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学生去大后方和解放区

    虽然事过多年，父亲对送学生翻过西山的很多细节仍然难以忘怀：要走的学生只能四五人同行，每人携带一点干粮，打扮成去郊游的样子；一旦接到通知，立即登程；为了确保安全，必须等带路的人前来接头，曾不止一次因为带路人不能按期到达而临时推迟出发时间。地下党对整个计划的安排周到机密，父亲只负责亲自传达信息这个环节，决不能去现场。据说学生们先隐蔽在圆明园的废墟和偏僻的村子，然后沿着行人稀少的山路，直奔妙峰山。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遭到了重创，国立院校北大、清华等相继南迁，燕京大学仍然留在原地坚持办学，志节不坠。为应付日本侵略者，校务长司徒雷登代吴雷川出任校长，校门上公告：校园属于美国财产，不准日军进入。由于当时美日尚未交战，日军虽然对燕大严密监视，却不能公开干涉，校墙圈出的燕园成为了生活在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免受奴化教育的一座孤岛。青年学生纷纷投奔燕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的燕京大学享有很高声誉，成为敌伪占领下的华北地区重要的文化堡垒和抗日据点，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

 

    1940年6月，为解决国难深重的局势下学生面临的困难，燕京大学改组原隶属教务处的学生生活辅导科，设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Student Welfare Committee），为校一级的咨询机构，直接隶属于文、理、法三学院的院长会议。教务长担任院长会议秘书，兼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秘书。辅导委员会的委员由三学院各派教师一人担任，主席和副主席由校长直接委派，都是义务兼职。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R.C.Sailer）被任命为主席，父亲侯仁之因刚从研究院毕业留校，和学生接触多，遂被任命为副主席。任期自1940年6月至1941年9月。这样，在登上课堂讲课之前，父亲先走进了设在贝公楼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办公室。

 

    夏仁德于1923年获哥伦比业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执教燕京大学，曾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他讲授的数门课程，特别是为一年级新生开的必修课“心理卫生”享有盛誉。夏仁德教授一贯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当天，天寒地冻，他挺身而出，为徒步进城而受阻于西直门外的抗日救亡大游行的学生队伍送去食物。1936年10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讲师埃德加·斯诺（Ed⁃garSnow）从陕甘宁边区归来后，在夏仁德家客厅里向燕大学生介绍此行的见闻和所拍摄的照片和电影，展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初稿。夏仁德的家是进步学生集会的安全场所。

 

    辅导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夏仁德教授和父亲分担，每两周开一次会。学生因家人遇难或是联络断绝而经济困难的人数与日俱增，学校在时局维艰的情况下，拨出一笔经费资助困难学生继续学业，由辅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安排勤工俭学式的劳动。夏仁德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筹划联系，亲手设计并绘制表格，按工种定值付酬。学校拨付的经费不够了，就用自己的钱去帮助他认为特别应该给予资助的学生。父亲有幸与夏仁德教授共事，为他兢兢业业的忘我精神而感动。

 

    二

 

    父亲上任不久，司徒雷登校长就提出一项任务：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离开沦陷区，不是为了转学而是宁愿放弃个人学业，投身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应该给予支持，由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这项工作落在了父亲的肩上。

 

    这项工作由来有自。1939年7月，受到正在四川办“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的路易·艾黎（Re⁃wiAlley）的邀请，燕大英籍教师赖朴吾（E.R.Lapwood）和林迈可（MichaelLindsay）等在司徒雷登校长的支持下，步行翻过妙峰山，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到晋察冀司令部，而后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彭德怀司令员的接见，还见到了燕大校友龚澎（龚维航）。他们最终到达四川，协助路易·艾黎，把内地分散的手工业组织起来，扩大生产，支援抗日。这件事在燕大师生中颇有传闻，不断有学生想到大后方去投奔“工合”。

 

    随着局势日益恶化，更多的学生酝酿放弃学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父亲认为这正是辅导委员会应该办的事，和夏仁德商量去见司徒雷登校长想办法。司徒雷登主动提出应该资助到大后方的学生，并建议南下学生先去上海，那里有燕大校友接应。1940年冬，父亲将十来个学生送上开滦煤矿的煤船，绕道上海进入内地。曹天钦、刘适（后改名石泉）、钱淑诚（后改名钱行）就是这样走的，他们是父亲帮助脱离沦陷区的第一批同学。父亲曾对我说过，那时战局瞬息变化，最难的是探路，上一批走过的路线行不通了，要想方设法打开一条新的安全通道。送学生南下在校内是相当公开的，《燕京新闻》曾有过报道。

