人们在设立儿童收容及照顾的机构时，必须重视孩子的权益，为他们的福祉着想。
可以说，科扎克当时的思考推动了今日社会教育机构、儿童保护组织的发展，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即依他的思想精神制定。他提出，与以往依赖于父母的养育不同，社会可以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这已逐渐成为现代教育意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爱是一切的基础。
科扎克文笔优美，心思细腻，充满着浪漫的情怀、多情的想象，也渗透着对孩子刻骨的爱。但其实，书的第一章《家庭中的孩子》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境中写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年近40的科札克在乌克兰前线的战地医院写下这些文字——然而，文字中却找不到战争的气息。而最后一章《孤儿院》，大多写于纳粹控制之下的二战期间。那时科扎克不仅在努力地为孩子的生存奔忙，也在和自身的时间赛跑（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但凡是真正纯粹的父母、教育者，阅读科扎克温情的文字时，绝不仅仅是获得感动，同时也会感到对我们精神上的拷问——当孩子出生时，他们的灵魂是独立的，而身为父母和教育者的我们也真正精神独立了吗？
科扎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为儿童写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生没有婚娶，没有孩子，却住进了儿童的世界，他的生命也在孩子身上熠熠生辉。在犹太区生活了两年后，科扎克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但他忧虑的是如何向孩子们告别——不管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什么，科扎克只希望孩子们学到的精神力量能让他们坚强面对一切。二战爆发后，孤儿院被纳粹清空，科扎克与孩子们一起被抓进了犹太人聚集区。为了陪伴孤儿院的192个孩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弃了自己活下去的机会，与孩子们一起乘上开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火车，最终死于毒气室。
据那弘·拉姆巴(Nahum·Rem-ba）（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在乌丝赫拉布拉兹建了急救站，通过这个急救站解救了不少犹太人。）回忆，1942年8月6日，他刚收到消息说科扎克和孤儿院的孩子们正在来这里的路上，科扎克他们就到了。拉姆巴安排他们坐在广场边上的一面矮墙下，不远处就是清空了的医院的后院，院子里满满当当地全是等待上车的犹太人。
那天，不只科扎克的孩子们，拉姆巴要操心的人有很多。但他希望，如果他能把科扎克和孩子们一直拖到中午，也许第二天他们就能得救了。拉姆巴把科扎克带到一边，催他一起去犹太居民委员会请他们出手干涉这件事。但科扎克根本没有考虑：孩子们独自留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算多一分钟，他们也会害怕。他冒不起这个险。而且，他不在，孩子们可能会被人带走，他不能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接着火车就开始装人了，”拉姆巴在回忆录中写道，据说，就在那一刻，有个德国军官穿过人群，把一张纸递给了科扎克。传说纸条是一位犹太福利机构的高官当天早上向盖世太保求来的特赦令，凭这张纸条科扎克可以留下，让孩子独自离开。科扎克轻轻摇了摇头，挥挥手就让这个德国人走开了。
科扎克带领上车的是第一批孩子，斯戴法带领的是第二批孩子。德国人拿着皮鞭催人上车，孩子们排成四队，维持着自己最后的尊严，平静地上了车。
科扎克领着孩子们走向火车，所有犹太警察自发地分出一条道路，站在两旁向他立正敬礼。德国人问拉姆巴此人是谁，拉姆巴却突然泪流满面。在犹太人此起彼伏的哀嚎声中，孩子们举着小马特国王（科扎克儿童文学著作《小国王》里的主人公）的旗子，引吭高歌。科扎克一步一步地走着，高昂着头，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眼睛直视前方……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诗人和剧作家纷纷创作作品，再现了科扎克与孩子们一起走向火车的悲壮历程，他的传说由此在欧洲渐渐传开。科扎克被认为是堪比肖邦和居里夫人的波兰英雄，也是一位传奇性的教育者、超前的思想家。为了对这位伟人表达敬意，1978年逢科札克百年诞辰，联合国宣布当年为“国际儿童年”。2012年是科札克逝世70周年，波兰特别将该年命名为“科札克年”。 如今，在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遗址里的一片空荡荡的园地中，17万个墓碑毅然矗立在大地上，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长串名字：
雅努什·科扎克（亨利·哥德施密特）
与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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