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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间的指针要拨回到1942年9月。
长沙城的东南郊，一个叫子弹库的地方，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四人打开了一座战国古墓。
他们四人是“土夫子”，也就是所谓的盗墓贼。
虽然阅历颇丰，但他们仍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乃至于若干年后他们被收编为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技工，当年的案发现场仍历历在目：“缯书一端搭在三脚木寓龙尾部，一端搭在竹笥的盖上。”（1974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附录）
所谓的“缯书”，就是著名的子弹库帛书。
长沙地处古楚国地界，这是一座楚墓。
这件帛书，也被称作“楚帛书”。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楚帛书，也是独一份的战国帛书。
除了楚帛书，剩下的也便只有马王堆汉墓帛书了，也发现于长沙。
所谓帛书，即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在纸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之前，我们的祖先主要是“书之竹帛”。
《墨子·尚贤下》说：“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类似的话在《墨子》中反复出现。“竹”指竹简，当然简不一定是竹制的，还有木简，此外还有木牍、竹牍，统称“简牍”；“帛”便指缣帛，它是后来纸的主要模仿对象。
子弹库的这件帛书是前所未闻的新奇宝贝。很快，它成了蔡季襄的私藏。很快，在战乱流离之中，蔡先生写出了《晚周缯书考证》，这是楚帛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不久，此物“于1946年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柯克思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到上海诓骗掠夺至华盛顿”（商承祚语）。柯克思即柯强（John H.Cox），当时的身份是海军陆战队中尉，听命于美国的情报部门——CIA的前身，正是他托人将楚帛书带到了美国。
留在中国的，只有商承祚先生手中的残片。
在美国，楚帛书一再辗转，颇具传奇色彩，堪称一部“楚帛书历险记”。
曾宪通先生说：“几乎没有一件中国文物像它这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自上世纪40年代至今，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学者前赴后继，对楚帛书展开了持续的研究，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学术史。
二
在我面前展开的这本大书，是李零先生的新著《子弹库帛书》。
若不是李零先生的努力，我们对上述楚帛书的发现、流传始末所知无多。甚至是它的出土年代，都一度异说纷纭。如澳大利亚著名的楚帛书研究者巴纳先生始终认为，它发现于1934年。
随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简帛古书的刊布，简帛学蔚为显学，李零先生称作“疯狂的简帛”。每一次新材料的公布，都有沉甸甸的大书面世。
楚帛书不同，它是“老材料”，而且没有这样的大书。
按李先生的话说，他所做的，是“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楚帛书很特殊，它与上博简、清华简等等一样“来路不正”，但由于发现太早，信息太少，缺乏真正权威的图版、释文和注释。
在此背景下，李先生的努力显得难能可贵。楚帛书从此有了自己的“报告”。
书中搜集了大量珍贵的信件、口述材料、照片，再加上李先生的详细考证覆按，楚帛书的发现、流传、研究历程呼之欲出。
李先生从不固守于书斋，他爬梳纸页，也用脚丈量大地。若非他有心寻访各地的遗迹和当事人，也完成不了这一高质量的报告。这一工作，非他莫属。
在调查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细微线索，顺藤摸瓜，俨然是职业侦探。
与其他出土文献不同，这份报告是集大成的结果，而非研究的开端。这是迟来的报告，也是楚帛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它本身便是部学术史。
它是楚帛书研究的学术史。
汉代简牍发现较早，是王国维所说的“五大发现”之一。但眼下正热的楚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为人所知。1993年郭店简发现之后，阅读成批的原版先秦古书成为可能，楚文字或战国文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此之前，楚帛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揭开了先秦简帛文献研究的序幕。正值草创，楚帛书研究先驱所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
甚至于，由于缺乏实物和清晰的图版，楚帛书研究的每一次大幅度推进，都与新的摹本或照片密切相关。
商承祚、陈梦家、饶宗颐、李学勤、李零等先生，他们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先驱，也是楚帛书的忠实读者。