 

    父亲在担任辅导委员会工作期间，送燕大的学生进入解放区是由中共地下党员陈絜联系，在北平地下党具体领导下秘密进行的。陈絜（陈矩孙），福建人，名门之后，1933年入燕大国文系，曾在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联会担任领导，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延安，1940年接受中共中央派遣又返回燕大读研究生，是历史系洪业教授和邓之诚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以研究生身份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和统战活动，争取司徒雷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陈絜不止一次对父亲讲过解放区的情况。当父亲帮助第一批学生南下时，陈絜就说，还应该送学生去解放区，解放区就在西山里面，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父亲表示赞同后，陈絜建议去见司徒校长。司徒雷登表示他完全同意，要陈絜和父亲共同负责这件事。随后陈絜嘱咐父亲，他们两人之间是“单线联系”——这是父亲第一次听到这种联系方式。他意识到这是不同寻常的信任，必须细心秘密行事，父亲恪守了这一原则。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进入解放区的燕大学生有三批。最初两批都是从学校步行出发，先到妙峰山萧克司令员的平西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解放区。第三批是先乘火车到河北磁县，再步行转入太行山，目的地是河南林县的抗日大学。

 

    虽然事过多年，父亲对送学生翻过西山的很多细节仍然难以忘怀：要走的学生只能四五人同行，每人携带一点干粮，打扮成去郊游的样子；一旦接到通知，立即登程；为了确保安全，必须等带路的人前来接头，曾不止一次因为带路人不能按期到达而临时推迟出发时间。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第二天就要走了，当天晚上宿舍熄灯之前，父亲向要走的每一个学生当面传达：

 

    明天早上8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时，准时到达去往颐和园中途的挂甲屯。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回答“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老乡答完话后就会转向马路北的一条石板路，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要隔开一段距离跟着他，一直进到圆明园。地下党对整个计划的安排周到机密，父亲只负责亲自传达信息这个环节，决不能去现场。据说学生们先隐蔽在圆明园的废墟和偏僻的村子，然后沿着行人稀少的山路，直奔妙峰山。

 

    38级新闻系的陈晶然（后改名陶军）和39级经济系的李国亮（后改名陆禹）在多年后回忆了他们离校出走的经过：1940年秋冬，学校里弥漫着浓厚的抗日空气。社团活动活跃，有公开的院系学会、团契、话剧团和歌咏团，也有秘密的读书会。陈晶然组织的国际问题读书会有李国亮、37级哲学系孙贡三等参加。他们议论时局，交流学习心得，传阅平西挺进军区的《挺进报》和晋察冀边区的刊物《新长城》。初冬，燕大研究生冯树功从西直门骑自行车回校途中，被日本军车撞死。全校师生举行了追悼会和送葬大游行、大示威。研究生院院长陆志韦先生主持大会，慷慨陈词声讨日军暴行：“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会场上群情悲愤，人群中的饮泣突然爆发成全场痛哭。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当亡国奴，告别校园“走！”的情绪高涨。校园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通过社团活动争取同学，国民党的影响更大一些，想去大后方的人更多一些。李国亮、孙贡三正在讨论去向时，听到刚从大后方看望儿子回来的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描述那边的情况后，有很强的厌恶感，所以没费多大周折就决定了。那时八路军游击队在北平近郊很活跃，李国亮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翻过山去”。下一步是找路线。他们听说父亲在辅导委员会帮助过同学走，决定由陈晶然去找父亲，因为父亲教过他，改过他的报告。当谈起“走”时，父亲未显出惊奇，只是说对路线并无把握，但是可以想办法，有眉目时再通知。过了不久，燕大地下党姚克荫就分别约他们谈了话，欢迎他们去根据地学习和工作。

 

    曾任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副院长和中国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的陶军（陈晶然）在《从燕京到抗日根据地》一文中写道：

 

    隔了大约一、两个星期，侯老师找到我说：已经联系上了，可以走，并且说联系时有暗语，定了日期，到时出发，到何地遇到何样人，说了暗语，即联系上，可领着你们走了。这时已是12月底元月初了。

 

    到了元月中旬，一天侯老师找到我们说：“司徒雷登校长要请你们三人吃饭。”我们当时都很惊讶，因平素从来没有和校长有个人接触，特别是出走这样的重大问题如何能让他知道呢？侯老师说：“是我和司徒校长说的。”我们说请我们吃饭不合适，不去好吧。侯老师说：“这是司徒校长的常例。同学们在当前情况下离校，到大后方或到共产党那里，他都要表示一下。”晚餐有侯老师和林迈可教授作陪，西餐一菜一汤，很简单，饭后喝了点茶，最后司徒校长祝我们一路平安。

