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

    记忆从来不太可靠，更何况是在怀念师友的时候。很多烙在心头的印记，自以为确凿无疑，其实是多年辗转反侧、不断剪裁修饰的结果。若没有日记或录音，说某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说了某句名言，那大都是经过岁月浸润，夹杂了某种个人感情。我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自然也在此列。

    我的朋友中，言必称鲁迅的有好几位，且引证时大都八九不离十。据说上一辈学者更厉害，可以当活字典信赖。到我这一辈，即便特别喜欢鲁迅，出过好几本研究专著的，也都做不到这一步。引鲁迅的话而能“出口成章”，这与鲁迅写作的“语录化”有关。不是所有名著都能被随意摘引且广泛流传的。就像《世说新语》中人物一样，鲁迅的许多言论让你过目不忘，关键时刻很容易涌上心头。

    大概是受研究对象影响，鲁迅研究者中，不乏提炼隽语佳言的好手。王富仁兄便是其中一位，他的很多精辟犀利的言谈，传播力远超专业论文。

    我与王富仁兄的交往，说多不多，说少不少。1984年秋北上求学，因老钱、赵园等师兄师姐的关系，我很快结识了富仁兄。记得80年代末，还曾一起定期到电影资料馆看内部片，说是拓展“学术视野”，顺便给杂志写文章。此外，就是朋友间聚会了。可惜富仁烟瘾很大，而我又天生“戒烟”，每次都尽可能坐得离他远点，因此也就漏过了不少富仁兄随烟雾喷出的佳句。尽管如此，还是有三句话让我不能忘怀。

    第一句的时间地点很确凿，那是1991年春夏间，山东大学中文系孔范今教授邀我们到济南、曲阜等地旅行讲学。有一天晚上，从大气候谈到小气候，还有自家学问前途等，大家不免感叹唏嘘。擅长自我反省的钱理群说到自家学问的局限，还有下一代的无限可能性，王富仁当场反驳：老钱，不要再说这样泄气的话了。我们这代人历经苦难，不断挣扎与探索，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将生命与学问融合在一起，后世学者不一定做得到。这是我们的强项，不改初衷，不求时尚，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金光大道”。此话深具历史感与思辨性，在座诸君很受鼓舞。二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谈钱理群、洪子诚、王富仁、赵园、吴福辉那一章，我专门引述了王富仁此言，作为一代学人的标识（说不定还可以作为墓志铭）。

    第二句话不记得具体时间地点了，大约是9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某次朋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聊起新文化运动，富仁兄又高谈阔论起来：对于鸳鸯蝴蝶派，就是要打压，狠狠地打压，否则新文化怎么建立合法性？那些平等看待旧体诗与通俗文学的说法，纯属书生之见，平和到近乎平庸的地步。这话过于强调策略性，且完全站在新文化人立场，不太符合我对历史学家的想象。不过，这让我想起陈独秀“老革命党”的气质，“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三句话产生于2009年4月，我在北大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富仁兄欣然与会并发表精彩论文。会议空隙中，富仁兄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对于社会上各种借“国学”名义而泛起的沉渣，北大不能沉默，应奋起反击，这是你们的责任。别的学校随风起舞可以原谅，你们北大应该中流砥柱。若你们只顾书斋中的学问，不管沉渣如何泛起，总有一天，我连沉渣带这不作为的北大一起骂。

    如此自信、执着、激愤，确是斗士姿态。随着富仁兄这一代学人逐渐离开舞台，那种坚守鲁迅立场，是非曲直，棱角分明，兼及书斋与学问的取向，越来越少见了。念及此，格外怀念富仁兄。