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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初期，以李德全女士为首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曾成功协助滞留大陆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战犯回国，并借以开辟了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新渠道。当李德全率领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首访及再访日本时，收到了空前热诚的欢迎，堪称中日两国“以民促官”外交进程的动人篇章。
李德全先声夺人
在当时首次受邀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中，日本各界聚焦的核心无疑是团长，即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的李德全女士。
其实，李德全在日本早已并非陌生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20年前的1929年6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曾报道过李德全随同丈夫冯玉祥（1882－1948），于18日到山西省运城与军阀阎锡山（1883－1960）会面的消息。不过，李德全的名字与照片再次铺天盖地出现在日本媒体上，则开始于1950年中日两国谈判日本侨民归国问题以后。在当时，李德全几乎被日本各界视为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政府的一种象征或对日代言人的形象。这无疑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迫在眉睫必须接触与解决的中日关系课题，首先是日本战败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以及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这两大问题。日本与中国沟通、协商这两大问题，首要的中国窗口是中国红十字总会，而这一新中国机构的负责人就是旧日军阀夫人、当时兼任中央政府卫生部长等数职的女官员李德全。
1952年底，在中国政府宣布查明尚有约3万多日本侨民滞留、生活在中国，并表示决定协助日侨自愿归国之后，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在“特写”专栏中曾以《地道的基督教徒——儿童福利事业有成》为题，开始较具体地介绍李德全。作者写道：
在中国，有不少人只看名字并不能分清楚是男还是女，担任北京政府的卫生部长李德全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女人名字，尽管能够明白其中的“德”指妇德，意思是其“十全”，但对日本人来说却前所未见。
她与男性差不多的并非只是名字，那黝黑的圆脸，从后面乍一看也会以为是男的。据说因出生在河北省通县，是典型的北方女性。李女士除了是卫生部长，还担任相当于日本赤十字会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去年7月国际红十字总会在意大利的多伦多开会时，她曾率领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出席，以细菌战为例展开过热烈的辩论。这次因新中国地区“三万”遗留日本人回国问题，李女士又以中国方面当事人引人瞩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日本代表去北京，必定与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女士见面。
她不是中共党员，而是自人民政协会议以来与中共合作的所谓“民主人士”之一。这次能和宋庆龄一起以妇女身份担任政府要职，有人说是因为如同宋女士是国父孙中山的未亡人，她乃是已故冯玉祥将军的未亡人。由于以亲苏反蒋闻名的冯将军因意外逝世未能得见新国家诞生，便让夫人担任要职以代偿其功绩。这种说法并不恰当。与冯玉祥的关系故且不论，她自身以往的经历与目前的要职正相匹配。出生于三代牧师之家的她是地道的基督教徒。其首先进入北京有名的一流学校贝满女子中学，后转入洛克菲勒财团经营的协和女子大学，但因琐事曾对美国教师强烈不满，可见李德全心中怀有深刻的民族意识。
