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年轻人与214名黑奴的“自由之路”

    历史书写往往源于偶然，埃里克·方纳的《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这本书的起点，是一份意外发现的历史手稿。在美国史学界，方纳是内战、重建和黑人史领域的名家，但在此之前，逃奴和“地下铁路”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几年前，方纳正在潜心写作一本林肯传记（后来获得班克罗夫特奖的《烈火中的考验》），于是雇了一名历史系本科生帮他遛狗。有一天，这名学生告诉方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关于逃奴的手稿。手稿的作者名叫悉尼·霍华德·盖伊，美国内战期间，盖伊是美国三大“便士报”之一的《纽约论坛报》的实际负责人，在此之前，他是纽约废奴派报纸《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的主编。从这份尘封的手稿中可以发现，盖伊在新闻人的身份之外，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内战前夕，盖伊曾经是纽约城“地下铁路”的领袖之一：他负责接应和安置那些从南方蓄奴州一路逃亡至此的黑奴，再把他们送往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安全地带。根据手稿的记录，仅1855年到1856年间，盖伊就救助了至少214名途经纽约的逃奴，其中成年男性137人，成年女性44人，儿童29人，未明确提及性别的成年人4名。同时，盖伊还详细询问和记录了这些逃奴的姓名、出身、出逃原因、逃亡路线和沿途经历。

    只有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才能意识到盖伊手稿的价值。自从1839年“地下铁路”这个词诞生以来，人们就很难区分关于“地下铁路”的种种说法中，有多少源于史实，又有多少只是传说。1853年的《纽约时报》认为“地下铁路”只是一种笼统的称呼，指的是全国各地救助逃奴的不同类型的组织，但同年的南方报纸却认为“地下铁路”是北方人有组织有预谋地教唆奴隶逃跑的机构，甚至还有人怀疑“地下铁路”本质上是个诈骗团伙，专门夸大其辞，骗取那些同情奴隶的好心人的捐款。“地下铁路”的亲历者留下的记录原本就不多，可信度更是参差不齐：逃奴本人当然是最可靠的叙述者，但他们大多不识字。1840年代最有名的两位逃奴是“箱中人”亨利·布朗和混血儿哈里雅特·雅各布斯，他们的自传都经过了废奴主义者的润色或是代笔。像盖伊一样，“地下铁路”的经营者们一般会留下一些记录。然而1850年联邦《逃奴法案》通过后，营救逃奴成了重罪，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地下铁路”的记录都被销毁了。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又有一大批涉及“地下铁路”的回忆录和访谈稿问世，但也未可尽信：废奴派往往过于夸大北方人救助奴隶的功绩，反对他们的南方人又热衷于渲染“地下铁路”的严密组织，以图证明废奴和内战根本就是北方佬的阴谋。有的书中号称从1830年到1860年间通过“地下铁路”逃往北方的奴隶有几万人，其他版本则号称有几十万人。坊间流传的“地下铁路”故事充满了英雄主义和传奇色彩，但其中历史与虚构的边界是模糊的。

    在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地下铁路”故事中，纽约城又一直是“地下铁路”历史的盲点。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大多反感奴隶制，纽约却是个例外：纽约港的经济命脉与奴隶劳动紧密相连。正如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中提到的，美国棉花种植的中心虽然在南方，其转运和经销的枢纽却是纽约。还有布鲁克林的蔗糖、烟草和靛青生意，背后也连结着路易斯安那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1830年到1860年的大多数时候，纽约市长都是亲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地方官吏也热衷于追捕逃奴，帮助奴隶逃跑者一经发现就会被罚款，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入狱。1898年历史学家威尔伯·西伯特出版第一本研究“地下铁路”的专著时就发现，有关纽约城的记载几不可寻。另一方面，纽约又是逃奴北上的关节要道。尤其在1855年尼亚加拉瀑布铁路吊桥落成之后，“上北部”弗吉尼亚、马里兰、特拉华诸州的逃奴乘火车或帆船逃往费城，经纽约中转后前往奥尔巴尼、雪城等地，不消数日就可抵达加拿大。我们很难想象盖伊冒着怎样的风险才记录和保存了这份手稿，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纽约城“地下铁路”运作情况的最详细的记录，更补全了东北部“地下铁路”路线中一片至关重要的拼图。从盖伊手稿出发，结合多种已知的史料，埃里克·方纳不仅还原了1830年到1860年间美国东北部“地下铁路”的组织和运作情况，更深刻揭示出了逃奴问题与内战爆发的关系。

