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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1月01日 星期三

    怀念林庚先生

    徐志啸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1月01日   07 版)
    作者与林庚先生(右)合影

        我已形成习惯了,只要到北京,必定要到北大校园转转,看看母校,而只要进了北大,则必定要步入安谧宁静的燕南园,走到园内南首尽头的62号门口,停步驻足,朝里面凝望一阵,而后不舍地缓步离去。

        30年前,这里——燕南园62号,是我的恩师林庚先生的寓所,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那时,我每周都要到先生府上,有时甚至一周多次,或上课聆教,或汇报论文,或师生欢叙。如今,先生早已走了,我却感觉先生似乎还在,我还能如往常那样,径直推门而入,去面见先生,去聆听他的教诲——先生曾专门关照我,你来,不必敲门,直接进门就可。

        每想到先生,想到他在世时对我的多方关照和呵护,心中总会升腾起愧疚之感,我为自己没能遵照他的意愿,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助手,辜负了他的一片厚意,而一直感到不安。

        我在复旦硕士毕业后,留校当了导师陈子展先生的学术助手。陈先生对我这个弟子十分关照,在他老人家正式办理复旦退休手续后,为我的学术前程考虑,他希望我能继续深造,十分郑重地推荐我北上,报考北大林庚先生的博士生,为此,他特意用毛笔写了推荐信,让我北上面见林庚先生。他说,他与林庚先生父子都有点熟悉,他的年龄正好介于林氏父子之间,各差十多岁,林先生是个才子,不光学问好,还是个诗人,现代新诗写得不错,他父亲林宰平,是著名的哲学教授,当年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只是没与如今盛传的四大导师同时,梁启超去世前,专门委托林宰平整理编辑《饮冰室合集》。陈先生估计,有他的推荐信,林庚先生不会拒绝见面。果然不出陈先生所料,我带着他的推荐信,第一次叩拜林先生府上时,林先生得知来访者是陈子展先生的研究生,且毕业后留在复旦当陈先生助手,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聊得很愉快,话题从复旦陈先生,到北大中文系,到楚辞研究,到博士生入学考试等,南北古今,几乎都涉及了。谈话结束,他执意要送我,说是顺便要去北大邮局寄封信,我当场就被林先生如此的热情感动了。这次见面,大大坚定了我北上报考林先生博士生的决心,以至于通过考试,被北大正式录取后,需要将上海户口迁往北京,复旦有好心人规劝我,你可要好好考虑啊,上海户口迁出容易,再迁回来可就不容易了,你不想再做上海人了?我听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其实,北上读博的决心早已下定了,至于毕业以后的去向,还顾不上考虑呢。

        入学后,对博士生来说,重要的是完成博士论文。林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应该说是既有的放矢,又细致到位。首先是看我的硕士论文,而后与我深入谈涉及硕士论文选题的细节问题,在此基础上,联系到楚辞的宏观认识,了解我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师生之间为此作了多次有效的沟通和梳理,先生也就在这样的沟通和梳理中,给了我多方指教,并系统阐发了他本人对楚辞研究方面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对我启发很大。先生对楚辞有几十年的深入研究,他的两本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和《天问论笺》,都是非常扎实的学术成果,没有一句空论,博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天问论笺》一书,集论、评、笺、注、译于一炉,是清末以来《天问》研究之集大成,发前人之所未发,解决了一系列的历史疑难问题。他要求我的研究,也必须探根究源,不发空论,要像公安局解决案子那样,顺藤摸瓜,追根寻源,彻底搞清历史疑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得出符合文学史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要我特别注意,不能轻易相信两汉以后的资料,要重视地下出土文物的新发现,先秦文学研究不同于后代,资料的信实可靠很重要。