毕业后她成为贝满中学教师，后又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29岁时成为冯将军的继室。据说，冯将军能有“基督将军”的绰号，完全是夫人感化的原因。后来，她随同丈夫遍访革命后的蒙古、苏联，抗战中曾在重庆的妇女慰劳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等任职。在战后的内战混乱时期，她组织了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协进会，致力于保育事业。如今在北京政府领导下，全国共有65000所幼儿园、收容儿童45万，以往中国从未有过如此保育事业的发展，自然是以她那时的努力为基础。
1948年，她与将军一起从美国经苏联回国途中，乘船在黑海发生火灾，冯将军被烧死。一时间传闻夫人同样遇难，但不久悲伤的她在祖国现身。第二年便参加了人民政协会议，新国家成立时就任卫生部部长兼任红十字总会会长，全力领导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健卫生和福利事业。其年龄不详。
在这篇报道中，除有几处文字不够准确。如国际红十字会总会召开会议是当年7月在加拿大，而非“去年7月”在“意大利”；冯玉祥在与李德全结婚前已经皈依基督教，其宗教信仰并非“完全是夫人感化的原因”，以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应为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之类，大部分叙述符合事实。特别文中强调指出，李德全担任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部长和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主要基于自己长期投身于儿童保育、教育与福利事业的坚强毅力和可观成就，并非只是新中国政权核心中国共产党认同其已逝丈夫冯玉祥亲苏反蒋的政治立场。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媒体观察李德全的眼光比较客观，评价标准也堪称公正。毫无疑问，日本朝野和媒体对李德全生平细节及其率领新中国政府首个访日代表团的全面了解，确实经过了一定的时间与过程，后来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在与时俱进，更加正面与详尽。而像《东京朝日新闻》最初对李德全如此客观、公正的介绍，奠定了后来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整个访日行程的良好与热烈的基调。文中对李德全印象的个别夸张之笔，也被以后的报道沿用了，如该报1954年10月31日“天声人语”栏中的评介就是如此，日本各界热衷于浓墨重彩地渲染李德全“神奇”的一面。如今回顾日本媒体对李德全的这种关注焦点，不难发现日本朝野对她及其率领的新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的最初兴趣或观察，至少集中在以下几个侧面：
一，发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也有以社会慈善、福利为宗旨的红十字会组织。该机构不仅与国际红十字会运动接轨与同步，而且工作相当认真与有效，这已有前几年与日本赤十字社密切协商并既积极又有条不紊地安排遗留在中国大陆的众多日本侨民回国的善举为实证。如此赢得广大日本民心的新中国慈善业绩，似乎可以李德全既有女性温柔本色，又显男性干练性格的“老妈妈”形象来解释，关于共产党如“洪水猛兽”“惨无人道”之类谣传也不攻自破。
二，李德全具有基督教徒和旧军阀夫人等身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一看似“矛盾”的例证，意味着对外展示了新中国以共产党为核心、以“政治协商”体制为特色的新政权具有多元、联合、容纳等性质。这样的官位与人选同苏联共产党政权形成了对比效应，使日本人能够想象和理解，新中国政权并非那么极端或违背世之常理、人之常情，随之引发了日本民众对新中国政府的亲近感与信任感。
三，李德全以女性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相当于“内阁大臣”的高级职位，这在当时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最具有相当强烈的冲击力。“解放妇女”“男女平等”本是现代文明的鲜明与重要特征之一，而比中国早一步现代化的日本却尚未出现像李德全一样的妇女活动家和政治人物。李德全那样质朴、普通的女性竟能够成为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当时日本人大都对此表示关注甚至好奇，并不难理解。
一路轰动一路情
