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

    6月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栾梅健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34个错误》，揭出和评述了李欧梵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的诸多错误，轰动一时，影响很大。匆匆扫阅之下，觉得他所指出的很多常识性的错误都是确凿的。不过，当我看到最后一条“错误三十四”时，却有点呆住了。他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但是，将郑振铎称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显然不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12位，而且郑振铎在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栾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呢？

 

    在栾教授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一些历史事实。首先说说有关《小说月报》的事。

 

    郑振铎为《小说月报》革新号组稿十之有七

 

    栾教授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这句话好像不会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我认为是不准确不严谨的。“先后有……”的提法，很容易被人误会为是继承关系，即误以为叶圣陶是继郑振铎而为主编。事实是，叶圣陶确曾一度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但代理期间该刊版权页上印的主编的名字则始终都仍是郑振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叶圣陶主编或代理主编的字样。也就是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到1931年12月，从第12卷到第22卷，有两卷署名沈雁冰（茅盾）主编，有九卷署名郑振铎主编。这是白纸黑字印着的。

 

    《小说月报》的革新是当年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茅盾在当时就说过：“《小说月报》今年改革，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茅盾致李石岑信，载1921年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文学研究会发起和成立是在北京，因此，北京会员对这个“代用”会刊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仅仅从推理上就可得知的；而在事实上，也完全是如此。郑振铎在后来回忆时也明确说过，该刊“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按，郑振铎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谦虚，不想独自居功，而最初去找“北上访贤”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时，他是拉着耿一起去的），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会谈后，“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当时他们是如何会谈定局的，具体详细情节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茅盾也未必了解。据当时已在商务编译所工作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高梦旦请郑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小说月报》，郑回答：“你们编译所里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据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张、高在1920年11月下旬找他谈话，让他担当该刊主编，并同意进行改革，这时离明年1月号稿子的发排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最迟须40天内结束），而该刊前任主编所积旧稿则几乎全不堪用，创作稿则连一篇也没有。商务负责人是相当精明的，当然也明知这一情况，何以敢于如此大胆地改换主编并同意改革？很显然，这必是因为他们已与郑振铎谈妥，心中有了把握，才会这样做。查周作人日记，周于12月5日即托人给郑振铎带去为《小说月报》撰写与翻译的两篇稿子。可见，郑振铎也至迟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为该刊改革号组稿了（许地山之兄许敦谷应郑振铎之邀为该刊作画，时间为11月28日）。而正当茅盾万分焦急于“无米之炊”时，郑振铎便从北平及时地寄来了很多稿子。

 

    郑振铎在革新号上究竟出了多大的力呢？让我们看看这一期的目录便能知晓：

 

    一、改革宣言二、圣书与中国文学（论文）

 

    周作人三、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论文）

 

    沈雁冰

 

    四、创作

 

    笑（小说）       冰心女士

 

    母（小说）        叶圣陶

 

    命命鸟（小说）      许地山

 

    不幸的人（小说）     慕之

 

    一个确实的消息（小说）  潘垂统

 

    荷瓣（小说）       瞿世英

 

    沉思（小说）       王统照

 

    五、译丛疯人日记（小说）

 

    ［俄］郭克里耿济之译

 

    乡愁（小说）

 

    ［日］加藤武雄著周作人译熊猎（小说）

 

    ［俄］托尔斯泰著孙伏园译农夫（小说）

 

    ［波兰］高米里克基著王剑三译忍心（小说）

 

    ［爱尔兰］夏芝著王剑三译新结婚的一对（剧本）

 

    ［挪威］般生著冬芬译邻人之爱（剧本）

 

    ［俄］安得列夫著 沈泽民译杂译太戈尔诗

 

    ［印度］太戈尔著郑振铎译

     六、挪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论文）

 

    沈雁冰

    七、书报介绍       郑振铎

    八、海外文坛消息（六则） 沈雁冰

    九、文艺丛谈（五则）振铎雁冰

    十、附录文学研究会宣言  文学研究会简章

 

