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他们照过相

    资深出版人张昌华以一手资料独家讲述他与大师们的结识与往来。状写风貌、叙说缘分。他对珍贵瞬间的捕捉，得以让点滴往事重现。

    金克木(1912—2000)1992年4月5日，北大朗润园寓所

    金克木、季羡林与张中行被称为“燕园三老”，后来有人将邓云乡(1924—1999)先生也列入，称“燕园四老”。

    金克木先生我见过两次，一次是90年代初，尾随北大商金林教授一行去串门子，毫无目的，一睹大教授的风采，“拜佛”而已。我见金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没有睹到“丰采”，但领略到比丰采还略胜一筹的“精神”。金先生寓所与季先生比邻：朗润园。他的寓所与季、张两位一样：白墙水泥地，朴而俭，甚而有点“陋”。我们只在客厅里拜会先生，不好意思提出参观他的书房(还不知有否)。客厅较杂乱，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只放杂物的木柜斜戗在墙角，柜上端堆满线装书，柜的壁侧与墙体间拉着一根绳子，上挂着一条边角已破损的毛巾。小折叠椅上还放着围棋盘，一堆棋子散落盘中，不知与哪位高手对阵过。

    记得商教授一见先生便介绍我们，说是“刚从季先生家出来，慕名来拜访您的”。金先生笑了笑，伸出大拇指，说“季先生是大学者”，旋伸出小拇指说“我是这个”。那实在是先生自谦，他确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记忆中好像商教授请金先生题签什么的。金先生不知从哪儿翻出一支秃头毛笔（他大概没配备文房四宝吧），向我们亮了亮说：“这是我继承的遗产，我外孙女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那时刚在出版界“出道”，怯场;也知自己“腹中空”，不敢与先生对话，怕万一说出一句不靠谱的话来贻笑大方。我静静地在一侧打量先生：个头不高，不修边幅，一身深蓝色中山装穿在身上不大熨帖，稀疏的白发很有个性地翘在头顶;不过，那宽边眼镜里透出的两只眸子亮而有神，显出干练与精明。因是礼节性拜访，去者又多，打个照面寒暄两句便鞠躬告辞了。先生讲礼数送到楼下，一位朋友还为我俩合了影，都穿的是土巴拉叽的蓝中山装。几年后，我在访季先生时又便道去了一次，目的是想为先生照张相。天不作美，人不争气。胶卷没被装上去，让金先生白忙一阵。

    实在遗憾，金克木先生在学界也是座“山”，我们在他的足下徘徊、仰望，竟没有登览——出他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社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出，自立锅灶，穷得捉襟见肘，那日月只知赚钱、赚钱、赚钱。出琼瑶、出金庸、出纪实文学，绝少心思用在出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积累上。直到90年代初，出版社家底渐厚始有起色。记得当年为季羡林出“自传”时，我想到金克木，奈何，选题没通过。

    刚触到新千年的门槛，金先生便作古了。为金先生出书的念想，直到我退休后一年始实现。社里出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一口气出了二十五部，两个效益均好，名噪出版界。这才把出金先生的书提到议程。社里决定由我选编。我从“南图”搜罗到他的全部散文。先生的散文与花木鱼虫无关，多为学术性随笔。通览一遍，始知有眼不识泰山之憾。先生的学术文化随笔“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文思徜徉中外，思古接今，涉及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文化和天文，涵盖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先生每文必道古今，谈天说地，落笔便出入经史，旁征博引，一如天马行空，把学术论文散文化，深文大义通俗化、趣味化。大俗又大雅，曲高和不寡。先生的《倒读历史》出版后反响不俗。

    读其文，念其人。金先生是“怪杰”。云其“杰”，大学者也；曰其“怪”，小学生也。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类属“草根学者”。

    先生是安徽穷乡僻壤田埂边走出的孩子，十七岁便萍飘到北京当“文丐”，靠啃“报屁股”维生，地道的“煮字疗饥”。当年衣履不周，三餐难继，仍栖身红楼檐下，在北大蹭饭（旁听），晚上无处眠宿，与老乡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用以“金”克“木”的精神，完善、成就了自己。

    我在编书时，发现有篇《一点经历》，始知先生做学问的秘诀。18岁那年，他在北大图书馆“打零工”，当临时图书管理员，始有读书之机。某日，见一衣着落拓穿长袍者，持金克木心中大名人致图书馆长手谕，欲借馆藏中某善本、某珍籍。金请示馆中资历长者，长者见那人不是北大的，拒借。那来者索回书单扬长而去。金克木在返还书单时默诵他开列的书名，迅速记下，反复揣摩这一堆不同类别书中的某种关联，不得。复请教馆内资深同仁，顿有所悟。后来先生戏说，他是在“偷”学问。读罢，我觉得金先生也是在给读者上一堂“无言之课”。