 

    1941年1月23日清早，大风雪。我们把行李拿到侯老师的办公室（穆楼二楼西端的一间小房间），告诉了我们联系的暗语。临行前侯老师说了一句：“你们好了，看来隔不了几年，你们要回来救我的。”当时我觉得鼻子有点发酸。就这样，我们告别了老师踏上了征程。

 

    后来知道，他们出了西校门，在去圆明园的路上看到一个来人，交换了暗语，果然和预先通知的一样，联系上了。大风雪中大家都很高兴，在交通员带领下一直向西北方向行，傍晚到了羊坊；又走了几天到了昌（平）宛（平）游击大队，最后到达平西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再从那里到达河北平山，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

 

    送走的学生中有一名女学生吴寿真，天津人，是父亲班上的一个性格恬静而十分用功的学生，在翻越西山时遭到日寇突袭牺牲了，其他学生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个消息也是陈絜传给父亲的。父亲晚年和我讲起牺牲的吴寿真时还是沉痛不已：“我至今还记得她的样子。”

 

    学生走了，从课堂上宿舍里消失了，遗留下的问题都由父亲出面解释和料理。父亲用小字在极薄的打字纸上详细记录了辅导委员会工作期间送走的每个学生的资料：姓名、个人情况、联系的办法、离校的日期和路线以及学校提供的资助等。他把这份记录装入一个大信封，保存在穆楼二楼他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

 

    司徒雷登校长对于送学生参加抗日的态度是一贯明确的。他向父亲指示：凡是自愿离校去抗日的学生，无论是要去大后方还是去解放区，都由他们自己决定。凡有经济困难的，都可以由学校给予资助。学生临行前，他要在临湖轩设便饭送行。父亲记得有一次司徒校长说：“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四十多年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陆禹（39级学生李国亮）在《从燕大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文中这样写道：

 

    据陈晶然说，司徒雷登曾表示，想在日美战争爆发前，把外籍教授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部分师生撤到根据地去，要他向共产党方面转达。日本投降前后，我也两次听刘仁同志说过，司徒雷登有意把燕大撤来根据地，因为动作太大，怕引起日本人注意，没有能够实行。

 

    三

 

    送学生到解放区是绝对机密的，虽然和夏仁德在辅导委员会共事，父亲也从未向他透露。有必要请他帮忙时，不必告诉原委，他总是欣然允诺，从来不多问一句话。1941年年初陈絜传话，要父亲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学生都必须预先注射白喉、伤寒等预防针，以避免带入传染病。父亲知道校医院吴继文大夫是中共地下党，是自己人，请他亲自为学生注射。但是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密探和特务，到校医院公开注射太引人注目。父亲考虑再三，认为夜深人静，在位于水塔近旁的夏仁德家里注射是最安全的。于是向夏仁德说，要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在夜间办一件事，请他把这间房的钥匙交给父亲，他本人不必在场，也不必了解房间里做什么，以免万一失事，遭到追查。父亲的请求得到夏仁德毫无保留的支持。一次次注射就是这样静悄悄地办妥了。

 

    父亲当年不知道的是，他敬重的夏仁德教授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事业的同情者、支持者，更是抗日前线的一名战士。1939年寒冬，燕大的一个秘密小组趁着深夜摸到平绥铁路清华园火车站附近，进行了一次破坏铁轨的实验。使用的工具是两块锻铁打制的夹子，长约一尺、厚约三寸。他们把两个夹子一前一后分别嵌在两条铁轨上。当夜一辆火车驶过那里时出轨翻车，引发了日军的惶恐。实验成功后，秘密小组把两个夹子制成样品，由交通员即刻送往解放区推广使用。嵌放铁轨夹子的办法省事省钱，但是操作需要物理知识——在确定两个夹子一前一后间距时，要把列车自重、车速、风向计算在内，为此秘密小组在送去的夹子样品上附加了说明。对于此事陈絜知情：这个秘密小组是由夏仁德率领的，小组成员有林迈可、班威廉、蔡一谔和肖在田。

 