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除团长李德全外，还有副团长廖承志，团员则有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伍云甫（1904－1969）、红十字总会副秘书长倪斐君（1912－1966）、红十字总会顾问赵安博（1915－1999）、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长纪锋（1929－1998），代表团秘书肖向前（1918－）、新华社随团记者吴学文（1923－）、翻译杨振亚（1928－）和王效贤（1930－），共10人。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团临行前曾嘱托廖承志：“你要辅佐李大姐，一定要把这个团带领好！”因此，代表团访日期间的具体会见、商谈等事务多由廖承志主持或参与，李德全是全团“形象代言人”的角色。代表团从1954年10月30日开始，访问了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6个城市，共计14天行程始终是轰动日本的头条新闻，各媒体几乎逐日逐时报道，铺天盖地的文字与照片令人目不暇接。
前往迎接的日本人挤满了候机大厅，机场外还汇集了3千多欢迎人群，其规模与热烈程度超过了以往欢迎任何到访的外国民间代表团。而日本各界关注这个首次来访的新中国代表团，焦点一直聚集在团长李德全女士身上。
自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抵达东京羽田机场那一刻起，日本朝野目光的焦点不约而同聚集在李德全身上。据报道，当她最先从舷梯走下踏上日本国土，机场上“摇动的小旗”立刻“沙沙作响”“掌声一片”。在闪烁不停的摄影灯光中，日本媒体眼中的李德全身穿黑色大衣配深紫色中国旗袍，有着温和的笑脸与微胖的身驱，她带着“稍微有点惊异的样子走了下来”，微笑着与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先生等一一握手。接着，以岛津社长11岁的三女儿庆子为首10名的日本少女上前献了花。“李团长走到麦克风前，用中国语朗读颂扬中日友好的声明，词语清晰，语调高昂。”（《李德全女士等昨晚到京——羽田欢迎阵容盛大》，《朝日新闻》，1954年10月31日）
紧接着，10月31日《朝日新闻》在晚刊中，报道了当天上午李德全率领代表团同去住处拜访的岛津忠承先生一起访问日本赤十字社总部，向他递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名册》的情形。这被日本朝野看作李德全等首访日本带来的最重要礼物。
当天，日本赤十字社总部只有悬挂大红十字旗的正门敞开，严格限制进出。门外站着举着红旗、不能入内的工人，门内则有可爱的少年红十字会团员，人人手中拿着小红十字旗，合唱少年红十字之歌《天空连着世界》，等待代表团一行。11时36分，李团长、王翻译乘坐的1号车率先进入正门，身穿茶褐色中式服装的李德全微笑着走下车，与等候的岛津会长紧紧握手。
记者特别描述了在日本赤十字社当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李德全不仅亲切接受了东京都目黑区原町小学一年级女学生田村节子献花，还抱起女孩与她贴脸的亲昵动作，仿佛在证实人们觉得李德全很像“大妈”的印象。
与侧重描述李德全音容笑貌的消息不同，还有一些报道热衷于反映她在依次与日本各相关机构的公务类接触之外的另一面即所谓“人情味”。她见缝插针地穿梭会见老朋友，祭拜在日中国人的相关遗迹，使李德全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更显温馨和亲切。比如，10月31日晚刊《读卖新闻》，报道了当天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的例行活动，还特别提曾任李德全丈夫冯玉祥军事顾问的日本人松室孝良，早晨去代表团住处拜会李德全，以及廖承志见日本老朋友清水谦的情景。次日，代表团在去著名风景区箱根途中，于神奈川县藤泽市出席了为纪念在当地溺水而亡的新中国国歌曲作者聂耳（1911－1935）之碑揭幕式。“当日在会场中心聚集了横滨的华商以及由学童组成的黄河合唱团、中国音乐研究会成员等约两千人，他们手持两国小国旗列队，纪念碑的幕布由李女士和（藤泽市）金子市长共同揭示。”李德全在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致词说：“藤泽市各位亲手为我国伟大作曲家聂耳先生建成纪念碑并举行盛大揭幕式，中国人民特此深表感谢。”（《李女士献花》，《朝日新闻》，1954年11月2日）
除了个别会见，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在访日期间先后参加了在东京、京都和大阪举行的三次欢迎集会，与会日本人和华侨分别为3000、1.5万和3.1万人，规模越来越大，气氛也越来越热烈，堪称一路轰动、一路热情。在访日行程即将结束的11月12日，《朝日新闻》晚刊发表了妇女社会活动家、评论家丸冈秀子撰写的《与李德全女士的三十分钟》一文，描述了对李德全在离日前莅临日本妇女团体欢迎会时的感观印象，可以代表日本媒体对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首秀”日本完美收官的总结性评价。
李德全女士端庄落座在充满欢声笑语的日本赤十字社礼堂正面。