    第一篇《改革宣言》无署名，我认为郑振铎必是参与了意见的，详见下述。第二篇周作人的文章，茅盾回忆录中说是郑振铎寄来的。“创作”栏七篇小说，茅盾回忆录中说有五篇是郑振铎寄来的，而有两篇（即慕之与潘垂统所作）是他“刚收到的投搞”；实际茅盾记错了，事实的真相是“慕之”就是郑振铎（此处考证从略，该篇已误收入《茅盾全集》，经我指误，在全集出全时《茅盾全集》编委会在后记中承认了错误），潘垂统一篇也是郑组的稿（今存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提到“潘垂统兄的稿费”，可知该稿由郑经手）。也就是说，“创作”栏全部为郑振铎所组稿。“译丛”栏八篇，除了“冬芬”（即茅盾）与沈泽民（茅盾之弟）两篇外，其他六篇也均是郑寄来的，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译作。“书报介绍”是郑所作。“文艺丛谈”五则中有三则是郑写的。最后“附录”两篇，当然也是他寄来的。也就是说，该期改革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由郑振铎组稿（包括自撰）的。从题目上看，占十分之七以上；从篇幅字数上算，约占十分之六。甚至这一期的封面及扉页插图，也都是郑请许敦谷画的。因此，《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不能像现在的“现代文学史”和一些“辞典”上写的那样，全部算作茅盾一个人的功绩，而郑振铎其实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

    《改革宣言》主要包括郑振铎主张

 

    该刊的《改革宣言》，人皆认为是茅盾写的，现已收入《茅盾全集》。但我认为可能是郑振铎写的，或至少郑必是参与起草的。理由如下：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人。《文学研究会简章》由他起草，该会章开宗明义地定位：“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一起来作为新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这在新文学史上绝对是首次；而且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亦并世无二。而《小说月报》在全面改革的前一年（1920），已由茅盾进行了局部的革新，但茅盾在当年的文章（如第10期《本社启事》、第12期《特别启事》等）中，都只提到要“介绍西洋文学”，从未提及整理中国文学。而《改革宣言》中却明确地提出“同人认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这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应该是郑振铎参与了刊物改革所致。而且在《改革宣言》后紧接着刊载的郑的第一篇文章《文艺丛谈》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这里甚至将这个任务置于介绍外国文学之前，更令人注意。然而，茅盾在同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却仍旧说：“我觉得这文题内所有的意义总不出（一）新文学运动的目的何在，（二）怎样介绍西洋的文学，（三）怎样创作这三者”，还是将“整理中国文学”遗忘在新文学研究者“所有的”的责任与努力之外。1922年6月，《小说月报》“通信”栏发表读者来信，批评茅盾主编该刊“于中国底文学，绝不想整理之而发扬之”，认为这“是一件不无遗憾的事”。茅盾答复，接受批评，并坦率地承认自己在此事上有“偏见”，即他更重视创作，而“不大爱”整理古典文学。同年8月，该刊又载读者来信，责问该刊《改革宣言》中既说“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来没有这种文字发表？”茅盾在回答中也坦率承认“未能尽什么力”。这种状况在郑振铎继任主编以后才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改革宣言》中的有关整理中国旧有文学的内容，基本上是郑振铎的而不是茅盾的想法。

 

    在该刊改革后第2期上，茅盾发表了他的《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认为今后采用稿件不能由自己一人决定，而要请郑振铎在京会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等人，“决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见，亦即专函与兄，供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这也表明郑在文学研究会同人中的核心地位和他在该刊编辑方面的重要作用，表明了茅盾对他的尊重。这以后，该刊的重要稿件仍有不少是郑振铎组织、审定的。最有意思的是，第5期发表落华生（许地山）小说《换巢鸾凤》时，文末有“慕之”写的附注，称赞了这篇小说，并高度赞扬鲁迅小说“‘真’气扑鼻”，今人不察，都以为这必是主编茅盾所加，于是纷纷大加赞许，说这是茅盾早期对鲁迅小说的精彩评价。精彩确实是精彩，但其实这却是郑振铎写的。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郑振铎之进商务编译所减轻了我的负担。他那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我因为担任中共联络员，跑路的时间多，就没有时间写信拉稿了。”因此，在郑振铎正式担任该刊主编的前两年，如果说他是该刊的不挂名的副主编，我看也是一点不夸张的。