    其实，要不是命运跟悉尼·霍华德·盖伊开了一连串的玩笑，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废奴主义者。那时候，在新英格兰的上层家庭里，当个废奴主义者还是件离经叛道的事。1838年，当25岁的悉尼·盖伊忽然宣布自己要投身废奴主义运动时，全家人都“吓了一大跳”。盖伊的父亲是马萨诸塞州的银行富商，盖伊家的先祖更是显赫：他们原本是1629年追随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来到殖民地的第一代清教徒，还与好几家名门结过亲。如果一切发展顺利，盖伊家也许能够成为亚当斯家、杰伊家这样的政治望族，或是在马萨诸塞继续深耕细耘，成为“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之一。然而，盖伊的祖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错了队”，成了支持英军的“效忠派”，政治生命就此终结。盖伊的父亲转投商海还算成功，但年轻的悉尼·盖伊好像干什么都不太顺：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就因病退学，被家里派去中国做生意却发现不久前广州十三行刚刚遭遇了大火。身心俱疲的盖伊回到美国，跨过俄亥俄河，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想在新奥尔良重新起家，但这门新事业也以失败告终。到了晚年，盖伊还忍不住自嘲道：“我这辈子最值得夸耀的大概也就是我的世家出身了。”

    19世纪30年代，俄亥俄河对岸还有另一样东西：奴隶制。盖伊是个受过良好教育、见过世面的新英格兰年轻人，但他此前从没见过种植园：从1777年到1804年，美国北部十个州陆续废除了奴隶制，但在联邦宪法的默许下，南部州的奴隶制保留了下来。当然，奴隶制看上去跟美国宪法保护个人自由的原则有些冲突，但支持奴隶制的人总能找出种种理由：奴隶制是最符合南方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制度，奴隶制的存废是各州的自由，奴隶在种植园中生活得并不凄惨，奴隶勤勤恳恳效忠主人，主人则给予慈爱、保护和照顾。当时的主流言论是：奴隶制是美国的独特国情，那些主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废奴的人，要么是不通世故的宗教狂热分子，要么是蓄意针对南方人民利益的阴谋家。甚至到了1860年共和党全国大会时，后来成为“伟大的解放者”的林肯还力劝党内各派不要在《逃奴法案》等争议话题上表态，以免引发南方人的抵触。因此，当年轻的盖伊第一次见到密西西比河谷中的种植园时，他并不觉得反感：种植园房舍俨然、田亩有序，奴隶们看上去衣衫洁净、营养充足。然而，当他准备动身去一间种植园考察时，有人递过他一杆手枪“用于自卫”。——既然种植园里的奴隶个个“心满意足”，为什么一个白人男性会需要自卫呢？从这一刻起，对于奴隶制的怀疑深深嵌入了盖伊心中。

    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到访南部的北方人，逃奴的存在就是他们质疑奴隶制的引子。每一个从南部出逃的奴隶，都给“善主忠仆”的神话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实，1860年时，全美奴隶人口已有近400万，每年逃跑的几千名奴隶并不能动摇奴隶制的经济根基。逃奴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一方面引发北方人对于奴隶制的关注、壮大了废奴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逃奴的法律身份引发了绵延数十年的联邦权与州权的争论。如果说奴隶是奴隶主的个人财产，那么北方自由州有没有协助奴隶主追捕逃奴的义务？北方州的人身自由法与南方奴隶主的财产权哪个更重要？正因为逃奴问题引发了这些争议，奴隶制不再是地方性的社会制度问题，而演变成了全国政治问题。当宪法和国会对奴隶制一味绥靖的时候，是逃奴把奴隶制存废的问题强行推到了政府的面前，逃奴问题最终成为内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从表面上看，19世纪美国的奴隶制似乎和当代读者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埃里克·方纳这本书讲述的，恰恰不是奴隶制本身的故事，而是自由与解放从何而来的历史。“地下铁路”的主角从来不是庙堂之高的政治家，它是湮没在烟尘中的贩夫走卒的历史，是被奴役者追求自我解放的历程。正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我们知道了“地下铁路”不仅仅是小说家笔下的传奇，正是这些弱小、困顿、连基本人权都被剥夺的逃奴，撬动了美国历史的进程，正是“地下铁路”沿途那些默默无名的普通美国人，冒着风险帮助奴隶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