我听到妇女团体欢迎会的消息有些迟，等急急忙忙赶到那里时，出人意外地被卷入笑语声中。李德全身材高大，在座位上应酬着，被包围在欢乐的气氛中，毫无架子或做作。
在歌舞表演间隙，我过去握手交谈。今天她穿着黑色中国服装。盘紧的头发上没有任何饰物。镜片后闪亮的眼睛时而锐利，时而温和。让人觉得像是主心骨刚强的大树。我在想，日本女性中谁有这样的风度呢？有点像（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成员）植村环？
……
李德全女士能有人缘，或许是因为令人觉得轻松平和，再加上擅长表达并善于倾听。受其感染，自己在归途上也情不自禁地脚步轻快起来。
李德全深信：“妇女中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必要因立场或见解而势不两立。整个妇女群体毕竟年轻一代已经在社会上赢得了话语和权利。”
李德全一行访日是赤十字社同行之事，任务也限于侨民回国，但就此事与在外家族归还者们的泪水相连而言，恐怕不能说同日本全国妇女对和平的心愿毫无关系。
送别道路上的人群，心中充满着惜别之情，欢呼声响成一片。目送远去的车辆，晴朗的夜空洋溢着秋天的气息。
以这位日本妇女活动家的眼光来看，李德全作为新中国“形象代言人”能够赢得日本朝野认可，不仅因为她慈祥、朴素与可亲，还内含有刚毅、自信和沉稳。她对日本的态度既友好又有原则，象征着新中国女性的政治才能与温柔性情双重素质，这确是李德全的整体本色。
新中国代表团广结善缘
中日两国红十字会机构之间的密切交集，缘于日本战败后仍有不少日本侨民和战争罪犯遗留在大陆，亟待回国或遣返。日本赤十字社在第二次大战后最早展开的大型国际性事业，便是援助大批海外日本人、朝鲜人回国。据日本政府估计，截止于1950年4月，尚有6万多日本人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这些人的留守家属在国内急不可耐，躁动情绪空前强烈。为此，日本红十字会在当年6月第58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促进未归国者回国的决议，要求驻日联合国军总部、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红新月会联盟给予支持。“最初，苏联出席的（国际会议）是蒙特卡洛会议（1950年），可当时的交涉并不顺利。另外，有机会和中国的李德全女士一起吃饭，也提出过请求协助回国的问题，回答则非常好。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尽管有过长时间的战争，两国之间也有过善言恶语，但中国红十字总会都善意地表示理解与帮助。”（岛津忠承1984年2月接受采访时谈话，《踏上新历程》，日本红十字会，2003年，第107页）
李德全在会议结束回国后，立即组织人力全面调查、统计在华日本人的情况。到1952年底，中国方面广播说，送还在华日本人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并于1953年初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联合来中国商谈日本人回国事宜。两国代表经过长时间协商具体方式与办法，最终于3月5日达到了关于协助在华日本人回国问题的协议。自当年3月中旬开始，日本派出兴安丸、高砂丸、白山丸、白龙丸4艘轮船，从日本的舞鹤港出发，首次从中国接回4937名日本人回国。到同年10月，有7批共26125人回到了日本。11月12日，中国红十字总会给日本三团体发去电报：“日本侨民集体回国至此结束。今后若有个别日本侨民希望回国时，中国红十字总会愿意继续提供帮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三团体加快了自1953年3月开始的争取邀请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活动，经过1年半多的努力，到1954年8月26日，当拟议的邀请终于有了明显进展以后，中国红十字总会又发电报告知日本三团体：“有已经被赦免的417名原日本军人，以已恢复的一般日本侨民身份申请回日本。另有个别申请回国的日本人若干名。”
对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的访日邀请是由日本三团体共同发出的，邀请的主因在于感谢中国对日本侨民回国的协助，其属于红十字会的职责范围，自然也由日本红十字会领衔负责接待。为此，日本红十字会临时组成了以副会长葛西嘉资为委员长、外事部长工藤忠夫为副委员长的“欢迎中国红十字总会访日代表团事务局”，内含委员25人。事务局经过多次协商并更改日期、地点与人员等，具体策划、安排了中国代表团整个访问行程及其应急预案，将接待日程细化到按分钟计算，体现了“认真到刻板”的“日本式态度”。