    1941年10月，秋季开学不久，已经去了解放区的燕大学生孙以宽忽然回到学校，要父亲为他和司徒雷登校长以及夏仁德教授分别约定时间面谈。面谈内容他不能讲，父亲也不应该问。直到“文革”后，父亲和以宽见面时，他们共同回忆，互相补充印证，才知道组织上派孙以宽前来见司徒校长，是希望燕京大学能把图书馆有副本的部分书籍赠送给林县的抗大。司徒校长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具体办法需要直接和图书馆馆长田洪都联系办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组织上认为不能直接找馆长，因此再未联系。孙以宽会见夏仁德是因为已经准备好了一批特效药（青霉素等）和医疗用品，要带回解放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燕京大学之间有一条地下交通线。

 

    1950年夏仁德迫于当时的形势返回了美国，1973年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5月1日周总理接见他时说：从抗日救亡运动到解放战争，你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

 

    1981年7月11日夏仁德先生逝世。燕京大学校友纷纷撰写纪念文章，筹备出版文集《夏仁德在中国》。陈絜抱病写了《我所亲知的夏仁德老师》一文，高度评价了夏仁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公开了一些当年他参与的秘密活动，例如：1939、1940、1941三年中，燕京大学多次供应八路军照相器材、印刷用品、钞票纸、炸药、无线电元件、医疗药品器械。而在司徒雷登和参加者之间负责传达和联系者是夏仁德。

 

    当父母亲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后，立刻去信给病中的陈絜。父亲动情地写道：

 

    阔别四十年，多少往事涌现眼前。但愿此生还有机会，促膝攀谈，这或许还不是奢望吧？

 

    ……1940—1941年在共事中，你曾告诉我说我们之间是“单线联系”（这话对我印象甚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还曾问你是什么意思），以后我就确实照此办事，机密的事连玮瑛都没有告诉过。我对组织绝对信任，忠实执行交给我的任务。被日寇逮捕入狱，无论在日本宪兵队还是日本军事法庭，我一个字也没有透露我送学生去西山的事。

 

    ……师辈多已谢世，我们这一代也是古稀之年，期待有朝一日，再得聚首。您我之间在敌伪控制下只能是单线联系的事，现在也可以就前后左右的关系，自由畅谈了，其乐当何如耶!

 

    陈絜，这位四十年前与父亲单线联系的上级，在长达十页的回信中讲述了当年的形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遴选抗日青年学生输送到根据地和建立“单线联系”等情况：司徒雷登是建立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统战对象。燕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姚克荫和负责情报工作的陈絜商量后，由陈絜出面向司徒雷登提出，对南下学生和去解放区的学生应一视同仁，都给予资助。司徒接受了这个意见，在临湖轩召集侯仁之、陈絜等，指定成立一个常设小组，统一办理送学生去国共双方的事情。因为侯仁之有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又是受司徒校长之命来办理此事，陈絜、姚克荫和晋察冀上级商定，直接争取侯仁之，与之发生工作关系。从“一二·九”到“珍珠港事变”，陈絜在燕大有龚维航、肖在田、侯仁之等五个单线联系对象。

 

    陈絜信中写道：与侯仁之建立工作关系之后，凡送学生事都由侯仁之出面：遇事向司徒汇报，向司徒领取学生旅费，学生临行由侯仁之出面谈话。所以，侯仁之于此事是有功的。

 

    在“文革”中“燕大送学生去解放区”被诬陷为“司徒雷登派遣特务打入根据地”，设立专案组轮番审查父亲，并数次到福建外调陈絜查证。陈絜信中写到当年的经过：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在“牛栏”中，北京连来数批狠整此事，我则要他们冷静听我读《毛选》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篇，他们始则不听，终于悻悻而去。……直到1972年初，陈毅同志追悼会时，北京市委来两人，专为当年燕大送学生一事来到浦城山区流放地找我。这次他们明确地说：“市委已认定，当时你们这样做是有贡献的。”我追问：“你们”包括些谁？他们在列举中提到侯仁之，我放心了。

 

    回望四十年前，“珍珠港事变”后燕大被封。当天上午，父亲得知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陈絜，商量怎么办。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闯入燕大男生宿舍按黑名单抓捕，列在名单上的陈絜刚巧在城内，让他们扑了空。消息传给陈絜后，他迅速摆脱追捕离开北平，辗转经沪回闽。陈絜和父亲从此分别。此后陈絜一直留在福建一带做抗日统战、情报工作，50年代起历任福建省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福建师大教授，“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下放浦城山区，1983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为他平反。陈絜一生功绩卓然又历经坎坷，晚年抱病为“文革”中冤假错案平反、为落实政策尽力：“我以衰残弱体，频年仍矻矻于补苴罅漏，为死人昭雪，为生者翻身，不敢一朝或懈。”

 

    父亲在负责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期间，送学生去大后方和解放区这一页历史翻过去了，接下来的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