现在回过头来，当年的许多分歧涣然冰释。这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有关。在新材料面前，楚帛书遭到了冷遇，似乎它不再有新的问题可供探讨。
徐在国先生于2010年出版的《楚帛书诂林》将诸家看法汇于一编，谁对了，谁错了，很多已经可以定论。但错了并非没有价值，它们至少是学术史的组成部分。
它还是李零先生学术历程的学术史。
今年浙江大学为李先生开了个会，海内外的学者一道庆贺他的七十岁生日。李先生发表了感言，对自己的治学历程进行回顾。
李先生的学术起点是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但真正奠定他江湖地位的是他在1985年出版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一年，饶宗颐、曾宪通两位先生合著的《楚帛书》也出版了。这是楚帛书研究的丰收年。
这是李先生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完成于1980年。
那时李先生在撰写硕士论文，讨论楚文字，也便自然需要关注楚帛书。
李先生的《中国方术考》是名著，楚帛书是它的重要起点；李先生是楚文字的大家，上博简的最初整理者，楚帛书是重要起点；李先生与汉学家的交往，楚帛书也是起点。
楚帛书贯穿李先生的学术生命，他反复精读楚帛书，他在自序中说：“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30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
2014年，中西书局出版了《楚帛书研究（十一种）》，将李先生的相关论著结集，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看出他探索楚帛书的曲折历程。而我们面前的这部《子弹库帛书》，有些内容会与之前的“十一种”都不同。
我们在李先生身上看到的，是一位纯粹学者的执着和沉潜。正如我研究过的另一位重要楚帛书研究者饶宗颐先生，他从1954年开始发表相关论著，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耄耋之年仍在修订楚帛书的著作。前辈不懈求索、敢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正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学者的治学历程，有时也是透视学术史的窗口。
三
《子弹库帛书》是本大书，子弹库帛书则是小书。
小到薄如蝉翼，一片缣帛而已。李先生一再强调，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不叫“书”，像楚帛书这样“书之竹帛”的才是“书”。他是从书籍的角度来理解“书”的，但早期的“书”很多时候指的是文书，实用性强，更多的是套路。
子弹库帛书图文并茂，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其中最为人所知、最重要的部分，李先生称之为《四时令》。图是十二个人兽杂糅的神怪，是十二月神，这是李学勤先生首先指出的。文讲的是宇宙生成，四季、日月、历法的由来，讨论的是终极问题，落脚点是历法与禁忌。
中国人所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故事，出现很迟，最多追溯到三国。而且很有可能是进口货，它与古印度《梨俱吠陀》中的“原人”神话如出一辙。
中国是否有原创的、早期的创世神话呢？楚帛书便提供了这样的线索。
楚帛书开篇是“曰古大 雹戏”，“雹戏”是伏羲，台湾学者金祥恒先生最早指出这一点。我们过去知道伏羲是八卦的发明者、人文初祖，在这里，伏羲是创世大神。
“大”二字，过去众说纷纭，近年来裘锡圭先生依据楚文字的新认识，将其释作“太一”。不知道何种原因，这部《子弹库帛书》没有吸收或涉及这一点。
“太一”和“伏羲”结合在一起，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在道家的论著中，“太一”等同于“道”，是终极概念。《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是至上神，是上帝。这是否意味着伏羲就是至上神？如果是，他的地位是何时确立的？
闻一多先生很早便提出，东皇太一便是伏羲。那时他肯定不知道楚帛书中还有“太一”。
楚帛书还出现共工、禹等等神话人物。很多人是把楚帛书当作神话书来看的。
自鲁迅、茅盾以来，人们意识到，古希腊神话成体系，但保存中国神话的文本较迟，而且非常零散。
神话学家有个预设：中国原先有系统的神话，只是后来经过历史化以及儒家的改造，只剩下了零星的记录。
历史神话化还是神话历史化，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各有各的主张。
楚帛书写于战国，它是战国的产物，还是先民的神话呢？
楚帛书中的月神极其类似《山海经》中的形象，如“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之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山海经》是战国“造神运动”的产物，楚帛书以及其他战国简牍中的数术内容同样如此。
李先生强调楚帛书是历忌书，我认同他的看法。
楚帛书和《山海经》都属于数术类文献。随着官学下移，原本为王官垄断的知识与思想得以扩散、衍变，战国以降数术臻于极盛，这是楚帛书和《山海经》的形成背景。
数术在古代一度被边缘化，在现代学术的版图中也被挤压得厉害。李先生对于还原数术的时代意义，作出了很大贡献。
楚帛书的意义，不但在于奇崛的宇宙生成想象，更在于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被遮蔽的历史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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