        先生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也在生活上关心我。到北大后,我明显出现了身体不适应北方的现象,原先在上海时胃就不太好,到了北方,可能是气候关系,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症状,到北大医院诊治后,医生特别关照服用一种针对这种胃疾的新药剂,而这种药剂是液体状的,必须存放在低温的冰箱内,每天定时服用。这对我来说,显然是个难题,博士生宿舍哪来冰箱?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向先生说了,先生毫不犹豫地说,那你就将药放在我家的冰箱内,每天按时来我这儿服药。我知道,这样做,显然给先生家里添麻烦了,但先生没有任何顾忌,还特意关照我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方便常常起身来开门,你来时,就直接推门进来吧。先生对我如此的热心关照,让我感动不已。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北大医院那时开的这个药方,我的胃病是否能及时痊愈,恐怕要打上问号,而服用这个药,没有先生及时雨般提供的冰箱存放,那药效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北大攻读博士的近三年期间,我与先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师生之间几乎无话不谈。临近毕业时,先生很明确地希望我能留下来做他的助手,并且说,北大中文系先秦两汉文学段缺少年轻教师。当时的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周强先生,也都直接向我表示了中文系的意见,希望我留校,葛晓音教授更是专门找我谈过两次,希望我能留下。对我个人来说,这其实也是北上的原因之一,我向往北大,能成为北大人之一,是我的心愿。但是,实际生活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到北大读博时,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了孩子,要留在北大,就面临举家北上的问题,这首先要征得妻子的同意。为此,我特地将妻子请到了北京,为了使她这个上海人能喜欢北京,我精心做了各项准备——请同寝室的李书磊暂时让出一周,借住同学处,为我们提供方便,李书磊欣然同意;买好了北京音乐厅交响乐和北京人艺话剧的票子,与她共同欣赏;专门带她去品赏北京的特色佳肴——全聚德烤鸭和东来顺涮羊肉;请她参观游览美丽的北大校园,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当然,更重要的,带她去拜见先生和师母,让她切身体会先生和师母的慈祥、和蔼、可亲。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没能化解妻子的上海情结——上海人就是不愿离开上海。妻子临别北大时,留下了一句话:如果你一定要留在北京,那我等你十年,十年以后,我们再讨论决定,是我北上,还是你南下。她这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临近毕业决定去留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未名湖畔去,伴随北大校广播台晚间开始曲《爱情是蓝色的》的旋律,与其说是在湖畔漫步,不如说是借月光下的湖光塔影和动听的乐曲声,稍稍驱散心头的烦恼和不安。

        先生在得知我最终不留北大后,并没有对我有异样的态度,还是始终如一地关心我。我们之间的多次南北通信中,先生曾不止一次关切地询问,复旦是否解决了你的职称问题,当他终于得悉消息时,在回复我的信中特别写下了四个字——实至名归。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我毕业离开北大两年多后,有了一次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较文学会议的机会,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参加会议的全部费用,由日本方面提供,这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很有吸引力,因为毕竟上世纪90年代初,能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是很难得的。竞争异常激烈,参加会议者必须提交英文论文,而论文全部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组织国际专家评审,论文入选,方有资格被邀参会。我幸运地入选了。但随后发生的意外事,却让我非常惊讶,出访的名单中居然莫名其妙地将我的名字漏了,而我要参会,须自己购买机票,才能飞往日本。其时,乘坐日航班机购买机票,必须用美元支付,须知,当年的美元,不像今天这样很容易在银行用人民币随便兑换,那时有人即便有美元,恐怕也不大肯轻易借给别人,因为被借人很难还以美元。这当中,还有前后过程中牵涉到一些人的是非,不便在此展开赘述。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我抵京当天晚上,电话一一询问同学和朋友有否美元,答复都是没有,唯有先生一接电话,就毫不迟疑地问道,你需要多少,我前一天刚托人在王府井银行存入一笔美元。听闻此讯,真是云开日出!第二天一大早七点,我就赶到先生府上,先生早已准备好了银行存折、户口本、图章,以及特意写好的签名委托书,坐在客厅等着我。由于先生此举,我顺利地买到了机票,乘上了与国内代表团一起飞东京的同一班机,为此,同行的学者们都很惊讶——他们其实哪里知道这当中的是非曲折啊!会议结束飞回北京,我第一时间赶到先生府上,向先生汇报,并及时如数归还了这笔美元借款。

        先生当年已年近八旬,确实需要学术助手,北大中文系也确实需要先秦两汉段的青年教师,但是我没能如先生所愿,留在北大,留在他身边。在我到北大读博之前,先生的学术助手是袁行霈教授的学生商伟,商伟协助先生完成了《西游记漫话》一书,先生很满意。商伟出国留学后,先生身边缺了助手。我离开北大后,葛晓音教授当了先生的助手,协助先生完成了全本《中国文学简史》,了却了先生的一个心愿——他的这部《中国文学简史》因为历史的原因,原先一直只有上半部。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先生在招我时,曾事先对我作了全方位的了解,不光是学术,还包括人品,最终感到满意才招,我是他门下唯一的中国博士生。我毕业后离开北大,离开先生,没有当过一天助手,实在是有悖先生之愿,辜负了先生的一番厚意。

        如今,30年过去了,存在我内心的这份愧疚和不安,始终难以排遣,唯有一吐为快,让它化成文字,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忆。

        愿九泉之下的先生能宽恕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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