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艾萨克森：互联网时代更要向达芬奇学习！
美国畅销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Isaacson）乐于为科学家、发明家和创新者立传，此番埋首达芬奇留下的七千二百页笔记，力求寻找艺术和科学在一个人身上交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了天才得以闪光、人类得以跃进的最大动力：无尽的好奇心。10月17日，厚达六百二十四页的《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六十五岁的艾萨克森用欣快的文风，讲述了一个“格格不入者”的故事：“私生子、同性恋、素食者、左撇子，容易分心，有时离经叛道。”
（详见4版）
隐士之间的竞争和较量
历来都说“浔阳三隐”，而周续之同官场颇有关联，陶渊明讽刺过周，发出“从我颍水滨”这样的呼唤，而到晋、宋易代之后，他同地方官颇有些往来，其暮年甚至有可能应朝廷的征聘重新出山。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这当然是刘宋王朝礼聘陶渊明出山，他也有可能接受；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宋征士”道理即在于此。隐士们之间大约也有些竞争和较量，隐士场中并不完全太平。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凡隐士就一定不是樵夫渔父，而是知识分子（“士”），他们的思想往往比较复杂，行为方式也并不单一。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详见5版）
孟荀之间
两宋是孟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彻底压倒荀学，取得正统地位，《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对于这一变化，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两汉儒学偏重制度的建构，对天道性命关注不够，因此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学在形上学方面遇到巨大挑战，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为了迎接挑战，儒家学者就必须重建道德性命之学，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包含了丰富的天道性命的内容，故受到理学家的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孟子的地位也一再提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理学家或道学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宋代儒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宋代儒学的主题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贯通，宋代儒者是以天道性命为礼乐刑政、名教事业的理论依据，以礼乐刑政、名教事业为天道性命的落实处，故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而谈到礼乐刑政就不能不涉及到荀学，故有宋一代，表面上孟学一支独盛，但实际上荀学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详见13版）
借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数据应用大有可为
当前，在我国进入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借力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应用将大有可为。可以预见，在电子商务政务领域、数据预测分析行业等都会有长足的发展和“精准”价值体现，对于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今人们总是希望大数据应用能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利用，快人一步获得智能分析和预测结果等实用功能，抢占大数据应用产业链的先机，建立具有真正意义和价值的人工智能系统。面对这个终极目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人类关于大数据应用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已呈螺旋上升式发展态势。坚信这种态势一定会愈加强烈，前景亦愈加美好。
（详见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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