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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迎难而上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张法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0月11日   09 版)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全9卷),曾繁仁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拿到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洋洋九卷,不禁心波一动,翻开各卷目录,有些情浪起伏。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至今出版的聂振斌、袁济喜、杜卫、谭好哲、钟士伦、单士联、姚兴全等学人的十余种关于中国美育史的著作,这一横贯古今的通史,可以说既算总结,又是开创。所谓总结,就是把简史衍为全史,从史的角度,让未甚多曾在美育史上露面的人物与思想,尽量全面出场和亮相,把较少的断代著述缀补为整体性通史,而且以史的逻辑和论的框架,呈现出来。所谓开创,就是这一总结同时又将转化为一片新的研究场地,让关于中国美育历史和美育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激荡出新的百家争鸣和百舸争流,使中国美育史的研究,呈现新的景观。

     

        凡涉猎中国美育史的学人,都会感到治美育之困难、曲折、艰辛。美学和教育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一部分,都是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借鉴西方的学术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说,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中国美育史,都属美学,那么,现实的情况是,美学原理的体系著作很快就写出来了(从1923年吕澂《美学概论》到1932年朱光潜《谈美》……),而中国美学史的通史著作则出现很晚,中国美育史则更晚(1988年许有为《中国美育简史》、1992年有单世联、徐林祥《中国美育史导论》,1993年有聂振斌《中国美育思想述要》……),这说明什么呢?中西文化差异在美学和教育学有最为鲜明的体现。从美学来看,写出美学有西方样板即可,最容易,写出中国美学史,必须有中国的特点,难些,写出中国美育史,不但要有中国美学的特点,还关系到中国教育学的特点,更难。

     

        难之一在中西思维方式上,西方是区分型的,先把真善美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然后综合为人性整体,这样,美和美育都有独立的地位。中国是整合型的,真善美在区分的同时就相互关联和互相渗透。美与真、善,美育与德育、智育相互关联,并为之服务。中西思维各有特色和长短,深讲太复杂,不在这里展开。但蔡元培、王国维等在创建中国现代美育时,就感受到中西差异,但力图结合中西来予以进行。首先,善、真、美以及相关的德育、智育、美育要区分开来,蔡元培在《哲学总论》(1901)中说“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然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该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谈到美育时也讲:“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这与席勒《美育书简》以来所形成的西方美育思想,虽然总的来讲可谓殊途同归,但其观念论述和具体践行,又差别极大。正是在这一文化区别中,中国美育史,陷入到甚多的困难之中。

     

        其一,有从中西的区别中体会中国古代美育之难,西方的美育正如西方的美学,非常清楚,有明显的论述路径进入,中国的美育,正如中国古代的美学,嵌在各类文献之中,寻找出来甚为不易,从而中国古代的美育文献,不容易一次进入就可厘定完成。因此——

     

        其二,有把中国古代分散在不同类型中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之难。美育,不仅关联到美学思想,而且关联到教育学,中国古代美学史经过百年演进,在资料的整理上已经有了相当成就,但中国美育史资料,除了中国美学思想材料之外,还关联到具体的制度、课程、教材、教学方式等,至今还未形成专门而系统的整理。《通史》从美育“思想”进入,实际上是凭借中国美学史成就的方便,由美学思想而扩展到美育思想,其所取得成就,值得充分肯定,但美育与其他方面的关联在当前研究尚未完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美育思想梳理更有效进行。

     

        其三,整合中国古今美育思想差异之难。古代的美育思想,在嵌在各类材料之中,以古代整合型方式呈现的,现代的美育思想,直接借助西方美学思想,有一明晰的主题统帅、思想体系、学术脉络。而现代美育,本身又在西方区分型思想和中国古代整合性思维的矛盾与调适中进行,因此,把古代美育思想和现当代美育思想分别呈现是容易的,进入到其中的深层次问题则较困难。《通史》作者在以前多本简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外在的扩容和内在的深化,但如何更好地对接古今,一直是美育史的难题,也是美学史与好多学科的难题,因此,《通史》在这方面的尝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推进学术的现实意义。

     

        治中国美育史之难,不仅在这三点,但从这三点,就可以看到,写这样一本通史之不易。面对中国美育史之不易,《通史》的作者仍迎难而上,我想,在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对美育的巨大需要。正因为治中国美育史的不易,《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的出版给这一领域带来的学术升级,同时也应会激起这一领域正在争论中的种种重大问题的新一轮讨论。我想,《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的意义,不仅在于相对于以前所出的著述来论,有一个大幅度的升级,更在于在以升级的方式呈现来的总结,成为关于中国美育思想史的进行在新的层次上进行新讨论的多样性的点和多样性的面。也许,正是在《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所规范所引出所激发的讨论中,中国美育通史的研究将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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