    2004年末，我在京与金先生哲嗣金木婴敲定《倒读历史》定稿本时，好奇地问木婴《一点经历》中那位写介绍信的大名人和借书者究竟是谁。金木婴说：“写条子的应该是胡适，借书的是刘文典。”我说：“就是那个与蒋介石斗嘴，疾呼‘大学不是衙门’的刘文典？”金木婴点头。

    说来有趣，胡适、刘文典和金克木都是“徽骆驼”。

    钱伟长(1912—2010)2003年7月31日，上海大学乐乎楼

    人生中有许多“偶然”，我有缘一睹“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先生即是。2002年我参与人文电影《百年毓琇》（顾毓琇）文学剧本主创工作，赴美拍完外景资料后，回国采访传主顾毓琇同时代的一些师友，钱伟长先生即是重要的一位。他们同为清华人，又是无锡同乡。

    上海求贤若渴，1983年，时年七十的钱伟长应邀出任上海大学校长。我们采访时，他仍在上海大学校长任上。作为教育家，钱伟长从1948年带研究生一直到2005年，几近一个甲子，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钱老晚年一直以校为家，住在乐乎楼一个套间，是学校的招待所。那天，他穿着红色夹克衫，不戴老花镜，不用助听器，精神矍铄，显得年轻，面对摄像机镜头，应对导演王一岩的提问，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连水也难得喝一口。他的乡音较重，语速较快，是一位善于语言表达、谈锋甚健的长者。

    不过，他思维活跃会“跑题”，谈着谈着，便把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他谈顾毓琇，似乎还没有谈自己多。他没有谈年轻时代“过五关，斩六将”，如何作博士论文《薄壳薄板的内禀理论》，没有谈爱因斯坦对他的赏识和由他论文获得的启发;也没有谈及因言获罪戴上大右派帽子的冤屈和“文革”中的“牛棚”血泪。他只谈他童年的苦乐，谈他家学的渊源和励志的豪情。声音抑扬顿挫，兼辅以手势，让我们一群采访者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是无锡七房桥人，是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后裔，生在世代书香又清寒的家庭。祖父是晚清秀才，教书先生，父亲也是教书匠。十六岁时丧父。五岁时便随四叔钱穆读书，由四叔抚养长大成人的。他自豪地说：“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完全得益于四叔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我小时候读古书多，四书五经都会背，《三国演义》也会背，文科好，数理化不行。”“1931年我考清华，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我写了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出卷老师想改改不了，给了一百分。”说到这儿，老人特别兴奋，把手臂伸起来，像接捧奖杯似的。又说，考历史，题目是问二十四史有哪些，各有多少卷，作者是谁，谁注释的，我全答对了，又得了个满分。转而，声音低沉了些，他苦笑了一下：“但是数理化和英语，总共得了25分。英语从没学过是零蛋。我全靠文科进了清华，听从四叔的建议读中文系…….”

    “那您后来怎么弃文从理了呢？”编导适时插问。

    钱老说：“没几天，‘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了。我是爱国者，我火了，我下决心转系，学工科，造飞机大炮，强大祖国。”

    “转系很容易吗？”

    钱老淡淡一笑：“我找系主任吴有训，吴先生一看我的数理化成绩直摇头。他禁不住我的纠缠，说让我试读一年，说如果数理化都过70分，就同意。”“我就拼命学，除了吃饭睡觉，就看书。一上来不行，底子太差。后来逐渐好了，几个科目都在80分以上，吴先生就同意了……”

    对钱老的音容，我记忆犹新。我惊叹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记得钱老在讲这一段时特别兴奋，虽是九十高龄老人，激动时身子在沙发中挪动，有种骚动感。特别是喜欢以不同的手势辅助语言，肢体语言丰富极了。

    据资料，上世纪30年代清华物理系名师荟萃，周培源、萨本栋、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出高徒不是虚言。1935年钱伟长本科毕业，被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研究所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同时又考取清华物理系研究生。1938年，他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专攻弹性力学，旋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火箭、导弹弹道研究。1946年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清华执教，与钱学森、钱三强同享中国科技界“三钱”之誉。

    钱伟长曾是全国政协(六至九届)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他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爱国的，国家在我眼中高于一切。国家需要什么，我就搞什么。”

    （本文摘自《我为他们照过相》，张昌华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