 

    到1927年5月大革命失败，郑振铎由于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并公开领衔发表对反革命政变的抗议信，而被迫出国避难，该刊才由郑振铎请叶圣陶代为主编。

    《新社会》旬刊编辑部的核心人物

 

    上面，已讲清楚了有关《小说月报》的事。通过这些事，其实对于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中的地位也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该会创办时郑是不是最主要的人呢？我们仍然摆摆事实。

 

    要说这个我国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我认为必须从郑振铎在“五四”时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结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这一“小集团”（郑振铎语）讲起。《新社会》编辑小组虽未标明为社团，但实际确是一个宗旨鲜明、具有实力的新文化社团；而该刊被迫停刊后，由该小组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时，即对外称为“人道社”。该社是当时最进步的社团之一，曾与李大钊等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一起，组合成名曰“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新社会》小组至迟于1919年10月已成立（《新社会》创刊号出版于11月1日），成员最初为四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菊农）。二三个月后，许地山由瞿世英介绍加入（其后又增加了郭梦良、徐六几二人，虽然郭、徐后来也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但此二人在该小组内所起作用不大，与前五人不能相比）。郑振铎后来在《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回忆早年的瞿秋白》等文中回忆，他们五个人当时“成为极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都见面”，其中瞿秋白“最为老成”，“早熟而干练”，许地山也是一位“老大哥”。但是，从《新社会》及《人道》编辑出版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却无疑是郑振铎。

 

    郑振铎是《新社会》发刊词的起草者，发表的文章最多，很多都登在打头位置。耿济之最早与郑振铎相识，《新社会》创刊后，他们二人携刊去访问并请示陈独秀。后来改出《人道》，也主要是郑所决定的，瞿秋白略有不同意见，但瞿承认自己“不足为重”。这五个人，除了瞿秋白以外，后来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瞿因为正好离京去苏俄，不然肯定亦为发起人；但瞿在回国前，至迟在1921年2月前即加入了该会，会员登记为第40号；1923年瞿回国后，又曾任该会机关刊《文学旬刊》的编委）。因此，我一直认为《新社会》小组就是文学研究会的胎胚或雏形，无可置疑。然而，这一点在我们以前的论文及著述中，却未曾有人说过；迟至1979年，才由日本学者松井博光在《薄明的文学》一书中提出：“从组成文学研究会的过程来分析，归根结底，其中心人物肯定是郑振铎”；松井还分析了该会12个发起人的概况与关系。但有些重要史料他当时尚未见到，个别论述不免粗略或带有猜测性。这里，有必要再梳理一下该会成立过程和几个发起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

 

    郑振铎与文学研究会会初创

 

    关于该会的发动缘起，在1921年第2期《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第一部分《本会发起之经过》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个“经过”显然是郑振铎写的，因为在该报告的第二部分《成立会纪事》中，即说明在成立大会上“首由郑振铎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1920年11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的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因想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菊生君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君适在京，我们遂同他们商议了一两次，要他们替我们出版这个杂志。他们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的赞成。于是本会遂有发起的动机。”

 

    这里说的“11月间”当是“10月间”之误，有张元济日记为证。张10月23日记：“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由上可知，《新社会》小组成立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就开始正式酝酿了。而“几个发起人”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新社会》小组的核心人物郑振铎。

 

    从张元济这则日记中可知，张、高两人在22日前已经在京商议过出版文学杂志一事，并已通过蒋百里向郑振铎们转达了意见。郑这次直接与张商谈，是想再次努力争取。张于10月30日启程回沪，而这时郑振铎等人已决定要成立文学社了。郑后来在《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中回忆说：“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十二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这第一次会，据周作人日记，是11月23日下午召开的；又据周氏日记，到会共七人，而参考郑振铎上述回忆，可以确定是：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周作人、蒋百里、孙伏园、郭绍虞。这几个到会者，再加上茅盾、叶圣陶、王统照、朱希祖，也就是12个发起人了。29日，他们又借北京大学李大钊工作室开会，决定积极筹备该会成立，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并决定将《小说月报》作为该会的“代用”刊物。（郑振铎给茅盾写信联络，以及给在日本的郭沫若、田汉写信邀请参加发起，均当在这以后。）12月4日，又在耿宅开会并通过会章和宣言。会章与宣言以12个发起人名义于13日起在各报发表。30日，他们又在耿宅开会，讨论要求入会者的名单，并议决于翌年1月4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

