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与《左传》的历史叙事

    史与思

    在大多数历史书写中，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消解的扞格之处。一方面，对历史事实本身的铺陈和考证，固然足以让我们窥视到部分的真相，但要是缺少了价值评判的介入，零散的历史事实很难得以串联起来，从而让我们看到历史内在的来龙去脉。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价值诠释，将历史事实完全作为挪用的对象，随意进行阐释，那么历史也就极有可能在这种任意解读之下，沦落为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婢女”。

    历史书写的这种困境，几乎笼罩在所有的历史学作品中。如何应对这种写作困境？如果价值诠释逾越了历史事实的范围，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历史“回归”？而要是对历史事实的细究最终带来了价值诠释的“干涸”，那么如何重新开掘价值诠释的“源头活水”呢？换言之，如何在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维持某种有机的平衡，构成了历史书写的真正难题之一。

    从这种历史写作困境的角度来看，近期翻译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The Readability ofthePastinEarlyChineseHistoriogra⁃phy）虽然是关于《左传》的专题研究，但是其中的部分探讨，恰可以为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该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李惠仪，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左传》最新英译本的译者。她与杜润德（Stephen Dur⁃rant）、史嘉柏（DavidSchaberg）重译的《左传》，于去年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或许是缘于英译《左传》的关系，在这本书中，李惠仪展现了她对《左传》事无巨细般的熟稔程度，以一种贯通性的论述，有效地组织起本就纷繁杂陈的《左传》中的历史叙事。

    不过，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李惠仪在此书中最大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她对《左传》历史事实的考订，而在于她将《左传》视为可资探讨的“文本”，从中理解《左传》是如何阐述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并追问这种阐释本身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和张力。在这种新视角下，她不再穷究以往困扰《左传》研究者的难题，诸如《左传》的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等等，而是考察《左传》所呈现的历史事实与所试图传递的价值诠释之间的冲突。用作者自己话来说，她所试图考察的重要问题，即是《左传》中“标举秩序的修辞与这些充斥冲突、破坏、欺诈、奸邪的记录，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左传》以道德体系建立起来的修辞结构，又是如何驾驭其中权力关系的书写？”

    在作者看来，虽然同为《春秋》三传，但《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左传》强调事件，其叙事熔铸‘经’所代表的恒久原则和‘史’所包含的时序变化。而《公羊》和《谷梁》则在阐述中避开了细节的讲述，表现了‘经’和‘史’的分离。”这也就是说，《左传》一方面所呈现的是一套道德和秩序的准则，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并不忽视历史事实本身的变迁。《左传》所试图实现的，恰恰就是“经”与“史”之间的互动，熔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于一炉。

    就“经”的层面而言，《左传》大体上标举周初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体现了“尊周从周”的精神。《左传》通过“礼”“义”“忠”“信”“德”等词汇，以及对占卜、梦境、天象、鬼神、上帝、音阶、言谈举止等方面的阐释，构筑了一套解释性框架，“把世界看成一个复杂而井然有序的体系，在这种世界观之下，每个事物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既表现为社会政治、礼仪、宇宙秩序的相互对应，也表现为一些玄奥和广泛性的对应关系。

    不过，《左传》并非是纯粹的道德说教，除了“经”的层面外，还包括“史”的层面，从而呈现出“经”与“史”的杂糅。用李惠仪颇具概括性的话来说，“我们不难在《左传》里发现它精妙地融合了看穿现实厉害的严苛计算和理想化的道德说教；既把往事和先前的文本视为当前行为的指导，又充满着呼唤变革、赞赏权变的声音；既有赞成君主与贵族掌管更大权力的议论，又展现了反对者的立场；对于战争既有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又存在着道德化、仪式化的视角”。

    然而，在“经”与“史”之间，在价值诠释与历史事实之间，李惠仪也敏锐地注意到，《左传》其实明显地倾向于前者，“试图把规律套用到流变的事情上”，从而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扞格之处。《左传》所书写的世界，恰恰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一个王道不再、霸道横行的时代，原有的价值体系面临着崩解的境地。如果说原有的周室的权威建立在礼仪秩序的内在连贯性上，那么层出不穷的霸主，则恰恰以权力挑战了礼仪的有效性。如何再以原有的价值系统解释变化了的历史事实，构成了内在于《左传》的“解释的焦虑”。

    在李惠仪的分析中，这种“解释的焦虑”在《左传》的后半部分逐渐增加。如果说在霸主挑战圣王之初，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权力与礼仪之间仍然有所平衡，仍可以用原有的价值系统进行勉强解释，那么在霸主横行的后期，权力与礼仪之间的平衡则完全被打破，价值诠释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裂缝，已然无法填补。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李惠仪便坦言，“礼仪本来可以为野蛮的战争披上文明的伪装，但连礼仪在这里也因各人的阴谋而被滥用、被曲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赋予历史事实以合理的解释，如何重新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既构成了历史局中人的困境，也构成了《左传》书写的难题。

    对于这种难题，李惠仪注意到《左传》后半部分中对于“尊周从周”的叙事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更频繁地强调起源。这里所谓的起源包括信史架构下国家的建立，也包括我们称为‘神话时代’事物的根源，尽管在《左传》里这两个框架的界线其实非常模糊，甚至没有多大意义。其次，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们有空间去争辩和操纵他们对过去的诠释。保守派因为衰亡的预想而援引周初的理想秩序，以此作为诠释的模式；而改革派则假设过去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藉此解释和改变当前的状况。”

    很难说《左传》彻底解决了礼崩乐坏的变动时代里的历史事实与价值诠释之间的困境，但在对《左传》的文本分析中，如李惠仪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可以利用修辞来形塑往事，藉此达成不同的目的。同样地，解读的规则也并非毋庸置疑，人们也可以争辩和利用解读的规则。”如果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历史的发展注定了单一价值诠释的失效，那么《左传》提醒我们，有必要发掘对于往事的多重解释，并从中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