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里：走出去仍是拓荒之旅

    中译出版社总编辑张高里青年时期的理想是成为诗人或作家。时至今日，他的文学梦已拓展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梦想。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作为知识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他曾参与策划出版第一批网络文学。应该说，网络文学在大陆的盛行，张高里是开风气之先者。

    1991年，张高里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亲历了出版业逐渐走向市场化的过程。策划出版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牌社——知识出版社试水图书市场化的一步好棋，张高里和他的同事们敏锐地捕捉最新的出版信息，将台湾畅销书作家痞子蔡的系列作品《雨衣》《爱尔兰咖啡》《榭寄生》等引进内地，尽管当时网络文学的出版引起了一些争议，却开风气之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及痞子蔡的系列作品在图书界的各大排行榜上占据了很长时间，成为网络文学的翘楚。

    网络的便利，给文化的繁荣和具有文学天分的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也给出版带来了无限商机。但张高里从业以来体会最深的是，编辑的成功要有比较深厚的社科人文积淀。

    他从小热爱文学，高中时期就给各类文学杂志投稿，大学时期还做了半年多的红学研究，在班里做过《红楼梦》讲座。在中学教了五年书之后，他又考取了当时很热的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做了三年的研究工作，参与编写了《美学百科全书》《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等书。这些积累，为他日后对作品的准确判断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他已任中译出版社总编辑两年，要求编辑提高自身素养仍是他的治社之本。

    中国模式在海外有市场

    出版社要想立足，首先要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找准优势所在。中译出版社按照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三六构想”建设大局，立足于国际化定位，全面推动国际化进程，希望按照集团总裁谭跃的要求，逐步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翻译的主要平台、“走出去”的重点项目运作平台、版权代理和经营平台、国际公共关系的管理平台及海外调研以及项目的策划平台，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走出去”的龙头企业。

    如何秉承“跨越语言障碍，讲述中国故事”的宗旨，着眼出版传媒的大格局，精心部署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利用自身的先天优势资源打造品牌产品，是张高里考虑最多的。从2013年开始，中译社和中国作协合作，每年遴选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翻译出版，通过优秀的中国作家作品和个人自传或重大事件反映中国实实在在的变化，这就是在国外颇有影响的“中国报告”系列和“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

    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阿来的《空山》英文版出版之后，在2015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被印度普拉卡山出版社选中购买了版权。2016年，这两本书在新德里国际图书展上推出，并在当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发布会。

    “我做出版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现国外对中国作品的推广力度这么大，这么成功。他们还组织了作品朗读会，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张高里在新德里的发布会上注意到，居然有三百多读者自发来到现场。尤其读者对反映中国基层干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根本利益》如此看重，出乎他的意料。《根本利益》的印度出版方预计销量可达5000册，这在印度已是比较好的销量。

    此外，“中国报告”系列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也被加拿大芬伍德出版公司出版了英文版，在北美发行。这对国外读者解读农民工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中国报告系列”已经出版了第一辑13部，第二辑8部，第三辑的8部也在翻译出版之中。

    “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已经列选5辑，每辑5种，前4辑的英文版已出齐，多语种版也在落地之中。这个系列对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多民族灿烂多彩的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具有相同文化、宗教背景和地缘优势的“一带一路”国家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这两个系列先后输出版权到英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埃及、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

    “中国模式在海外是有市场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对国际社会有借鉴和启示意义，张高里由此更坚定了信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1937年，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代表中国未来和希望的一批人和一方净土。

    在80年后的今天，中译出版社策划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陆续出版。这一项目缘起自201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组织召开的第二届中外翻译出版恳谈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汉学家与中国出版人就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汉学家都在中国学习工作多年，他们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张高里想，如果将这些汉学家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写出来，那么既可以让国人了解作者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可以通过汉学家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中国的发展变化有深入的了解。他的想法得到了汉学家们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出版社很快与印度汉学家狄伯杰、土耳其汉学家吉莱、格鲁吉亚汉学家玛琳娜、德国汉学家顾彬等签订了出版合同，这些书在2017年已陆续出版。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中国首次有意识地组织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中国故事。张高里说，近年来，他参加了很多国际书展，发现国际上有迫切了解中国的客观需求。外界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充满了好奇。此前阿根廷大陆出版社社长就连续3年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他特别关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题材的图书，说拉美的读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感到好奇，希望将中国主题的图书引进到拉美。

    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

    “我们要做好主题出版，包括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创造性进程……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功和融汇贯通的创新，总结得还不够。中国文化的学术表达这几年刚刚开始，还没有真正产生既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化有优秀的阐释，又具有世界影响力，且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作品。”张高里说，真正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需要我们自己总结。

    “中国著名企业家与企业”丛书既是中译出版社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意图主动策划的、对中国道路学术和艺术的表达，也是中译出版社与英国里德出版社共同调研，联合策划、编写、翻译和设计，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同步发行的成功案例。丛书以总结和介绍中国当代著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成功之道为切入点，研究他们和他们代表的企业对中国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对全球经济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第一辑首推《马云与阿里巴巴》《任正非与华为》《马化腾与腾讯》《王健林与大连万达》《董明珠与格力》。《马云与阿里巴巴》的英文版首印7000册，其它书首印5000套，首批书预订一空，已计划再版。这套书的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日文版版权也都已售出。

    国际市场到底想了解中国什么？为了与海外市场有效对接，中译社与各国合作方共同成立了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根据目标国读者的市场需求，与外方合作伙伴共同进行选题开发。

    传播中国故事

    中译出版社有一个传统，就是与海内外翻译圈保持密切联系。比如与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内外高校联合主办的博雅翻译文化沙龙，张高里已经参与了十年，他始终认为，和翻译界、学术界专家对话并相互支持，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要避免译本鱼龙混杂的问题，必须从译者的根本上解决。”张高里说，但凡中国作品对外翻译，必须先找母语译者；这些译者必须经过严格试译后再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并不急于翻译，而是先通读作品，把作品的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等所有差异性的问题解决清楚，才着手翻译。目前，中译社与海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所有中国多语种作品，译者都经过了严格筛选，首先要求母语好，同时又能精通汉语，跟编辑、作者保持密切联系。这样的译本，才能得到普遍认可。

    多年来，在“走出去”方面，张高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要有文化自信，要有独特的眼光选择中国题材的作家和作品；这其中，编辑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需要丰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同时，编辑要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保持常态化联系，既要有专业化水平，能够和学者对话，又能及时调整图书出版的观点或理念，引领图书出版方向，另外也要学会做一个经营者，想方设法把图书编辑好，还要成功地将图书推向市场。其次，跟国外合作也需谨慎选择，要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出版社来谈合作，如果有偏见、甚至有成见，说明合作时机未到；第三，要选择在当地富有影响力、做事认真的出版社，选择对中国有客观、理性认知的合作伙伴，合作要遵守商业规则，讲诚信。

    张高里希望能做好两件事，一是请国内的顶尖学者，写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真正有世界影响的学术作品；二是希望知华友华亲华、至少不带偏见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从西方文化的视角解读中国。

    总之，“走出去”是拓荒之旅。张高里说，中外文明的传播一定是双向交流、民心相通，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文明的交流互鉴才是良性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