 

    从上述筹备经过，可以看出郑振铎所起的作用；而从他同另外11个发起人的相互关系，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该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

 

    这些相关社团，以及12个发起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各自所起的作用是并不相同的。简单说来，新社会小组（人道社）是该会的核心，最初的发起单位，并且是全员加入。内中郑振铎更是中心人物，耿济之则是其主要副手，许地山后成为该会主要创作家之一，而瞿世英则偏重于文学理论。新青年社的周作人，以及他的同事朱希祖，是作为前辈、知名学者来参加的。周主要处于顾问的地位，朱可能负责读书辅导之事（朱参与了该会的“读书会简章”的起草，在1921年3月31日的大会上又提议大家应该积极参加读书会）。新潮社诸君除周作人外，郭绍虞在当时作了一点牵线工作，孙伏园掌握重要发表阵地（而且郑当时与鲁迅的联系，主要通过孙与周），叶圣陶虽然筹备工作中未起作用，但不久即成为该会重要作家。曙光社的王统照也是该会重要创作家，而且该社不少成员后都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后来，王又在北方主持该会北京分会的工作。共学社的蒋百里是作为知名人士参加的，而且在该会创办初期对出版界、甚至政界起了某些引荐作用（如因为蒋的关系，该会有时能在欧美同学会礼堂召开会议；另外，该会在“研究系”控制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都有副刊阵地，也当与蒋的推荐、支持有关。正因为此，创造社后来攻击文学研究会“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随后，蒋与朱希祖一样，实际脱离了该会。而茅盾，不仅随即掌握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学刊物阵地，而且后来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该会另一个核心人物。

    文学研究会自始自终的中心人物

 

    从以上分析可知，文学研究会虽然总的说来是一个散漫的文学团体，但它的创办时期在郑振铎为中心的联络组织下，还是井井有条的。而从郑振铎一开始就欲邀请鲁迅、郭沫若、田汉（可能还有胡适等）参加来看，他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试想，这几位如果都参加，整部新文学史将如何改观！）从上引该会会务报告的“发起经过”中可知，该会宣言等发表后，只过一两个星期，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加，其中最早的就有两位女作家庐隐和冰心。出席成立大会的，就有21人（不包括因病未出席的周作人，以及不在北京的茅盾、叶圣陶、郭绍虞等人）。从此以后，该会在郑振铎挂帅下不断发展，1921年初已有48名会员（见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1924年该会曾印有131人的会员名录；再后来，赵景深曾在郑家看到正式登记的会员已有172人。

 

    叶圣陶多次说过：“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略叙文学研究会》）郭绍虞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孙伏园说：“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怀耿济之》）。这些发起人说的都是事实。郭绍虞后来又说：“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至此以后文学研究会之发展，则又以雁冰为主体。”因为“雁冰的思想相当进步，在当时可能已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说此后的发展，则又是雁冰的力量。”（《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现在人所周知，早在1921年茅盾就是党员。总的说来，茅盾的政治理论与文学理论，在该会会员中居最高水平，后来他的创作成就也居最高水平，他在该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事实。但我觉得郭绍虞“以后以沈为主体”的说法，并不甚确切（郭后来逐渐疏离该会核心，走古典文学研究之路，关于该会后来的情况，有些不一定了解）。事实上，郑振铎自始自终是该会的中心人物，茅盾在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一直没有替代他。胡愈之说：“后来郑振铎同志因工作分配到上海，和雁冰同志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从而更促进了该会的发展。这样说比较更符合实际些。

 

