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博物学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1819年9月7日，23岁的英国小伙子威廉·麦吉利夫雷怀揣10英镑，带着极其简单的行李从家乡亚伯丁出发，开始长达800英里的行走。为了便于田野调查，他特意选择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最终于10月20日抵达终点伦敦。这个距离比北京至上海的距离更远，算下来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为此威廉每天四点半得起床，辛苦至极。

    同时代，像威廉这样钟情博物学而精力旺盛者绝非凤毛麟角。为了从事博物学研究，有人从不知疲惫，有人从不休假，有人经常忘记是否吃过饭……当时的博物学家普遍认为，时代使“他们对懒散有一种负罪和厌恶感，娱乐从来不能令他们放松”。

    博物学家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本书作者大卫·埃利斯顿·艾伦则认为，这一群体的表现不过是19世纪田野俱乐部蔚为风潮的时代症候——1873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169家地方科学协会中多达104家是明确的田野俱乐部。

    1962年春，大卫·埃利斯顿·艾伦在为不列颠群岛植物学协会会议策划一个小展览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实——广泛的全国性潮流忠实而明确地反映在了这个微缩世界之中”，博物学发展无异于社会史的一张晴雨表：透过博物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碎到系统、从业余到专业等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潮流与博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历史上英国是博物学最为发达的国家，知名博物学家比比皆是，如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达尔文、赫胥黎、赖尔等。艾伦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给这些知名人物树碑立传，而是从社会史角度，追溯博物学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讲述学徒药剂师们的“植物采集活动”、国家保护区和跨国协会的建立，也讲述博物学作为一门组织化学科的诞生过程（包括植物、地质、鸟类、昆虫、海洋生物、生态等学科领域）。

    从可查寻的记录看，英国的博物学协会肇始于17世纪的药剂师协会。因为工作关系，药剂师们必须正确鉴别药用植物，这与我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研究异曲同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介绍了大量药方，描述植物也多达1195种。之所以200多年后，英国能够在博物学研究方面比中国走得更远，重要因素之一或是公众的广泛参与。比如许多英国家庭曾流行在客厅摆放蕨类植物，后来又时兴摆放动物标本，再后来又热衷摆放装有海洋生物的水箱——英国人觉得把玩自然“就像把玩一件新买的玩具”。公众对自然的推崇，不知不觉中会推动博物学向前发展。

    艾伦指出，英国博物学的诞生源于职业原因，甚至商业原因，而非纯粹的科学原因。并不否认，功利因素会给博物学研究带来诸多弊端，如大量挖掘矿石和植物，肆意捕捉昆虫和鸟类，超量捕猎海洋生物，但利益驱动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也会促进博物学研究装备的进步，比如地质锤、捕蝶网、水族箱的发明；比如田野调查衣着和博物箱的标准化；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大量应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博物学研究门槛。

    正如前面所述，博物学与社会的影响是相互的。博物学家最初开展田野调查全凭一副铁脚板，像麦吉利夫雷那样能行走800英里的毕竟屈指可数，更多人只能在生活周边开展研究。随着火车、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博物学家的脚步越走越远，协会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城镇和晚上。最有意思的是，曾有段时期，受人们书写潮流影响，“一切博物学书籍或文章中都要加入一段华兹华斯的文字，这成了一项必需的义务”。至于历史上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对博物学发展的影响毋庸赘言。

    当然，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会给博物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对矿石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大工业扩张所推动的大规模挖掘，带来了诱人的采集化石和研究地层的机会”。及至1886年，“单是英国已知的化石物种就不下19000种”。“17世纪晚期，随着海水浴的风靡，海洋博物学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热门。”

    博物学家虽不乏闪光的一面，但有时也难避世俗的侵扰。一些协会为聚拢人气，不得不以名誉领袖礼邀名人入会，有的倚靠豪门家族以扩大影响。也有一些博物学家被生计搅得心神俱疲，如19世纪30年代，由于薪资实在太低，许多博物学教授不得不靠频繁著书来安身立命。而史密斯接手林奈学会后，也曾“计划撰写一本关于地层的专著。他认为自己的数据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因而把它们当成了一个大秘密”。爱丁堡植物学会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主要目标，即“成为一个组织化的全国标本交易中心”。有些采集者则是“通过销售采集到的标本为生”。这里特别有必要提一下罗伯特·福钧，著名的植物大盗，当年正是他从中国盗走了茶叶树种。

    虽然艾伦对博物学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化泛滥”不无批评，但他对博物学的社会属性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许在他看来，博物学根本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当前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将学术与商业细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一次次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