所谓“好事多磨”，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受邀实现访日在拖延了一年有余之后，当李德全一行于1954年10月底终于踏上日本国土时，使日本朝野普遍感受到喜出望外的欣慰。而且日本红十字会借感谢中国协助日侨回国的善意之机，进而与中方就再接再励推动仍滞留中国的个别日本人回国一事达到了共识。特别是获得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带来的日本战犯名簿和死亡战犯名簿，更是日方始料未及甚至没敢指望的。这些收获使日本红十字会在全国民众中赢得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评价。
在中国代表团达到东京的第二天，当李德全等人在岛津忠承陪同下前往日本赤十字社时，除了对前一天受到日方的盛大欢迎表示由衷感谢之意，还向日方会长、副会长分别赠送了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南天》与《水仙》两幅画作，以及中国毛笔和砚台等礼物，更大的“礼包”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名册》和《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死亡者名册》。这两册铅印本名簿排列了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1068人（其中1人重名）和40名死亡战犯的姓名、原籍、住所、部队番号。为了将这两份名册尽快交付新闻单位传达给战犯的留守家属，欢迎事务局报道室和赤十字社未归国者调查部10名工作人员，在前一天晚上彻夜用钢版把它们刻写下来。接着，他们又封闭在办公室里不断把誊写腊纸印刷出来，从上午10时开始直到下午4时45分，广播和报纸分别将两本名册的事传遍了整个日本。
当日，李德全等人由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负责人陪同回住处共进午餐后，在下午1时左右莅临由访问过新中国的日本人士举办的欢迎仪式，有日本议员、妇女代表、文化界和民间人士共150多人迎接李德全和中国代表团。在几位日本代表分别致欢迎词后，向中国代表团赠送了日本制造的显微镜、望远镜各10个以及药品等。然后，代表团一行回到日本赤十字社，参加1时半在会馆礼堂举行的日本留守家属大会。在大会期间，战犯名单还在陆续公布，可以见到家属们禁不住喜极而泣的样子。当李德全抱起61岁的原“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6岁外孙女河村春子时，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到下午3时半，又参加了日本三团体在该会馆主办的茶话会。5时过后回到住处，接着出席了日本赤十字社主办的欢迎晚宴，双方像一家人似地兴奋交谈。（《日本赤十字社史稿》，日本赤十字社，1972年，第6卷，第307页）
后来，日本赤十字社社会部长高木武三郎撰文补述过与此有关的详情：
◆获赠的礼物
访日第二天，一行人访问日本赤十字社，赠送了1068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名册》和40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死亡者名册》，并会谈确认如下意见：
一、在华日本人仍约有8000名。其中现在不希望回国的女约4700名，男约1000名，现在希望回国的约在2000名以内。
二、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生育的孩子长到16岁，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国籍，也可以根据意愿回到日本。
三、应该大力鼓励在华日本人与留守家属通信。
四、对生死不明的日本人，如有个别要求了解安全状况的，日本赤十字社将尽力调查清楚。
双方宣布争取今年内或明年春天实现大部分战犯和2000名一般日侨回国，同情留守家属的迫切愿望，并强调了更加努力促使日本回国的宗旨。
◆赠送的礼物
至于赠送对方的物品，有从全国征集的礼物1万件，经海关核算价值不下于500万日元。从儿童绘画、人偶等纯真之物到图书、电影等文化产品。还有各地特产、相当于贸易样品的自行车、缝纫机以及机械等。这些物品已经集装到将于11月16日出发的兴安丸号轮船，送往中国。礼品确实众多，而真正会令人高兴的是：“日本友好的基础扎根于日本国民。”
日本国民衷心欢迎的场面真正感动了李德全一行。有欢迎会主办人说：“今天在这里迎接访日代表团，怎么看都不像对待外国人。恐怕你们也不会觉得日本人是外国人。彼此怀有这样的亲近感，再变得疏远是没有道理的。”确实应该按这样的气氛走下去。与那些看得见的百万礼品相比，恐怕这样无形的礼品是他们最希望也最满意的。（高木武三郎《李德全女士一行访日的幕后话》，《工人灾害补偿保险》，1955年第1期）
（本文摘自《日本难忘李德全》，程麻、林振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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