    我认为，不能因为茅盾后来在文坛上以及政治上地位的增高，而夸大他在该会组织与领导上的实际作用。必须看到：第一，郑振铎的政治思想也可说是“相当进步”的；在1920年代初，郑与茅的文学思想基本一致又各有千秋。他们互相配合，共同战斗。从当时的影响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看，郑绝不亚于茅。茅在文学思想上超过郑，并开始拉大距离，当以1925年5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为标志；但对该会大多数会员来说，郑的文学思想更易于接受，因而也就更有影响。再说，思想进步不一定直接体现在社团的组织作用上。1926年以后，该会的组织也并没有大的发展。第二，大型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会刊《文学旬刊》（包括后来的《文学》周刊、《文学周报》）、《星海》，以及从1923年起该会的“代用刊物”《小说月报》，一直主要都是由郑振铎总负责。这些刊物、丛书无疑是维系该会的纽带。第三，茅盾有不少时间须从事地下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也不可能将很大精力化在该会的具体组织工作上，而郑振铎在团结、联系会员方面有着天生的特殊的魅力。

 

    早在该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就决定以郑的住处“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但他在1921年3月就去上海工作。这以后，该会总会名义上虽然仍一度设在北京，但实际却因他的南下及大部分重要成员聚集在上海而重心转移。此后的六七年，为该会最兴旺的黄金时期。郑振铎此时在会务方面作出的贡献，主要有这样几端：一，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结成新的有力的核心，团结了大批作家，发展了百余名会员，还成立了广州分会等。二，以商务印书馆（后期则又有开明书店）为大本营，主编出版了许多该会的（以及以该会会员为主要作者的）丛书与报刊。三，发起和带头批判“礼拜六派”及其他错误文艺思潮。四，以该会名义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以及大革命运动。在该会最盛时期，郑振铎无疑仍是最主要的挂帅人物。这只要看看那些报刊、丛书的发刊词、序文、按语等大多是由他署名或执笔的，以及他写的文章的分量和刊载时的突出位置，即可明白。用国民党官僚王平陵后来在台湾讲的话来说：“这时，郑氏在中国文坛的声望，几乎有压倒前辈、领导后生的气派！”（《北伐前后的文派》）

 

    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与茅盾、胡愈之等人，或被迫逃亡国外，或转移躲藏，该会虽不曾解散，但基本停止发展和活动，只是有关刊物和丛书由叶圣陶、徐调孚、赵景深等人维持着。郑振铎回国后，曾想重整旗鼓，恢复该会以前的声势，《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在他的主持下，确实也有新的起色。但由于经过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状况有很大变化，该会成员也有分化，终究未能恢复1927年前那样的气势。1928年底，《文学周报》停刊；1932年初，《小说月报》因日本侵略军轰炸而终刊。该会因失去刊物阵地而无形中消亡。但其核心人员则始终在精神联系上没有离散过，一直在文坛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最后，我想引用著名文学研究会会员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纪念该会成立70周年时写的《文学研究会和他的会员》一文中统计的两组重要数据。一组是1921年初至1925年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排名表，另一组是1921年初至1931年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排名表。前一个表，第一名郑振铎，创作作品210篇，翻译作品65篇；第二名茅盾，创作作品196篇，翻译作品62篇；第三名王统照，创作作品134篇，翻译作品18篇；第四名徐玉诺，创作作品78篇，翻译作品0篇（再往下我就不引了）。后一个表，第一名仍是郑振铎，创作作品395篇，翻译作品92篇；第二名也仍是茅盾，创作作品227篇，翻译作品76篇；第三名赵景深，创作作品147篇，翻译作品51篇；第四名王统照，创作作品143篇，翻译作品15篇。我还想指出，舒文所统计的数字，肯定还有疏误，例如本文上面提到的署名“慕之”的那篇作品，大概就算作了茅盾的作品，而肯定不会算在郑振铎头上。再如，还有好几篇在文学研究会刊物上发表的未署名文章，如《文学之力》，几本《茅盾年谱》均认作茅盾作品，其实我从内容即可判定为郑所作，而且在郑的遗稿中还存有早年此文抄件。另外，舒文所统计的，还没有反映出作品发表时所占刊物的地位（是不是首篇，篇名有没有登封面要目，目录中篇名是不是排大字等）和作品字数的长短，而郑振铎在这方面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写到这里，对于郑振铎到底是不是文学研究会创办人，或者他在发起人中是不是最主要的，已经不需再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